Jul 3,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冷战, 建构主义
Daniel Bourmaud
翻译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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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初以来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以一起突发事件再度升高，2010年3月26日，南韩籍潜鉴沉没并造成46人死亡。在此情况下，首尔指控平壤蓄意攻击其潜鉴「天安号」。面对南韩总统祭出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方案，北韩以断绝与其南方邻国的全面关系来回应，并自六月底起，采取新的军事手段，且加强核武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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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此次紧张情势根源於半世纪来的历史纠葛；韩战後正式划分两方领土并以北纬38度为界。历经1950年至1953年三年的战争 (是除两次世界大战以外，最惨烈的战役) ，冲突之所以结束并非因签署一项和平协定，而是板门店停战协议。
冷战期间两韩大体上遵从维持现状，而自1991年，南丶北韩同时加入联合国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局面。两韩关系改善的新纪元暨「阳光政策」自此展开，具象徵意义的措施如设立联络处丶南韩提供北韩经济协助丶失散亲人重聚等，最有代表性的则是开城经济特区的设立。然而，2002年小布希总统决定把北韩列入「邪恶轴心国」之一，激起北韩「围困症候群 (syndrome obsidional)」。北韩原愿意接受六国多边协商 (中丶美丶日丶俄及两韩)，但之後却改以隔离主义战略应对，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NPT）以藉助核武威吓。
理论框架
建构主义理论似乎最适宜用来解释政治和社会的变动，因为，依据温特 (Alexander Wendt)的说法，国家行为者的意识可构成一个具高度说明性的变数。此类心理学方式的政治分析亦有助於理解冲突发生的方式，并阐明行为者依循自身利益所表现出的作为。
两个方向将帮助我们重组丶描绘出这复杂的过程。首先，当自尊遭到贬抑时被认为是一种污辱，因此可适当地反击以便脱困。然而，依照布侯 (Philippe Braud) 所述，行为者也能够「利用其尊严受到的损害」以强调身为受害者的处境，并且「加强运用合法的防卫，但实际上这举动却显露出其好战本质」。
案例分析
从西方世界的角色分配里面，平壤完美地诠释一个恶人的角色。事实上，北韩在西方国家的眼中表现出的是一种极度的虚伪和表里不一。北韩的推托和拖延战术可以轻易地被感受到，更何况这个国家明确地要求拥有最优势武力的权利，亦即核武。这个观点却藏了一个死角，无视於北韩自己营造出的形象以及它如何设计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受威胁且被损害的意识。北韩自满的意识可追溯至高句丽王朝 (西元前277年至西元676年)的荣耀历史，其领土曾广至中国并以平壤为首都。直到今日，北韩仍宣称为此王朝的继承，且曾 在十至十四世纪统一韩国。尽管为此感到骄傲，北韩辉煌的历史却遭到无数次威胁，如十九世纪时西方国家入侵，1905年至1945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亦或是韩战时美国帝国主义统治。
认可北韩为世界上最後一个史达林共产主义国家或许可抚慰其遭受围困的情绪。针对北韩所能采用的预防措施目前都已告一段落，但实际上，缺少这类措施不利於整个大环境。将北韩归类成邪恶国家， 美国强迫北韩承受这项道德分类所带来的冲击，且其伤害程度并不雅於美国在南韩的兵力部属。平壤坚决要求将自己剔除在这个名单上，除了认为其损害名誉，抑是为了逃过制裁，并夺回被嘲弄的自信心。
被利用的意识。对北韩的领导人来说，被害人的处境，显然地可做为动员或巩固自身的有利手段。在此情况下，使用实质的武力可作为其自认为象徵性暴力下的受害者之回应。
如此的分析当然违背现在最为人所知各个学派的研究结果。这个分析甚至可看成一种挑衅，但北韩政权似乎把军事实力的提升当成首要任务，且其独裁又反覆无常的特性和强制力的系统化使北韩显得更加危险。然而，意识层面最後仍扮演关键角色。因此，我们可以更容易理解为何蓝可夫 (Andrei Lankov) ─ 最熟稔韩国问题的专家之一─ 呼吁不以制裁方式，亦即武力，而应投入长时间以劝说北韩方面的意见。
参考資料
Braud Philippe, L’Émotion en politiqu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1996.
Braud Philippe, « La Violence symbolique dans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 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Congrès de Toulouse, Table ronde 6, 2007.
Lankov Andrei, “Changing North Korea, An information Campaign can Beat the Regime”, Foreign Affairs, 88 (6), Nov.-Dec. 2009, pp. 95-105.
Lindemann Thomas, Sauver la face, sauver la paix. Sociologie constructiviste des crises internationales, Paris, L’Harmattan, 2010. Coll. Chaos International.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Jun 23,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交通, 全球化
Yves Poirmeur
翻译 陈宗胤
Passage au crible n°26
2010年4月14日冰岛的艾雅法拉火山爆发了。一股严重影响飞航运作的火山粉尘云，逐渐扩散至整个欧洲上空。为了避免飞航事故的发生，许多国家的航空单位，如英国、冰岛、挪威、瑞典、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德国及法国，都在其全部或部份领土上停止了空中交通。在交通瘫痪的期间内，10万次的航班被取消，代表了近800万的乘客与空中货运量。对于全球的经济影响高达50亿美元，其中欧洲部分占了26亿，光是法国就损失了2亿6000万。对于航空公司来说，他们则损失了1亿8800万美元。至于旅行社部份，损失金额则达到了3100到4000万美元之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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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预防或预警是不可或缺的吗？火山粉尘云对于飞航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两起由于飞机穿越火山云而造成坠毁的事故，一起是1982年印度尼西亚的加隆贡火山云造成英国航空的客机迫降，另一起则是1989年阿拉斯加的里道特火山云造成一架载有500名乘客的荷航客机引擎故障，幸亏机组员全力重新启动，才安然无事，其它还有20多起的类似事件，造成了上百万美元的损失，后来飞航的安全法令也全面避免类似的风险。从位于欧洲的气象观测局中的火山粉尘咨议会(在伦敦的火山云顾问局及在土鲁斯的火山粉尘观测中心) 所提供的指针显示，飞机必须绕过火山云，当目标机场无法抵达时，则必须改变降落地。这个规定的首次执行，是在全世界空中交通最繁忙的地区-每日容纳1300航班的伦敦希斯洛机场，以及一年有8300万旅客经过的巴黎戴高乐机场-这代表着预防与预警原则的全球化，也突显其限制。它带来的危机也让我们开始思考跨国经济矛盾的提升，以及全球政治的破碎。
理论框架
一、 预防 (précaution) 与预警 (prévention) 原则的全球化。在危机当中，预防原则较少被提及，反而是预警原则较常被提出讨论。因为一般来说，预防原则针对的是让一个假设的严重危机不发生，但即使是那些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不确定危机是否会发生。这个原则要求针对风险进行评估程序，以及暂时性的有效措施，以避免危机的发生。在实际上，风险已经被以往的例子所证实，例如逃避规范造成的意外、高额的修复费用、以及进入火山云造成的机件损坏。飞航单位停止空中交通的决定其实是符合预警原则，因为它在避免乘客真正的遭受危险。
二、 经济跨国化与政治破碎化。这场危机并不单单只是自然灾害所造成。飞航调整政策的差异更加重了这场危机。同时，飞航企业的经济逻辑，以及透过世界整合使得经济极度依赖运输系统的良好运作的贸易全球化，更扩大了这场危机的范围。
案例分析
在这个案例中，有数个因素使得预防和预警原则得以被应用。一方面，由于风的因素，使得火山云的位置难以确定，另一方面，仍然缺乏客观的科学数据，来定义对飞航安全造成威胁的火山云密度；最后，也欠缺有效的工具，来对不同的空中区域进行火山云密度的测量。为了减少停飞造成的经济损失，我们可以利用气象数学，来进行地图化的风险分析。但这并无法得知火山云的密度。因此，方法是相当简单实际的-针对不同的飞行路线发射试验飞机-风险的强度与变化由航空公司进行试验，并与相关公权单位进行协调。欧洲交通部长会议针对空气中的粉尘密度，制定了三种不同的风险程度：1) 高度风险区域，交通停止；2) 中度风险区域，由各国自行决定；3) 低度风险区域，交通维持正常。在这样的行为者分配下，的确没有谁可以真正获得利益-从航空公司及调整单位开始-如果有飞机损坏或是意外发生，甚至是随后可能引起的对飞航失去信心。然而，安全咨议的重新审查如果没有伴随着全新的风险评估制度与措施的话，将会凸显，对于我们这个议题缺乏谨慎思考的事实，尤其是这个议题关系着一个经济高度依赖的社会中基本的运作。
数个因素使得危机更加严重，让情况变的更加复杂。首先，欧洲空中区域的调整模式似乎是很不合理的。不依照功能性进行划分，欧洲空中区域反而是依照国界做切割，在这样一个广大的范围中，反而增加了很多连接的隘口，让运输更形复杂。再者，欧洲并未将空中运输议题交给超国家专门机构负责，而是交由国家层级的机构，进行超越欧洲层级 (Eurocontrol) 的调整。接着，航空公司所采用的金融模式导致了航空区域的封闭性，即使是部分的。虽然航空公司透过设立一些交通幅辏点，以方便对飞机进行装填，但是大型航空公司更会因为这些点的阻塞而遭受损失。至于那些低成本的公司，当他们透过在各个小型机场间进行飞行连结以获得利益时，若是有着交通中断的风险，他们宁愿取消航班，也不愿让乘客卡在机场。最后，国际分工与专业化，以及全球流量的发展-货品、服务和旅游-都会使得一个交通繁忙的空中运输点的意外中断，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所以说，全球化越是发展，国家层级的调整就更不适用，为了确保交通的顺畅，对于交通调整的压力也会越大，以要求对那些需要的事务限制使用预警原则。
参考資料
Gérald Bronner, Étienne Géhin, L’Inquiétant principe de précaution, Paris, PUF, 2010.
Marie-Anne Frison-Roche (Éd.), Les Risques de régulation,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Dalloz, 2005.
Philippe Kourilsky, Geneviève Viney, Le Principe de précaution : rapport au premier ministre, Odile Jacob,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00.
Daniel Gaïa, Pascal Nouvel, Sécurité et compagnies aériennes, Éditions du Puits Fleuri, 2006.
Institut Pierre Simon Laplace (Université de Versailles Saint-Quentin), LATMOS, « Suivi des émissions de cendres du volcan islandais Eyjafjöll » 20/04/2010. Site Internet easa.europa.eu.
Jun 12,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欧盟
André Cartapanis
翻译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25
自从希腊的公共债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连串争议在欧洲愈演愈烈。是否应该采行一项金融支援政策以照顾欧盟的「坏学生」，以救助计画的形式编列7,500亿欧元；此项措施将同时搭配大幅度的调整政策，不只在希腊境内，亦延伸到全部欧元区国家？是否从此刻起应当采取极端严厉的预算规范以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或者，相反来说，是否应该开始思考解散货币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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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於1999年创立的单一货币，其首要目的即是终结再三重复的危机，不仅打击欧洲的经济并阻碍其成长率。此後，资金流动自由化在欧盟内部完成，固定的汇率应能带领单一市场，过去多重的货币政策变得不可行，除非是为了重新挑起汇率危机。因此，凭藉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的信用，欧元的创立，原本应能确保一个更有效率的货币政策，如对抗通货膨胀。欧洲央行负责欧元区的物价稳定并依照「成长暨稳定协定 ( Pacte de Stabilité et de croissance)」监督各会员国的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此外，在欧元区内消除国际收支平衡 (balances de paiements) 和汇差所带来的疑虑，欧元理应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间。这个新的货币也应该能够降低和其他货币交易时汇率的不稳定性，尤其是美元。然而，欧洲内部空间表现出极端不平衡性，我们在相当程度上轻视了欲以单一货币领导总体经济发展可能遭遇的困难，自此，经济货币联盟 (Union Économique et Monétaire) 不再是一个最适货币区 (zone économique optimale)。
理论框架
一、 最适货币区。理论上，为了维持正常运作，货币联盟必须能够回应一系列总体经济的准则─人员丶特别是工作的自由流通丶联邦预算丶一致的用词─，也就是说，对欧洲货币联盟内的任一会员国来说，面对单一货币政策以及当求助於调整汇率变得不可行时，必须试图承担各项不对等的冲击。关於加入最适货币区的程序，认为必须严格遵守入会相关规范的支持者提出他们的疑虑，另一方面，部分说法则是强调加入欧元区的後续效应将会施加在各会员国的经济特性之上，因此经评量之後，有助於改善区域内总体经济的运作。
藉助强化的欧盟内部金援，欧盟内的贸易发展丶金融整合和与其相应的货币整合应当引领生产周期加速同步以及消费层级的平衡。但是，这个剧本如今看来过於乐观。相反地，2000年以来的十年间，可以归结出欧元区内各国的经济成长幅度差距加大，甚至在欧元刚开始设立时，差异即已相当显着。
二、 欧元区经济体间的不平衡性。整个欧元区内各经济体不平衡的情形持续存在─家庭和国家负债多少影响了经济成长丶财税制度扭曲丶社会制度歧异丶国际专业化模式─，但这并不等代表阻碍经济货币组织的运作效率的原因。事实上，薪水的差距和专业化模式的差异持续存在，相反地，自然而然导致参与份子间更大规模的利益分配。然而，这意味着这些区别化并不会伴随着持续性的总体经济不平衡，如经济成长丶失业和负债等方面，而使得这个形式无法支持下去。但是，十年来，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以及成长暨稳定协定强制规范的「下层」预算政策的合作并无法有效预测欧元区各经济体各自的成长率。此外，各经济体反倒受害於会员国间反覆出现的总体经济不平衡问题。最後，各经济体变得更脆弱，整体表现并不出色，尤其是经济成长和失业问题方面。当然，全球经济危机更加恶化这个过程。
案例分析
从2000年代中期以来，欧元区内的差异性显示在各国差距甚大的出口表现上，其中亦包含欧盟内部市场。此差异性来自於各国薪水支出的演变以及家庭和各政府的负债率。而除了这些既存的差异问题，供应和需求的冲击已导致各国内部扭曲，且调整政策无法在欧盟层级施展。欧元区的规范和经济治理机构，毫无疑问地仅能适应低程度的循环性冲击，但无法有效回应总体经济和结构性的强烈变动，尤其还得面对德国的薪水限制政策。
走过马斯垂克和阿姆斯特丹条约，欧洲各国政府目前停留在货币政策的十字路口上。事实上，他们不是走过了头，在一个经济空间内创立了单一货币，却又准备不及，未能达成货币稳定这项唯一的目标；不然，他们就是在往欧盟经济政策整合的半途中停了下来。
我们需了解到不能把货币联盟限制在一个简单的技术层次，而又期许它能推动经济政策的相关措施并降低伴随汇率不稳定性而导致的运作不良。对许多人来说 (我们可以提到 Jacques Delors，经济货币联盟代表的是一个政治计画，引导欧洲迈向更深层的经济和政治整合。然而，欧元区危机，正如同全球化和後危机的「新经济成长」所带来的种种挑战，自此成为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建立一个新型态的欧洲货币组织显得刻不容缓。
参考資料
Beetsma Roel, Massimo Giuliodori, “The Macroeconomic Costs and Benefits of the EMU and other Monetary Unions: An Overview of Recent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0, (forthcoming).
Cartapanis André (Éd.), “Les enseignements d’une décennie d’euro”, Numéro spécial de la Revue d’ÉconomiePolitique, 120 (2), mars-avril 2010.
European Commission, “EMU@10: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after 10 Years of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uropean Economy, (2), 2008.
Mackowiak Bartosz, Francesco Paolo Mongelli, Gilles Noblet, Frank Smets, (Ed.), The Euro at Ten – Lessons and Challenges, European Central Bank, Frankfurt, 2009.
May 26,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公共卫生, 南北对立
Clément Paule
翻译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24
由世界卫生大会在2007年5月所订立，世界疟疾日在2010年4月25日举行了庆祝。这项活动召集了针对这种寄每年感染超过250万人口，并造成百万人口死亡的寄生虫病所奋斗的行为者。此外，疟疾瘟疫仍然在上百个国家流行，主要在非洲 – 占其死亡率的85％ – 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统计显示，经过证实的病例数在27个国家中减少，包括赞比亚，卢旺达和厄立特里亚。此外，自2003年以来，国际资金挹注增加了将近6倍，在2009年达到$ 1.7亿美元。令人鼓舞的是，这种情况重振了根除这一致命的人畜共患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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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这种寄生虫引起的疾病 – 恶性疟原虫 – 及其传播途径 – 按蚊蚊子 – 发现于19世纪后期。但在防治疟疾方面的国际合作，限于1924年成立于国际联盟委员会。在20世纪的第一部分，在国际上对抗这种寄生虫的许多倡议是由慈善机构发起的。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在30年代建立了具体的研究方案，从而有助于在美洲和欧洲进行疟疾载体的根除。此外，自1946年成立世界卫生组织以帮助全球根除这一祸害以来，疟疾已消失于大多数西方国家中。在这方面，第8届世界卫生大会于1955年针对根除疟疾计划的基础上，发起了两个工具的组合：氯喹 – 第一个先合成抗疟疾 – 和DDT杀虫剂（二氯二苯三氯乙烷）。然而，这个运动的技术方向和由上而下的管理忽视了当地的现实。最后，增加由疟原虫和蚊子发展的阻力加剧了根除疟疾计划的财政和组织的困难。根除疟疾计划是一个赤裸裸的失败，世界卫生大会并在1969年公开的谴责这项失败。
自此之后，疾病议题似乎从国际议事日程上消失，直到90年代才又开始进行倡议，使得抗疟行动得以重新部署。例如，阿姆斯特丹会议的世卫组织在1992年举办，或是订立了消除这种寄生虫进入了千禧年发展目标。此外，在2000年阿布贾宣言中，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承诺到2010年减少一半的疟疾死亡率。与此同时，新的合作制度也开始建立，其中一些 – 私人行为者，如盖茨基金会 – 占极重要的地位。这种配置有利于加强与跨国公司的联系，特别是制药公司。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异质的集合组织了公私合作模式，在1997年与1999年之间出现的遏制疟疾伙伴关系 （Roll Back Malaria Partnership），疟疾新药研发公司 (Medicines for Malaria Venture) 或疟疾疫苗倡议 （Malaria Vaccine Initiative）。这些事态发展表示关切资金的方式 – 加上防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在2002年1月的创建 – 总量已大幅增加。在盖茨基金会，世界银行的疟疾助推器计划 (Malaria Booster Program) 和美国总统的疟疾倡议 (United-States President’s Malaria Initiative) 的联合努力，将很快达到每年50亿美元的目标。现在，全球防治疟疾行动计划，以遏制疟疾伙伴关系在2008年提出，作为大多数利益相关者服务的路线图。
理论框架
一、 机会之窗。这个由 John Kingdon 提出的概念，在于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被列入政策制定者的考虑当中。因此，世界疟疾日，有利于反对这种感染的国际努力。
二、 使工具变化专名事。抗疟疾策略形成了一个技术方向，并利用其工具的盈利能力和效率，来进行合理化。然而，这样的经济逻辑忽略了这些措施的社会层面，并且可能会为了在短期内迅速修复而蒙受风险。
案例分析
首先，从90年代开始，直到2010年4月25日的大游行，代表了参与活动的动员强化。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疟疾日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是因为由联合国大会决议案55/284所通过的防治疟疾十年计划刚刚结束。除了这个考虑，全球基金捐助者会议将于2010年10月在纽约举行，以确定这些人直到2013年所该负担的义务。在这个世界疟疾日的基础上，透过科学会议，集会和体育界纪念活动，代表了对这个疾病斗争行为者的机会之窗。然而，这第三版的特色就是 Counting Malaria Out （打疟疾）的口号，明确的指出由比尔盖茨在2007年重新倡导消灭疟疾的理想。然而这个目标 – 在1969年的失败后，就被世界卫生组织搁置以来 – 标志着与过去的失败经验划清的象征意义，并进一步藉由一个关于革新并有效的行动模式来奠定了达成共识的基础。
但是，如果数据评估是令人鼓舞的，那么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则谴责着无理的乐观。疟原寄生虫开始对青蒿素具有抗药性的– 这项抗疟药物在70年代被研制 – 并能够抵抗许多杀虫剂，例如菊酯类农药。此外，最近的研究发现在一些猴子上出现病原虫，这对于原先仅针对人与蚊子之间进行研究的封闭系统提出了质疑。如此看来，防治疟疾的全球运动被批评为只是中程的。除了对于国际卫生政策的技术性批评之外，这些反对意见也批评未将本地行为者包括在内。在这个角度来看，根除疟疾的目标只具有广告效果，只是短时间的方案，并没有提出任何长期的承诺。此外，盖茨基金会被指控透过支持那些有利可图的方案，例如普遍进行免疫，使得根除疟疾计划偏离正轨。科学研究的成功，虽然让疟疾疫苗顺利发展，但并不能保证它的社会效果，也就是说，全体人民的实际使用并不能被确保。借镜A流感的例子，在抗疟疾行动中了一个错误的狭隘想法，那就是认为只有疟原虫的复杂性才阻碍了超过20年以来的研究。
若我们将对抗疟疾只限定在技术层面上，这将会掩盖了一直普遍存在的南北差距。事实上，大多死于疟疾的患者都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儿童和孕妇。换句话说，制药公司无法预期投资将有可观的回报，而相关的创新成本往往很高。然而，有些措施已经实施，如葛兰素史克 （GlaxoSmithKline 药厂）的非洲疟疾伙伴关系 – 这是目前测试的疫苗RTS,S – 或赛诺菲安万特 （Sanofi-Aventis）的影响疟疾项目 （Impact Malaria）。但是，即便公众和私营部门伙伴关系让私营部门进入疾病领域，这样的关系并不是没有含糊之处。世卫组织多次谴责37个实验室不顾引发寄生虫抗药性的不良后果，坚持将青蒿素做为单一治疗药物以进行商业化。从今以后，防治疟疾的胜利，将必须同时考虑到科学层面的进步，以及全球公共健康的社会层面。
参考資料
« Malaria 2010: More Ambition and Accountability Please », The Lancet, 375 (9724), 24 avril 2010, p. 1407.
Guilbaud Auriane, Le Paludisme. La lutte mondiale contre un parasite résistant, Paris, L’Harmattan, 2008. Coll. Chaos International.
Kingdon John W.,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2ème é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5.
Shah Sonia, « Une autre approche contre le paludisme », Le Monde diplomatique (674), mai 2010, p. 10.
Site de la Journée mondiale du Paludisme : http://www.worldmalariaday.org [24 mai 2010].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Malaria Report 2009, 2009, disponible sur le site de l’OMS: http://www.who.int [24 mai 2010].
May 24, 2010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国防, 安全
Jean-Jacques Roche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23
2010年4月12日及13日，在美国总统欧巴马的推动下，在华盛顿召开了关于核武恐怖主义的高峰会，此会议聚集了四十七个国家的元首与政府代表，此会议举行在5月3日至28日于纽约召开的核不扩散条约 （TNP） 审查会议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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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恐怖主义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穷途末路的反抗份子所使用的武器。也就是这个原因，在冷战时期，只有西方阵营国家须对抗这种形式的威胁，这种威胁主要是在国家的通讯工具上发生影响。在此方面，必须提及1979年所通过的反劫持人质公约与1988年的反海盗行为公约，以及最终的1988年罗马议定书，此议定书目的在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的非法行为。而两极化冷战局势的结束让国际公约对这个属于国际关系关键问题的处理方式得以进一步更新，特别在九Ｏ年代初期，冷战的结束使发展中国家不再对公约的规定强烈地反抗。随后在1994年12月9日，一项「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决议文得以在联合国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这项条文预告了在1998年1月12日通过的制止炸弹恐怖袭击公约。
核子武器于1945年起存在至今。但是至今全世界只有九个国家持有核子武器，不管是官方核可的合法核武国家或是非法持有核武国家（中国、北韩、美国、法国、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英国与俄国）。按照惯例，裁减核武的外交方针是由以下两个机制来管理支配：八个核不扩散审查会议（核不扩散条约在1968年签订，于1995年起时效无限期延长）和四项战略武器裁减条约，针对此条约美俄两国总统已在2010 年4月8日于布拉格签订了新的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最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TICEN） 在1996年批准通过。迟至今日，在伊朗使整个全球非核化过程受到威胁的同时，由于缺乏足额的成员国批准，此项条约目前尚未全面生效。
在这样的背景下，华盛顿会议主要在强调核武相关议题对世界安全可能造成的危险与影响。事实上，今后关注的焦点不再只是核子弹头与其运载工具，而是可用以制造「肮脏炸弹」（放射性炸弹）的所有可裂变物质。可能在民间发电厂或核子动力船等场所，或者在疏于管理的核弹头仓库，超过1600吨的铀元素与500吨的钚元素就这样被散布到世界各地将近60个国家境内。
理论框架
1. 全球安全。1983年理查德德・奥曼 （Richard Ullman） 的「重新界定安全」 （Redefining Security） 一文为全球安全概念建立了基础，随后在同年巴瑞・布赞 （Barry Buzan） 在其著作「人民、国家与恐惧」中将此概念扩大地分析说明。传统外交策略的安全研究途径必须由四个面向来加以补充：1) 经济；2) 人权；3) 价值观；4) 环境。全球安全概念原本是由哥本哈根学派以建构主义理论来诠释，随后各国与各国际组织普遍接受这个观念，并视之为可操作的执行框架。
2. 危机的模型化。透过罗杰斯・布鲁贝克 （Rogers Brubacker） 与戴维・莱顿 （David Laitin） 的研究，我们可将危机与暴力区分开来，即所有紧张的情势并非必然走向暴力的局面。从肯尼斯・华尔兹 （Kenneth Waltz） 的理论提出以来，相关研究将下列三个方面作严格的区别：1) 个人；2) 政治权力机构；3) 国际权力结构（于1959年发表的「人、国家与战争」中有所提及）。因此我们必须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结合三个面向的因素，试图从国内与国际层面来探讨个人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与导致的后果。
案例分析
华盛顿高峰会引领各国重新思考安全领域的官僚运作模式面对核子恐怖主义的应变能力。事实上，核武威胁具有毁天灭地的灾难性，因此其应变过程涉及不同部门人士的投入，国际合作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主要的危险是来自于放射性炸弹的设置，相对地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些炸弹其实留下许多易于辨认的轨迹。只要警示信号及时地被传送出去，反间谍部门与警察部分的运作效能就可大大地降低恐怖攻击成功的机率。因此，在中央集权的权力结构内部来结合运用各专业部门的机能，例如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与法国的国内情报局，这个策略让各国能有效地处理信息，并减少国内与国际上情资搜集的竞争。华盛顿高峰会除了再次提醒全世界有关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它还让各个国家代表意识到培养共同安全概念的必要性。
相反地，放射性炸弹的设置 － 犯行者本身亦受到死亡的威胁 － 使公共部门应对个人决策行为的反应效率受到挑战。而国家行政部门迟迟不愿顺应全球安全的概念，在此概念中国家已不再是主要的课题，全体人类才是最终的目标主体。这个主张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事实上主要的威胁不再属于国家间事务的范畴，而是属于跨国性的事务。举法国的国防白皮书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因应全球新局势在调整上遇到的困难。八Ｏ年代初期以来，全球安全概念就不断地在文献著作中受到讨论，然而1994年问世的法国国防白皮书却完全没有参考此一概念。事实上，直到2008年新版国防白皮书公布后，这个概念才成为公共权力部门的核心，而1994年白皮书的拟稿人也成为2008年白皮书编写委员会的主席。此外，全球安全这个概念也有助于对「犯行者在决策过程中的焦虑性行为思考」进行研究 － 根据让・杜福科 （Jean Dufourcq） 的说法 －这些放射性炸弹的设置加深了社会大众与国家权力当局的恐慌与不安。法国国防白皮书也制定编写人员的心理素质图表，以排除任何决策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并且可供未来参考利用。换句话说，以往政治行政机构在决策过程中的思考看来似乎都能顺应局势以避免重蹈覆辙。然而，未来的恐怖主义行动将以个人决策为决定性因素，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家权力机构显得毫无招架之力。
参考資料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ght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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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Jacques Roche, « Épistémologie de la Prospective Sécuritaire », Défense Nationale, juillet-août 2009, pp. 16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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