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 1, 2011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中國, 外交
Jenna Rimasson
翻譯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36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經歷了芮氏規模 9 級的地震,其震央發生在太平洋。地震立即引 發的海嘯,摧毀了日本群島的東海岸,而該地區有相當密集的核電廠。因此,除了此一人道危 機,還發生了影響全世界的核災難。日本的鄰國,中國政府,對日本的悲劇迅速作出反應。中國 政府派出了救援隊,為幸存者提供緊急救援物資,甚至燃料,同時在大學和一些公共場所組織動 員,收集捐款。最後,中國政府已疏散在災區的 3000 名中國公民。但是,這起事件最重要的是將 導致中國重新檢視自己的原子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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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在 1281 年,神風台風摧毀了企圖入侵日本列島的忽必烈蒙古艦隊。此類天然特性,使日 本相對於中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仍能保有國家的獨立性。
相對來說,中國對日本,分別在 1895 年和 1931 年,歷經兩次重大挫敗。後一次致使日本 占領滿洲,直至 1945 年,投在廣島和長崎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這些歷史事件仍舊會引起外交關 系緊張,日本首相小泉參拜東京靖國神社或中國宣稱擁有對釣魚島其及附屬島嶼領土的擁有權就 是證明。然而,2008 年 5 月 12 日在四川發生的地震,改善了中國和日本的雙邊關系。事實上, 北京接受了日本救難團隊的人道援助。
從核問題整體來看,不要忘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核武大國,並曾在 1964 年 10 月 16 日在新疆羅布泊進行第一次核試驗。 在 1984 年,中國成為了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會員,也在 1992 年 3 月 9 日,在多年的否決之後,北京終於批准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理論框架
一、 緊急援助。當自然災害發生時,國家,亦或者是非政府組織 – 尤其是擁有國際規模者 – , 向災區提供資金和物質援助。除了表現同理心,這種援助提高了捐贈者的知名度,並允許他在世 界舞台上展現他的道德價值觀。
二、 通過非正式渠道的外交行動。民間社會行動者繞過傳統的機構以實施的對外政策,而與國 家的外交政策有所不同。這種現像闡明了由美國政治學家詹姆斯‧羅斯諾 (James Rosenau)所提出 的技能革命(skill revolution) 的概念,羅斯諾呼籲重新評估民間社會行動者的角色,並考慮宏觀與 微觀混合描述。
案例分析
中日關系正處於一個困難的階段,無論是在南中國海的軍事緊張衝突或日本嚴重的經濟危 機。傳統外交機構時常處在癱瘓的狀態,阻礙了北京和東京之間真正的對話。然而,四川大地震 和這次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本州島的地震,是促進兩國人民團結的一個重要契機。事實上,中國 人民仍記得他們的鄰居提供的協助,而現在反過來動員來援助他們。微觀的互動,在個人層面上 建立,顯然地侵蝕了民族國家的框架。在此危機和緊急情況之下,地方各級部門跳過中央政府部 門和中國共產黨 – 與日本建立姐妹市關系目前正在發揮功效 – ,甚至是民間社會響應各協會和 國內非政府組織的救援行動,如中國紅十字會。這說明了,必須迅速采取行動促使權利的重新分 配,以符合國內和跨國團體的利益。發展合作的企圖心迫使當局改變其政治策略,此類新行動者 的外交動作強迫當局改變自己的初始位置。盡管因為缺乏自主性而經常遭受批評,中國的非政府 組織目前正運用與政府的密切關系來影響其決定。這些組織迫使政治機構通過他們的方案,因為 他們的行動計畫更為適宜,再加上他們來自「下層」的合法性。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成為中國 政府不可或缺的伙伴,盡管在面對各種爭議時,中國當局仍試圖維持其壟斷地位。但這類操作是 比較容易的,因為所有提供給日本居民的援助與中國的人權概念相符,更加關注經濟和社會層 面,而非政治層面。此外,還須提到的是,這場影響日本的危機也有利於中國和台灣的關系,雙 方正建立健康危害預防和緊急援助的合作機制。
對北京的政策衝擊也體現在賦予核安全總局更顯著的地位和給予環境部更重要的角色。在 此之前,環境部僅是政府一般的機構,它現在擁有更多的預算。然而,專家們在中南海的決策機 制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是更值得注意的,因為知識已經成為一個合法的工具,能改變政府議事日 程上的優先順序。北京,盡管目前管理著 25 個核電廠的建設,且 13 個已經開始運轉,不久前凍 結了興建新的基礎設施的決定,並大力加強和提升安全標准以及放射性物質的預警/測量系統。
自然環境和原子科學技術對中日關系的發展以及國家安全和公共健康問題均有重大的影 響。中國的領袖被迫以更高的透明度來回應,並且更重視輿論。儘管如此,中國的能源需求,時 時提醒政府另一種優先順序。事實上,在 2007 年,北京與法國阿海琺公司 (Areva) 簽署了在核能 領域有史以來最大的合同 – 價值 80 億歐元 -,以提高能源生產和掌握新技術:透過著名的新一 代 EPR 反應爐。原子能的開發 – 在許多國家 – 仍然是國防秘密,因此很難進行民主辯論。不過, 在這個戰略領域所建立的公共和私人層面的伙伴關系,表現出某種國家權利的削弱,而由某些經 濟團體獲利。
參考資料
Areva, « Dossier de presse. Areva en Chine », nov. 2007.
Fossier Astrid, « Présentation générale de la société civile en Chine », Monde chinois, (19), aut. 2009, pp.9-14. Niquet Valérie, « Du Tremblement de terre du Sichuan aux Jeux olympiques : la Chine face aux défis politique de l’année 2008 », Asie
Vision, (8), sept. 2008, en ligne, www.ifri.org/downloads/Asie_Visions_8_Niquet.pdf, consulté le 10 juillet 2010. Xinhuawang, « La Chine accorde avantage d’aide au Japon », 17 mars 2011, En ligne, http://french.news.cn/chine/ 2011-
03/17/c_13782500.htm, consulté le 25 mars 2011.
Xinhuanet, « 山西省红十字會開展日本地震後的尋人工作 », [La Croix Rouge de la province du Shanxi déploie ses activités de recherche des rescapés japonais après le séisme], le 17 mars 2011,
En ligne, http://www.sx.xinhuanet.com/jryw/2011-
03/17/content_22301497.htm, consulté le 25 mars 2011.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日本发生特大地震后中国多部委表示向日 提供援助 »
[Après le séisme, les différents ministères chinois offrent leur assistance au Japon], le 16 mars 2011, En ligne, http://www.gov.cn/jrzg/2011-03/16/content_1825560.htm, consulté le 25 mars 2011.
Mar 25, 2011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南北對立, 發展, 貧窮
Clément Paule
翻譯 張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35
2011 年 3 月 20 日,許多國家如法國、墨西哥與摩洛哥分別在當地慶祝聲援阿拉伯與非 洲人民起義的國際團結日。這次的行動由若干組織網絡規劃推動,如課征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 民組織( ATTAC )與第三世界債務廢絕委員會( CADTM ),並在達喀爾世界社會論壇的框架下進 行。從 2011 年 2 月 6 日至 11 日,這個在塞內加爾首都舉行的第十一屆另類全球化運動國際聚 會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參與者。在進行開幕儀式與循環討論會後,社會運動大會在 2011 年 2 月 10 日發表了一項聲明,明確指出各方共同決定的兩項行動1。除了 3 月 20 日外,2011 年 10 月 12 日被選定為對抗資本主義的全球行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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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回顧首屆 2001 年 1 月 25 日至 30 日在阿雷格裡港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 這是抗議西雅圖 世界貿易組織高峰會活動的延續。這個創舉像征性地對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進行響應。隨著大 會憲章的制訂,世界社會論壇也因此催生了國際委員會與組織委員會,以期確保此一活動的可 持續性。世界社會論壇於巴西進行了多次集會,2001 年、2002 年、2003 年與 2005 年四次在 阿雷格裡港舉行,2009 年在巴倫舉行;並也擴展到印度-2004 年在孟買,非洲-2007 年在內 羅畢與 2011 年在達喀爾舉行,同樣地 2006 年於多元會議的框架下在卡拉奇、加拉加斯和巴馬 科舉行。特別是在近十年內,已經有許多地方性的活動在進行,例如與非洲、亞洲、歐洲、馬 格裡布等區域社會論壇的合作。此外要特別注意到在 2010 年 55 個這類型的高峰會已在 28 個 不同的國家舉行。
另外要注意到的是,這種分散化的情況顯示了行動的多樣化-至少可說是地理上的多樣 化,參與民眾的與探討議題的多樣化,這個現像也伴隨著經常參與者人數的增加。在這些與會 人士中,一些有魅力的領導者紛紛出現,他們的立場與態度受到很多人的期待與矚目。包括薩 米爾·阿明( Samir Amin ),德恩巴·莫沙·德恩比萊 (Demba Moussa Dembele),古斯塔夫·馬塞亞 (Gus Massiah), 阿米娜·特拉歐雷 (Amina Dramane Traore)或伊曼努爾·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在 2005 年,十九位具有如此影響力的人物共同簽訂了一項阿雷格裡港宣言,包 括了十二項提議,其中一項是關於發展中國家的外債、托賓金融稅、納稅優惠地等等的廢除。 然而,這項宣言仍缺乏官方正式認可,即便它可被視為另類全球化運動最根本的基礎。一般而 言,世界社會論壇的創立者與部分倡導者已經開始試著建立一個開放的與容納各方意見的公共 論壇,純為意見交流而無決策性的場合。然而,這樣的構想經常受到各界的批評,這個論壇被 批評為沒有效力且毫無章法,更是與政治脫鉤。
理論框架
一、活動參與者的異質性。由莉蓮·馬蒂厄( Lilian Mathieu )提出的空間概念-在社會運動 的場域中,空間概念被理解為實際執行的現實世界與自主性相對較高的觀念意識的總體彙合- 這讓我們重新審視一個事實:全體活動參與者所擁有的資源與采取的立場存在著很大程度的差 異。更甚的是,這個概念凸顯了另類全球化運動的邊界滲透性。在這種情況下因而產生了內部 永久的對抗現像,為了對另類全球化運動這個標簽進行定義,也為了因應外來參與者入侵可能 性增加的現況。
二、政治投資策略的考慮。基於這個原因,這個可塑性有助於政治領域專業行為者充分 對這項活動進行運用。基於不同的程度與範圍,這類型的相互影響引發了眾多爭議,甚至也促 使世界社會論壇的本質進行變化。
案例分析
起初,多數的評論家都特別強調論壇的議題設定功能,它把較不受到媒體關注的議題納 入議事日程。因此,我們注意到了土地壟斷問題的重要性與關於移民人權問題的重要性。然 而,這些議題的出現很大程度要歸功於2010年在各地舉行的區域性會議,例如針對氣候變遷議 題的科恰班巴首腦會議。然而,要對於多樣議題的選擇此一現像進行思考,這就必須要回頭正 視一個事實:各個活動參與者的背景存在著極大的差異,而對於這些參與人士的探討常常被掩 蓋在模糊的公民社會這個名詞之下。若重新引用西德尼·塔羅( Sidney Tarrow )提出的理論, 我們應該有必要依照資源與行為模式的不同來對活動行為者加以區別,而不是只根據意識型態 來將他們作分類。也因此可以注意到在另類全球化運動中不平等的現像,這主要表現在弱勢組 織參與活動的資金短缺情況。同樣地,關於活動的推行-一般以較無組織的方式進行-則是傾 向於對跟世界社會論壇交流頻繁的團體較為有利,而世界社會論壇掌握大部分的資源與工具來 對運動進行後勤支持。盡管國際理事會下的方法委員會做出了許多努力-特別定價,達喀爾會 議、沙漠商隊等方面,對於所謂世俗事物相對被邊緣化的現像,這讓創造一個平等政治機會結 構的理想變得遙不可及。即便有大約130個國家代表的參與,我們同樣必須注意到地域性的重 大差異。如果說這個論壇主要為各方意見交流與建立關系網絡的場合,許多組織間的相互合作 -發展研究與信息中心( CRID )、國際行動援助組織( ActionAid )、農民之路組織(Via Campesina)等-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像是課征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組織 (ATTAC) 的塞 內加爾分部的成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在活動中吸引了八百多民眾與群體的參與。
然而,這項異質性也是源自於論壇的成立本意,旨在建立一個開放的討論空間,並排除 任何正式的官方決策因素在內。也因此在憲章的第六項准則,明訂任何的論壇參與者都不得以 世界社會論壇之名來對外發言,這項原則也更普遍地表明了此論壇獨立於政治之外的特性。根 據奇柯·灰塔克 (Chico Whitaker) 的說法,這項國際性的集會應該被看作是一項人道的公共財, 它不能被私有化,也不能被階級化。在這方面,資源的管理問題似乎顯得不是很明確,特別是 在活動策劃者的資金來源不確定的情況下。舉摩洛哥為例,它對論壇有實質的貢獻,盡管摩洛 哥政府委派了一個非正式代表團去反對西撒哈拉沙漠國家出席此論壇。隨後,舉辦高峰會的塞 內加爾當局對此也采取曖昧的態度,這種態度被視為消極的抵抗,並且被伊曼努爾·沃勒斯坦認 為是在搞破壞。要特別注意到,這些主要是針對總統華德所作出的批評,因為他在2月7日舉行 的會議中對另類全球化運動采取疏離的立場。正當2012年的總統大選逼近之際,塞內加爾社會 彌漫著緊張的氣氛,伴隨著失業與供電問題而高漲的抗議聲浪,種種因素讓華德傾向於阻礙這 項國際性反社會運動的舉行。如果說國際社會論壇對華德的邀請造成了激烈的爭論,玻利維亞 總統艾沃·莫拉萊斯 (Evo Morales) 的開幕演說更是引發許多爭議。事實上艾沃·莫拉萊斯與巴西 前總統盧拉 (Lula) 都藉由強調改變的迫切性以謀求自己的政治權力,這與論壇力求與政治脫鉤 的策略背道而馳。即使是活動擁護者,像是古斯塔夫·馬塞亞,都已經宣告 G20 將重新討論他 們的提議,像是托賓稅或避稅區的控管問題。薩米爾·阿明作出如下的批注:「相對於現實世界 的抗爭活動所取得的進展而言,世界社會論壇的進展非常緩慢。」這位經濟學家也揭露了,即 便來自馬格裡布與馬什裡克地區的代表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使在2010年這些地區分別舉行 了十一次的社會論壇,在這樣的情況下突尼西亞以及埃及社會運動與論壇之間的關系仍是相對 地脫節。
參考資料
Mathieu Lilian, « L’espac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 Politix (77), 2007, pp. 131-151.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 Les ONG face aux mouvements altermondialistes », 54 (3), juin 2004.
Tarrow Sidney G.,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World Social Forum, Egypt and Transformation”, 20 février 2011, à l’adresse web: http://www.iwallerstein.com/theworld-social-forum-egypt-and-transformation/ [10 mars 2011].
1 關於這項活動的行動方針摘要詳見 « Forum Social Mondial de Dakar, 6-11 février 2011 », Fil d’Ariane – Contributions, 网址:http://www.chaos-international.org/images/stories/fil_dariane_dakar.pdf [11 mars 2011].
Feb 3, 2011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歐盟
Klaus-Gerd Giesen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34
2010年12月17日,歐盟通過蒙特內哥羅共和國 (或譯黑山共和國)加入歐盟的正式候選資 格。亦是當天唯一一個獲得歐洲理事會批准,得以加入由冰島、馬其頓、土耳其以及克羅埃西 亞所組成的候選國團,然而,阿爾巴尼亞和塞爾維亞的申請卻被推遲了。這項決定公布後不到 幾日,蒙國總理米洛‧久卡諾維奇(Milo Djukanovic)便離開了自1991年以來幾乎不曾放下的政府 職位。其實,這兩起事件彼此緊密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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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米洛‧久卡諾維奇在29歲時即掌握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當時蒙特內哥羅仍是南斯拉夫的 加盟國之一。憑藉其良師益友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的支持,久卡諾維奇得以在共產 黨內的「反官僚革命」獲得勝利。自此,久卡諾維奇便持續統治這位於巴爾幹半島上的小國, 期間僅中斷了一次十六個月(自2006年10月至2008年2月)。他陸續擔任五任行政首長以及兩任總 統。以教條式共產主義者開啟政治生涯,九零年代南斯拉夫內戰爆發後,他隨即轉變為塞爾維 亞民族主義的擁護者。之後,他卻反過來對抗老盟友米洛塞維奇,最後化身為獨立派領導者, 促使塞爾維亞於2006年獨立。
至於歐盟擴大的過程,關於納入目前二十七個會員國之外的國家的討論,自從2005年的 歐盟憲法公投之後似乎就被擱置,2008年至2009年劇烈的經濟危機更延宕了議題。感受得出某 種「擴張疲憊」,如同克羅埃西亞始終無法完結進入歐盟的程序。在此背景下,蒙國居然能成 功突破加入歐盟的第一道關卡─穩定與入盟系列協議,更是令人詫異。
理論框架
有兩個因素可說明整起事件且兩者相互關聯:
一、 若要加入歐盟,申請國須單方面熟稔全部的程序,這個過程顯示歐盟的軟實力 如何能有效率地操控引導申請國。歐盟也可藉此影響申請國的內部政策。
二、 申請國仍握有必要的手段以在制度上抵抗布魯塞爾的監督,並且應付壓制做出 對策。
案例分析
蒙特內哥羅取得加入歐盟的正式候選資格有其交換條件,久卡諾維奇必須放棄在政府的 職權。由於擁有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的支持,久卡諾維奇近年來成為多數西歐領導人眼中的 尷尬人物。身為轉型中國家的領導者,在新世襲主義的權杖下,他也控制了一個觀察家眼中認 定的秘密警察組織。此外,涉入眾多不法交易和貪瀆,久卡諾維奇被歐盟視為拒絕往來戶,他 作保監督鉅額走私香菸,在1995年至2002年之間,讓歐盟會員國承受數十億歐元的稅金損失。 最後,他的政權雖然經由完全透明的民主程序當選獲得,卻經常恫嚇獨立媒體。義大利和德國 的法官一向對久卡諾維奇的案子有高度的興趣,但調查卻因為他的總理或總統身份,享有豁免 權,而遭受阻礙。
藉由貪污和買票,深耕進而掌控地方權力系統,唯有依靠外來的壓力才能強迫久卡諾維 奇去職─且他年僅48歲。除了德國首先支持,歐盟執委會曾私下表示如果蒙國領導人不離開職 位,將無法取得候選國的資格。久卡諾維奇辭職的承諾也因此讓2010年12月17日召開的歐洲理 事會能達成此項決定。
自2007年1月1日歐盟最近一次擴大生效以來,布魯塞爾針對所衍生的問題施加壓力。事 實上,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雖然獲准加入歐盟,但兩國的司法體系、貪腐、政府對抗組織犯罪 的企圖心等整體性問題,在在迫使歐盟表達關切之意,而對兩國展開前所未見的監視。四年 來,成果顯示進展仍然不足。兩國政治高層的被動行事經常招致歐盟執委會的嚴厲批評,貪污 和組織犯罪持續腐蝕這兩個新會員國。這對所有歐盟機構來說是嚴重的侮辱,顯然地,凍結給 保加利亞的大筆補助金也無濟於事。這就是為何歐盟執委會決定改變策略,並從現在開始,在 一定底線上,打擊貪污和組織犯罪,且傾向將此類問題放入加入歐盟協調的開端,不然最晚也 要在協調期間討論。這和歐盟整合計畫的信譽相呼應,歐盟整合的核心仍在推展一個全然透明 的共同市場,且在合法範圍內運行無礙。克羅埃西亞已(遲來地)付出代價,前首相伊沃‧薩納 德被控訴直接涉入克羅埃西亞境內多起貪汙事件,2010年12月10日在奧地利入監服刑。
歐盟執委會的新措施是否能實際地促成制度上的改革仍有待確認。拿蒙特內哥羅的例子 來說,就相當令人質疑,因為前首相久卡諾維奇完全沒有離開政治舞台,他仍是接替共產黨的 主要執政黨 DPS 的主席。因此,由三十四歲的年輕政治家伊戈爾‧盧克希奇(Igor Luksic)擔任 首相的新政府將繼續在久卡諾維奇的掌控下。也就是說,盧克希奇推動國家現代化和加入歐盟 的談判所能掌握的空間十分有限。由此可證,或許歐盟的軟實力能夠影響某些事件的發展,但 卻不足以改變鄰近區域國家的內部制度─此例中為新世襲主義制度。
參考資料
Giesen Klaus-Gerd, « La crise économique et l’érosion de la souveraineté monténégrine », Le Courrier des Balkans, 31 mars 2009, http://balkans.courriers.info/article12586.html
Krifa-Schneider Hadjila (Éd.), L’Élargissement de l’Union européenne, Paris, L’Harmattan, 2007. Sajdik Martin, Scwarzinger Michael, Europen Union Enlargement,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8.
Telo Mario, Europe: A Civilian Power?, Basingstoke, Palgrave/Macmillan, 2007
Jan 20, 2011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人權, 歐盟
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
翻譯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33
在 2010 年的夏天,法國政府決定把非法居住在國內地區的羅姆人遣送回羅馬尼亞-大多 數非法居住在法國境內的羅姆人是來自羅馬尼亞。法國政府以每人發放 300 歐元作為交換條 件,讓志願者配合這項遣返的政策。針對這些羅姆人可能因非法扎營面臨刑事責任而衍生的各 種討論攻占了歐洲各國的新聞版面,也引發歐盟高層機構的關注。事實上這些羅姆人,除了前 南斯拉夫之外,大部分是來自歐盟成員國(從 2007 年起主要是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二國), 這兩個國家的公民享有歐盟會員國的境內遷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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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據消息人士透露,羅姆人口共有 9 至 12 萬人。羅姆人最初來自於印度,他們可能在一千 年前逃離到國外。他們越過波斯、拜占庭帝國、中歐和東歐才到達歐洲南部,尤以西班牙為主 要國家。換句話說,他們從歐洲中世紀以來就是歷史的一部分。現在,他們在羅馬尼亞人數約 240 萬(全國 10%的人口),80 萬在保加利亞(10%的人口),80 萬在西班牙,60 萬在俄羅 斯,60 萬在匈牙利(10%的人口),50 萬在土耳其,40 萬在法國,15 萬在英國(數據數據是 根據 La Croix 在 2008 年所作的統計報導)。
他們自十九世紀以來也存在於美國和加拿大,過去二十年出現在以色列。同樣地,我們 注意到他們也出現在德國和葡萄牙,這些國家從十七世紀起把他們運送到其非洲的殖民地,或 送往巴西。然而,今日他們絕大多數存在於中歐和東歐國家,他們占當地人口比例很重要的一 部分,5 至 10%的全國人口。大多數羅姆人已在當地定居,而其它人仍過著流浪的生活。在法 國,這些羅姆人被稱為「旅行者」,就像其它過著流浪生活的非羅姆人一樣。請注意,並非所 有羅姆人都是游牧民族,並非所有「旅行者」都是羅姆人。例如,有一些法國人從好幾世紀以 來從事著流動移居的職業活動-趕集的商販、巡回移動劇場、馬戲團-他們不是羅姆人。
理論框架
一、 由國家掌管的邊界控管問題。法國的控管措施是在歐盟體制的背景下進行,在歐盟 的框架下,流動遷徙自由是歐盟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
二、 當歐洲各國的國家主權面對高度歐盟化的事物議題。這就是說,移民流動管理並非 只是某一當局的事務,也並非只屬於某一會員國的權利範圍。它必須考慮把布魯塞爾當局納入 考慮,與之共同決策。
案例分析
法國政府當然能夠對非法定居的羅姆人和其它游牧者施以刑事的處罰。但是,有許多城 鎮並未遵守立法規定,為超數的居民提供暫時駐扎空間。此外,即便以提供300歐元為條件, 它也不能把非正常情況的歐盟移民驅逐到邊界之外。所必須關注的第二點是種族議題:在法國 尚未有對境內居民做種族分布的官方統計數字之前,如何決定所控管的對像是羅姆人?此外, 2010年8月5日這項法令由內政部長奧特佛 (Brice Hortefeux) 通報執行,法令條文中就特別針 對羅姆人,其後因為面對媒體和公眾輿論的反應法令才被匆匆撤回。在羅姆人議題上,許多警 力的部屬已經侵犯到人身的安全自由。顯然,這次行動的唯一目似乎是為了拉攏法國的民意- 特別是右派-尤其是在政府其它的提案都失敗的背景下,例如對國家認同的辯論。這項政策也 許在法國當局看來相當合理而正當,法國似乎沒有在這個問題上被孤立。在意大利,社會主義 左派政黨在幾次市政選舉上因安全議題遭受挫敗,右翼政黨成功地炒作了羅姆人議題,並成功 地於選舉中得利。
2010年10月15日,歐洲議會公開譴責法國遣送羅姆人的行動。此次的聲明是由是司法委 員會的委員薇薇安‧瑞汀(Viviane Reding)負責發布,她把四O年代的社會環境情況與這次的事 件提出來討論。此外,歐洲理事會也采取與她相同的立場。法國的政策因此被布魯塞爾批評得 名譽掃地,而此次事件也在國外廣受媒體報導。事實上,羅姆人是一個曾經飽受迫害的族群。 在嚴重受到納粹迫害之前,羅姆人長達好幾世紀在中東歐國家的生活是被隔離的。回想一下, 直到1865年,他們一直以農奴身份在羅馬尼亞過著奴役生活,然後在共產執政時期被強迫過著 定居生活,如同在其它中歐和東歐國家一樣。自柏林圍牆倒塌後,他們受到嚴重歧視並且被剝 奪了社會福利,因而部份羅姆人開始過著流浪的生活,就像其它非羅姆民族的羅馬尼亞和保加 利亞游牧同胞,他們從九O年代以來就向往著歐盟開放移動遷徙的自由 。最後,他們分別在 2000年(保加利亞)和2001年(羅馬尼亞)獲得了這項自由。然而,他們要在2014年才能開始 享受自由工作和定居的權利。
在2010年夏天,羅姆人事件顯示了法國對於這個歐洲問題處理上的不周全。它挑起了羅 馬尼亞政府的反彈,兩國官員曾就這個問題在過去的五年舉行了若干雙邊會晤。羅馬尼亞當局 對於一般大眾在羅馬尼亞人與羅姆人的聯想可能造成的傷害感到悲痛。但是,羅馬尼亞也認 為,在各國權利受侵犯的情況發生時,歐盟仍然適時地扮演了人權擁護者的角色。在這方面, 歐洲議會伴隨著歐洲司法委員會的即刻響應,連同歐洲理事會在2010年10月強烈反應,這些都 顯示了布魯塞爾歐盟當局一直持續不間斷地對歐洲公民權利的維護進行把關。
參考資料
Sur les roms en Europe : La Croix, 10 Août 2010
Sur les roms en general : revue Etudes tziganes et travaux d’Alain Regniers (ULB) Alain Reyniers (ULB) : http://www.iiac.cnrs.fr/lau/spip.php?article129
Jan 7, 2011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國際金融, 金融危機
André Cartapanis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32
2010年11月11至12日在首爾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遭受的評論中,有些還令人深省。華 盛頓峰會(2008年11月15日)企圖重整資本主義並準備提出一個新的布列敦森林體系,而在那之 後,我們期待這最近一次的會議能更進一步掌控匯率扭曲,這項常被稱為貨幣戰爭的問題。最 後,我們也希望能規劃出關於貨幣新制度的草圖。然而,在此方面,G20的成果似乎令人極度 失望。然而,各國元首和政府領導人仍然通過了金融監管改革的大方向,且野心十足。但此改 革須等到2019年才會全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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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自從2008年秋天系統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元首和政府領導人隨及採取共同的行 動並通過一項龐大的鞏固金融體系計畫,以避免如此悲劇在未來再度發生。G20華盛頓峰會於 是通過了「行動計劃」,以結合另一個針對金融中介人延續並加強控管的計劃。2009年4月2 日,G20倫敦峰會仔細研擬出此計劃的期程表,期使華盛頓會議做出的決議能更容易被執行。 2009年9月24、25日的匹茲堡峰會以及2010年6月26、27日的多倫多峰會,持續先前的工作,但 未特別訂出金融改革的目標。與此同時,這兩次峰會擴大了特定議題的討論,如關於國際機構 治理─尤其是國際貨幣組織,與總體經濟和匯率政策的合作。最近的一次會議,首爾峰會,研 擬出一個新的宣言,納入了強調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合作的「行動計劃」。這份宣言認同金融穩 定委員會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和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 (Basel Committee) 的提議,一套新 的宏觀審慎標準,今後稱為巴塞爾協議III (Basel III), 將施用在銀行上。
理論框架
一、 全球不平等與貨幣戰爭。金融危機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與國際收支的全球不平等 有關,且不平等自2000年來在新興國家(中國、俄羅斯、石油輸出國組織等)與美國之間逐漸累 積。實際上,逐漸累積的美元外匯存底,使得國際資金流動猛烈成長。匯率扭曲亦因此伴隨而 來,某些貨幣的幣值被低估(如人民幣),然而美元持續被高估,造成美國競爭力的負擔。至於 歐元,則仍維持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水準。這種情況肇因於中國的貨幣政策,因其拴住人民幣 相較於美元的幣值,並以出口帶動經濟成長。然而,目前部分貨幣幣值扭曲嚴重,某些國家─ 中國、德國、日本,持續寫下巨額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紀錄,且促使資金匯款大量增加, 並造成亞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貨幣幣值被高估。因此在這些國家的金融資產與不動產市場造成新的投機泡沫。透過合作機制來限制這類全球不平等的構想也由此而來,正如同,美國財政部 長蓋特勒 (Tim Geithner) 的提議。進一步說明,一旦國際收支不平等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 之四,無論是經常收支順差或逆超的情況,必須強制調整總體經濟政策。另一個方法則考量放 任匯率依市場機制自行調整,以消弭貨幣戰爭及操弄匯率的風險。
二、 宏觀審慎監管 (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應用於銀行的審慎監管旨在抑制 高風險的行為並降低危機發生的可能性,這兩個主要目的。審慎監管應有助於保障各個銀行中 介人,以確保存款戶和投資人的權益,尤其是當個別機構破產。此乃傳統上認為的審慎監控措 施,即被視為微觀審慎的「巴塞爾 I」或「巴塞爾 II」,其目的在於降低個別機構的金融困境風 險,並把衝擊獨立於經濟體之外。但考量到銀行在總體經濟方面的功能,銀行控管應該同時注 意如何穩定整個貨幣和金融體系。換句話說,銀行控管旨在降低系統性風險。我們因此可以了 解宏觀審慎模式確保了在金融體系下貿易的穩定、持續,即便它也限制過度負債的成因。 最後,銀行監管的重點在抑制任何可能導致金融困境的風險,否則將在經濟發展方面造成嚴重 的損失,如同2008至2009年所發生的系統性危機。
案例分析
在貨幣和匯率政策合作的領域,首爾峰會是個挫敗。事實上,會中無法做出任何政治協 議,中國不僅反對縮減全球不平等,亦不支持貨幣系統和匯率政策的全球治理。與其制定新的 規範,參與國家寧可把協調全球總體經濟政策的任務託付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但是,關於總 體宏觀監控方面,首爾峰會有實質的進展,但卻沒被廣泛討論。新的總體審慎措施,被命名為 巴塞爾協議III (Basel III),要求銀行大幅增加淨資本準備金,並採用新的利率和槓桿作用,而銀 行日後必須絕對遵守。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於限制銀行的各種風險─無流動資金、無清償能力 以及轉換票據。至於銀行傳染性風險和連串金融動盪的預防,也已擬定出不同的措施:1) 為了 降低特定機構在體系中的重要性,限制它們的規模,或限制其在債券市場上操作的商品種類。 2) 穩固淨資本準備金,以防備被另一個機構波及的風險。 3) 擴大總體宏觀監控的範疇,使其 涵蓋如對沖基金 (Hedge Funds) 等機構,或是金融商品(以及衍生商品)等,直至今日仍逃避控管 的項目。日後,依據這些機構在體系內招致風險的程度,某些被認定為大到不能倒的銀行,必 須遵從規定,比起其他中小型的銀行儲備更多的淨資本準備金。如果說這些措施必然帶往好的 方向,在放寬金融管制方面也有重大的改變,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措施執行的日程表推延直 到2019年。最後一點需要注意到的是,巴塞爾協議 III 各項原則的實行次序仍須經過各國政府的 同意。
參考資料
Cartapanis André, La crise financière et les politiques macroprudentielles : inflexion réglementaire ou nouveau paradigme ?, Conférence présidentielle, 59e Congrès de l’AFSE, Université de Paris-Ouest- Nanterre-La Défense, 10 septembre 2010 : http://www.touteconomie.org/index.php?arc=v25.
G20, The Seoul Summit Leader’s Declaration November 11-12, 2010: http://media.seoulsummit.kr/contents/dlobo/E1._Seoul_Summit_Leaders_Declaration.pdf Cartapanis André, « Les architectes de la crise financière », in : Josepha Laroche (Éd.) Un monde en sursis, dérives financières, régulations politiques et exigences éthiques, Paris, L’Harmattan, 2010, coll. Chaos International, pp. 4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