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 5, 2011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南北對立, 國際貿易
Alexandre Bohas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50
曾被西方媒體大幅報導,Nano 在 2009 年 3 月被喻為崛起國家的汽車,另一方面,部分 人士則譴責車輛上市後可能帶來的汙染問題。對新興工業化國家來說,所有人都認為 Nano 的 出現就如同瘋狂 20 年代的福特 T 型車。然而,很顯然地,Nano 並 不如預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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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印度的汽車工業,如同其他經濟領域,以驚人的速度成長,每年生產量超過 200 萬輛, 至 2016 年底預期將超過 300 萬輛。市佔率最高的製造業者為馬魯蒂‧鈴木汽車(Maruti- Suzuki),達到 45%,而塔塔(Tata)─雖然在大型貨車的市場領先─ 的市佔率卻僅有 12%。而印 度潛在客戶的數量無法計算:8100 萬的印度家庭年收入超過 7 萬 5000 盧比。印度人的購買力 持續穩步成長,而且他們渴望進入消費社會。此外,每年在印度賣出的摩托車達到 1300 萬 輛。摩托車仍為家庭運輸的主要方式,然而將逐漸被汽車取代。
在此一背景下,Nano 汽車的上市應可滿足印度新富人的需求。事實上,剛上市時的訂價 僅 10 萬盧比(1700 歐元),塔塔集團冀望以這個低價車款搶攻市佔率,並且藉此打敗馬魯蒂‧ 鈴木汽車公司。由於定下每個月銷售 1 萬 5000 輛的宏遠目標,塔塔公司的生產能力亦達到每 個月 2 萬輛的水準。憑藉嚴謹且全面性的行銷策略,塔塔希望能把這一款汽車賣到最偏遠而摩 托車仍是最主要交通工具的鄉下。但是,訂單減少─最差銷售記錄為 2010 年 11 月的 509 輛 ─,塔塔必須降低自身利潤,以支持經銷點。隨後,塔塔還延長了車輛維修的保固期限,從 18 個月至 60 個月,甚至裝置了馬力更強大的引擎和多種選擇裝備,然而銷售數字仍然不令人滿 意。實際上,除了 2011 年 4 月以外,塔塔從來沒有達到銷售目標。儘管 1)宣傳和市場行銷策 略的缺失,2)生產廠址位置欠佳所導致的工業損失,以及 3)上市前幾個月的車輛短缺,似乎 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才是造成滯銷的原因。
理論框架
市場在社會文化層面的結構化。有一點經常被市場分析師輕忽,市場並不僅是供給與需 求之間調整後的結果。在許多領域,需求似乎受制於社會和文化層面的結構。 首先,需求出 現在一個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時空背景。接著,關鍵在於,需求的形成強烈地受到象徵價值和 文化呈現的影響,這兩者將決定購買者的欲望以及價值的設定。
西方生活方式的霸權特質。如果霸權(hegemony)一詞往往被用來比喻一個國家的軍事優 勢,我們也應該留意到跨國集團在社會文化層面的獨佔優勢。
案例分析
部份專業刊物急就章分析 Nano 車款失敗的原因,然而文化層面似乎才是最主要的原 因。事實上,塔塔集團原本希望把目標客層擺在有買車需求的印度中產階級。為此,塔塔提出 車款的價格極具競爭力。然而,儘管以低價策略作為主要的賣點,把這項商品與窮人同化也同 時損害了企業形象,並且讓潛在買家對此一車款失去信心。各個嘲弄的綽號可作為證明,在印 度 Nano 被稱為「人民汽車」,而在斯里蘭卡則是成為眾多計程車司機收購的「計程車專 車」。儘管如此,這一款車仍然被賦予一個特定的地位、一種在社會層面成功的對外訊息,無 論是其價值以及其「權力的延伸……[和]一個自我的製造者」,如引用埃里希‧弗羅姆(Erich Fromm)的見解。但在這方面,我們無法把 Nano 和福特 T 型車拿來相提並論,否則就是忽略了 這款美國轎車另外也代表了自由、娛樂以及現代性等整體的呈現。事實上,西方的製造業者正 是依賴此類象徵價值而得以蓬勃發展。西方製造業者的根基來自於最新科技的運用、品牌效 益、豪華內裝以及創新策略等,所有的特徵都相當貼近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對雪鐵龍一 款「女神」(Déesse)汽車的描述,他認為顧客購買這一創作品時,「購買的是她賦予的形象, 不然則是她提供的使用經驗,而全體人民都認同她為一項神奇的物件」。而比得‧威爾斯 (Peter Wells)的分析則提到,Nano 集團推廣一個新型商業模式,把重心放在實用功能上,卻相 對的因此遭遇了欲挑戰西方產業的困難。
因而,顧客對這一陽春車款並不買帳,銷售額只佔了 20%。 而有 38%的顧客甚至寧願 花錢買最貴的車。在這方面,我們還須提到 Nano 往往是一個家庭裡的第二輛車。在印度,透 過購買的行為,中產階級可以表現出其身份地位且證明自己有能力享有美式的生活。中產階級 試圖和資產階級區隔,他們暗地裡認同歐美社會保有定義主流指標性文化的權力。此外,中產 階級的所作所為僅是複製外來的消費行為。
最後,塔塔汽車突顯了南北對抗的議題。在富有的北方國家,汽車現在被認為是對環境 有害而具汙染性的,儘管普遍使用但僅被視為單純的交通工具。舉例來說,原本專門為了東歐 市場而設計的車款「Dacia Logan」,出乎意料地在西歐國家銷售長紅,而在法國,汽車共乘和 公有汽車自由承租服務系統也快速發展。此外,如果 Nano 汽車能進入歐洲市場,而此乃塔塔 定下的目標,一定可以克服重重困難,比在印度更受到歡迎。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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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lizer Viviana, 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 : The Changing Social Value of Childr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Nov 26, 2011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南北對立
Clément Paule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49
在15M運動（5月15日運動）發生的五個月之後，世界憤怒者日的成功見證了在新成形的跨國空間中逐漸穩固的社會運動。世界憤怒者日於2011年10月15日舉行，並在全球超過950個城市號召了將近一百萬名的參與民眾。然而，在動員的80個國家中，示威抗議的程度不盡相同：大部分的參與者來自歐洲各國(尤其是西班牙和義大利)和北美，而發自非洲和亞洲城市的示威活動則不夠踴躍。儘管存在這些差異，這一共同提案的成功證明了動員的力量，且與「全球齊聚推動世界改變」(All united for a global change)的標語相呼應。這一標語並非和反全球化運動的口號毫無干系，憤怒群眾為了反對G20高峰會，於2011年11月3至4日來到坎城表達抗議。當然，這些運動的大舉成功無法掩蓋社會運動的各種困難，如警察鎮壓─華爾街佔領 (Occupy Wall Street) 運動的營地驅散，或是組織動員的困難。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民眾的各種舉措表現出一定的凝聚力，具體表現在標語的使用上─憤怒、佔領─，以及相似的行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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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首先，我們該注意到，2011年10月15日這一日可視為跨國社會運動獨特歷史性的一部份。我們因此可以提到於2003年2月15日，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示威遊行在六十餘國總共號召了數百萬人。對於眾多評論家來說，前所未見且於同時間在全球各地聚集的和平團體揭示了一個新的行為者的出現：國際輿論。若這個觀察正遭受強烈質疑，反全球化的出現─始自1999年於西雅圖的群眾動員以及定期聚會的組織「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 WSF)─可被視作為公民社會跨國結盟過程的一項指標。然而，此論壇支持參與者的異質性以及它與政治界曖昧模糊的關係─世界社會論壇的運作模式經常遭受爭議─，進而限制了此一討論空間的公信力，資訊模糊、不透明亦時常被批評。
至於憤怒這一概念，它的特點在其歷史軌跡，就算發生的地域背景不盡相同，憤怒都能快速地擴展。了解了此一概念，我們可以提及發生在2010年底的幾件重要的群眾運動，如阿拉伯革命、發生在墨西哥的社會運動 (Estamos hasta LA MADRE)、在義大利的「紫色人民」(Il Popolo Viola)。所有這些運動都是抗爭運動初期的徵兆，目的在反對政府的樽節計畫與社會、經濟層面的影響。在西班牙的5月15日運動之後，數個國家相繼遭受挑戰，從希臘到義大利，此外另有以色列、瑞士、葡萄牙，以及在較小程度上，法國。在此一背景下，我們也可以提到在北美各城市逐漸擴散的動員行動，自2011年9月中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以來，「佔領」(Occupy)一詞成為通用的詞彙。這些自發性運動的成功以及10月15日的動員，一同推動了段發生在全球各大洲的第二階段民眾運動─我們可提到奧克蘭、首爾或柏林。最後，我們必須留意某些外圍社會衝突和民眾動員有密切的關係，如塞內加爾的「人民受夠了」運動(Y en a marre)，在巴西的反貪腐示威，智利的學生罷課，以及在英國為了反對縮減預算的抗議行動。
理論框架
一、地區協調和全球同化。動員行動國際化的速度之快讓我們必須檢視其擴散的模式，思考方向從國家背景以下的鬥爭轉換成對世界體系的泛政治評析。這一思考方式讓我們得以分析自憤怒者運動到反全球化運動以來的矛盾關係，其實這兩者之間難以完全分開討論。
二、示威者的想像社群。這一概念─由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在其創始的民族主義研究中提出─可能有助於解釋這些示威者之間具象徵性的關聯性。事實上，各地的示威者不僅有著類似的行動劇目─依靠社群網絡、非暴力佔領公共區域、審議民主─，抗議的總體呈現模式也相同。
案例分析
首先，社會運動的「傳染性」不足以解釋自2011年5月以來動員行為積極的跨國化。若只是單純地結合示威抗議和金融危機，這個分析模式忽略了行為者的策略和他們在「自我呈現」上花的精力(Goffman)。儘管法國的政附通過了一項嚴厲的樽節計畫，在法國的憤怒者運動卻一再失敗，這即是一個典型的反例。此外，就算社群網路和數位工具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訊費用得已大幅降低，我們仍然不可高估其影響力，且不能僅從科技的角度分析。一方面，世界動員日的對外宣傳是由積極投入的支持者所推動：Democracia Real Ya(西班牙)在2011年5月就已宣布將在10月15日舉辦世界動員日。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否認由美國各城市之間臨時卻又充滿象徵性的結盟，所帶來的接續效益。依照同樣的邏輯，地方權力關係的扭轉，如義大利總理貝魯斯科尼的辭職，也有助於強化動員現象。特別是知識份子的公開支持，如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或是克萊茵(Naomi Klein)，都深化了憤怒者動員的合法性和可信性。
很顯然的，這個新興示威者社群的策略明確，他們和政黨、工會和媒體劃清界線。然而，他們卻是反全球化運動的延續。憤怒者不僅聘用了反全球化運動的成員，也借助了他們專業的技能，尤其是在民主表達方面。但是，憤怒者重新詮釋並轉換成一套創新的抗議語法，他們的技巧著重在佔領象徵性的公共空間。因為不滿於之前反全球化人士運作的模式，憤怒者動員強調橫向的個人參與，並致力於廢除動員的制度化─以及垂直整合和領導組織化的反效果。因此，憤怒者動員和反全球化似乎是兩個不同卻又互相關聯的社會運動，兩者的參與人士和運作模式互相流通，因此，兩者之間既互補卻又相互競爭。
因此，我們必須分析的是這個原創的動員模式的影響，即政治和媒體領域目前所遭遇到的尷尬處境，因為他們不熟稔憤怒者的抗議詞彙，也因為動員缺少可輕易辨識出的領導人物。在這一方面，政府當局搖擺於強力鎮壓─如在奧克蘭的疏散─，以及軟性回收場地，至今毫無效率可言。與此同時，憤怒者斥責他們並未受到該有的看待，甚至被惡意諷刺：他們指責媒體人把動員簡化成一個分工的政治組織，而完全忽略了微觀層面動員的重要性。示威者遂創造出替代的訊息傳播管道，用以鞏固共通價值。即便先不考量這類運動的可持續性，我們還是得強調憤怒者動員積極和混合的特性，尤其表現在共同口號的傳遞，如99％與真正的民主。目前，由於跨國通訊的強化，全球憤怒者的動員更加穩固，也似乎逐漸形成一個想像社群，超出國家邊境。
參考資料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983; L‘imaginaire national: réflexions sur l’origine et l’essor du nationalism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6.
La Vie des idées, « Débats autour du 15M. Républicanisme, démocratie et participation politique », 20 sept. 2011, à l’adresse web : http://www.laviedesidees.fr/Debats-autour-du-15M.html [21 novembre 2011].
Paule Clément, « La structuration politique de l’indignation. Le mouvement transnational des indignés », Passage au crible (45), 27 juillet 2011
Nov 2, 2011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和平, 安全
Jean-Jacques Roche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48
利比亞「國家過渡委員會」宣布,死於 2011 年 10 月 20 日的前領導人格達費,已於本週 二被埋葬在利比亞沙漠的一個秘密地點。他的兒子,穆塔辛亦於同一儀式中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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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儘管「阿拉伯之春」的代表人物最近獲頒薩哈羅夫獎(Prix Sakharov),但這不代表在這些 國家發生的民主運動都能夠和平收場。可以肯定的是,面對人民的壓力,在突尼西亞和埃及的 政權都已順利轉移。然而,為了把利比亞從一個歷時四十多年的專制暴政中解救出來,運用武 力則是必要的。
在利比亞的例子中,人民反叛運動推進到一個新的層次,因為政府的強勢鎮壓造成兩方 力量失衡,各國遂以「國家保護責任」為由進行干涉。過去,是由非政府組織(ONG)施行,而 從今而後則必須由軍隊 ─以正義原則為訴求─ 來承擔干預他國內政的責任,並投入新型的 「正義戰爭」,但由於未能預測日後「正義和平」應該成為的樣貌,此正義之戰也難以終結。
理論框架
此一爭議其實由來已久,自西賽羅或聖湯瑪斯·阿奎納 (St. Thomas d’Aquin) 以來更激發了 深層的辯論。現實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之間的對立,今日再次出現在國際關係理論的領域,雙 方各自援用其經典的立論。
一、現實主義者似乎反對誅殺暴君,而此一立場來自兩個原因。首先,須提及布丹(Jean Bodin) 於 聖巴泰勒米大屠殺之後四年出版的的共和國六書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現實主義者強調國家行為者仍然是促進一個天生暴力的公民社會和平化的主要手段。當專制政權的 暴力成為內部分裂的因素之一,那就表示促使該國四分五裂的所有成因都已經存在,因為,引 用阿隆 (Raymond Aron) 的說法,只有國家可以「防止仇恨爆發成毫無限制的純粹激情和暴 行」。其次,干涉他國內政並不是國家的權責。正好相反,依據聯合國憲章,和平與國際安全建立在其會員國之間的友好與和平關係的發展上,其基礎即是不干涉他國內政。最近於 2007年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憲章再次提及此一重要原則,在此情況下,也再度證明了這項原則的持續性。
二、至於自由主義的支持者,他們捍衛審查他國內政權力的必要性,而此一立場亦依據兩項原因。首先,暴君若未能達成公民交付的職責,即不再是公民的合法代表。消滅獨裁者因 此不至於損害社會契約,因為社會契約的存在更早於政治契約。換言之,律法的實質來源自然 地存在於社會結構之中(家庭、氏族、部落….),且比公共權力的出現還早─因此,暴君不能自 視為這項法律唯一來源的維護者。其次,自由派支持「國家保護責任」,當主權國家被認定無法履行此一任務時,此一原則遂影響所有國家行為者。自由派認為主權是被制約的 ─其所創造的權力必須視其是否有能力保護人民;一旦國家不履行其使命,人民自然有權訴求於公理法律 ─,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國家掌控下的公民社會必須被解放。特別是當公民社會受到壓迫,又或者是沒有足夠能力以應付跨國問題的挑戰時。
案例分析
民間社會在國際官方擂台的竄起,擾亂了傳統的評斷標準並強迫我們重新思考維護國際和平的措施,以處理現已國際化的國內衝突。雖然一些國家打算以「正義戰爭」的名義 行干預,但卻未能預期後續行動萬一失敗的後果亦無法優先設想何謂「正義和平」。
極權國家的解體,至目前為止強化了一種團結的印象以及未必全然可信的外來制度,造成了法治國家可以迅速建立的假象,而一切只為了呼應發起國家的承諾。即便選舉可以在短時 間內安排舉行,圍繞在民族和宗教社群的分裂對立將會 ─在最好的情況下─ 壯大最有權勢的 團體,而犧牲少數族群,即便他們可以及時批評選舉結果。在內戰持續或可能發生的情況下,組織一般性選舉並不構成和平的保證。有時候,選舉的過程甚至是導致衝突的起因,如同 1997 年於剛果共和國(布)所發生的情況。甚而,即使國際觀察家普遍認同在這些國家的選舉進程, 我們似乎仍須替這些新領導人擔心 ─他們極度缺乏經驗且數十年來被排除在權力之外─,為了 重新執政,他們借助外國武力或是與貪腐妥協。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的反對者將有立場譴責外國勢力的介入或是新領導人的利益傾向,以作為重啟戰火的原因。如同伊拉克的例子,就算 前政權的權力結構 ─單一政黨和軍隊─ 已被拆解,佔領軍未能全然掌控彈藥庫,致使反叛份 子有足夠機會取得火力,並在前政權軍人的訓練之下,以游擊隊的手法挑戰佔領軍。佔領軍正 是難以適應此類戰鬥,而且任何把戰鬥歸類成革命戰爭、低密度衝突、不對等武力交換或是反 叛亂行動的舉動,都必須面對法律的制約,然而,反叛軍以他們人數和物資都居於劣勢作為藉 口而忽略法律規範。事實上,如同對付毛澤東的游擊軍隊─「若水中魚兒般在人群中悠游」, 摧毀在一間學校內的軍火庫或是消滅在一間醫院屋頂上建置的單位,至今仍舊難以應付。因 此,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2009 年的指導手冊雖然討論到敵對行動的直接處置,但卻不適用於消 滅塔利班的威脅,因他們一年中有九個月安然地耕耘其土地,且亦不適用於打擊能在千里之外運用觀測和通訊系統進行干預的駭客。
種種因素,如外來新進結構的脆弱、貪腐、武器擴散與少數民族堅定的滋擾能力等,將從根本上改變危機後的處理。實際上,早先以「正義戰爭」為名而輕易取得勝利的一方,現在 受到戰敗者的挑戰,危機後處理遂變成一場武力試驗。然而,他們卻沒有能力通過談判,協調出「正義和平」,以打破這場僵局。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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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11, 2011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歐盟, 金融危機
André Cartapanis
翻譯 張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47
希臘國債危機的解決之日仍遙遙無期。對於歐元貶值的幅度仍存在許多不確定性,但如今這已 是無法避免的結果,而這情況就要由各個債權國來承擔。德國聯邦議會最近通過了新的希臘紓困案,內 容包括1090億歐元的借款,而這項紓困案預計將會幫助修正希臘國庫的財政問題。但是,執行中的預算 調整的幅度-兩年內希臘國內生產總值的10%-以及驟然施行的薪資緊縮政策已經造成二戰後前所未有 的經濟衰退: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下降4.4%,2011年下降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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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10月由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PASOK)贏得大選後,新上任的希臘財政部長宣佈將重新審 查預算赤字的總額。不同於年初預測數據3.7%,審查後發現預算赤字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12.5%。這項 數據之後又數度遭到修正,達到2009年的新紀錄15.5%。這也正是希臘國債危機的起點。此後,各國的 投資者皆擔心希臘無法有效償還債券。金融市場因此需要高額的風險補貼來繼續購買希臘公債,然而信 用評級機構則密切記錄希臘金融市場的惡化,因此各界對市場的恐慌仍持續延燒,其中也包含對西班牙 與義大利國債的憂慮。從2009年秋季開始,嚴重的危機接踵而來,讓人擔心債券清償的不足,尤其是在 2010年春季或2011年8到9月間。在這些危機接連不斷的期間,危急情況間斷地因為這幾個歐盟國的延期 償付而受到緩解。同一時間,從2009年底起,全球經濟的復甦─想當然而是以緩慢的步調進行─讓歐元 會員國尋求減少政府赤字,這是為了減少信用評級機構與金融市場的疑慮。而今日經濟成長的減速讓人 擔憂經濟衰退再度發生,以及歐洲銀行之間再度爆發危機,特別是指那些持有大量希臘、西班牙與義大 利公債債券的銀行。也可以說,希臘危機是源自於總體經濟動態現象,它伴隨歐洲金融危機而來。但希 臘危機也同樣對歐元成立的效應帶來了懲罰,貨幣同盟加強了歐元區的異質性,而位於南方的國家在 2000年以來累積了貿易失衡以及預算赤字的問題。希臘在國債危機爆發前就已是這個偏差現象的典型的 例子,包括其預算能力的不足以及對統計數據的造假。
理論框架
一丶 銀行危機的後果。從前的金融危機的經驗告訴我們,伴隨銀行危機而來無法避免的結果就是經濟 活動的緊縮。而這也大大地影響了公共財政,這個影響是透過不同的管道來進行:1)稅收的大幅下降; 2)社會支出的增加以及為銀行紓困的支出;3)透過自由裁量而增加的預算赤字,以便得到對經濟活動進 行反週期循環的調節效果;4)沉重的利息支出。
二丶 銀行危機蔓延到國債危機。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 在他 們新的著作中就明確地強調了這個惡性的連鎖效應,他們的著作闡述了八個世紀以來金融危機的始末。 從二次戰後,公債平均在嚴重的銀行危機後的三年內增加 86%。而某些危機的發生更為重大的結果。就此而言,2007 年到 2010 年間希臘公債的增加,由國內生產總值的 105%增加到 142%,這還不是最嚴重 的情況,只達到大約 35%。舉例而言,1991 年芬蘭的銀行危機就使得公債增加了將近 280%。預算的餘 額因此從 1990 年的+1%到 1994 年的-10.8%。1991 年瑞典的銀行危機也引發了相同的後果:從危機發生 前一年 3.8%的預算盈餘到 1993 年 11.6%的預算赤字。若公債在銀行危機發生前就已居高不下,這種銀 行危機帶來的系統性後果自然更為嚴重,希臘就是個明顯的例子,其預算赤字分別在 2008 年達 10%以 及 2009 年達 15%。此外還要提到歐元會員國對危機處理的無能。
案例分析
從希臘危機爆發以來,一個貨幣同盟成員國的國債危機的特點清楚地表現於以下幾點:1)理論 上,不可能要求歐洲中央銀行再提供貨幣資金;2)要向國際貨幣基金求援也有困難度,國際貨幣基金依 據總體經濟政策對特定的歐元成員國施加一定的條件限制;3)其他會員國也會強烈抗拒主權違約的情 況,因為害怕主權違約在其他國家蔓延開來;4)再者,更加不可能為了減輕嚴峻預算政策的負擔而利用 匯率或貨幣貶值來刺激出口。自此,危機就交付歐洲貨幣同盟的領導單位來面對。歐洲中央銀行─在總 裁尚·克勞德·特裏謝(Jean-Claude Trichet)的推動下─採取其一貫務實的作法,買下了大量的希臘公債。 這個政策之所以能延續不只是為了避免主權違約的情況,同時也是為了避免歐元的崩潰,在面對國際金 融市場可能對希臘公債造成難以承受的高額利率的情況下。相反地,其他政府則陷入了困境,他們被迫 接收延期償付與錯誤的分析所帶來的後果。某些國家─由德國為領頭─基本上通常有內政或政策原則的 考量,已經在一開始就拒絕授予希臘緊急借款,他們高估了歐盟經濟體透過嚴峻的預算政策來調節公債 的能力,尤其在面對如此嚴重的公債問題的情況下。同樣地,他們也要求對希臘國債進行結構的調整, 其中牽涉到私人投資方:他們低估了這個危機對歐洲銀行或持有希臘債券的金融機構的資金流動性或甚 至是清償能力所帶來的影響。但他們卻也必須接受加入支援計畫,支持成立歐洲金融穩定基金。這個轉 折點卻也是在一連串沒完沒了的推諉規避情況之後才發生,這個情況也說明瞭國際金融市場的疑慮,不 只是針對希臘或西班牙債務問題,也同樣與歐元以及歐洲銀行的穩定性有關。同時,從2009年起,各國 預算政策就傾向於減少赤字。這些政策造成了經濟成長的衰弱,不只影響到歐洲主要國家,還觸及歐元 區的邊緣國如西班牙、義大利,尤其是希臘。希臘國債危機越演越烈,使得經濟的衰退削弱了國家的清 償能力,而雅典街頭的抗議聲更是絡繹不絕。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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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apanis André, “L’intégration inachevée de l’UEM. La crise de la zone euro”, Chaos International, PAC, (25), 12 ju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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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hart Carmen et Kenneth Rogoff, Cette fois, c’est différent. Huit siècles de folies financières, Paris, Pearson, 2010.
Jul 31, 2011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人權, 國際司法, 聯合國
Yves Poirmeur
翻譯 張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46
自1995年以來被前南刑庭 (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 指控犯有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 戰爭罪的拉特科·姆拉迪奇 (Ratko Mladic) 在2011年5月26日被塞爾維亞當局逮捕。他從1991年起在克羅地 亞克寧擔任南斯拉夫軍隊上校,接著1992至1995年間塞爾維亞軍隊擔任將軍司令,他是引起前南斯拉夫 戰亂的大塞爾維亞軍隊創建者之一,大塞爾維亞軍隊集合了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波黑和黑山的塞族 人。加上2011年7月21日被逮捕的戈蘭·哈季奇 (Goran Hadzic),如今塞爾維亞當局已經將四十四名受控訴 的戰犯交給前南刑庭,戈蘭·哈季奇則是因為在克羅地亞戰爭期間(1991-1995)殺害了數百名平民與強制 驅逐數千名克羅地亞人而遭前南刑庭起訴。因此在全面地完成使命後,前南刑庭將能夠在未來幾年功成 身退,因為被控告的161人都已被傳喚到庭前進行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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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由於試圖將一個多民族國家重新劃定國家疆界,拉特科·姆拉迪奇犯下了許多罪行。他領導推動 的種族清洗政策 –透過謀殺、強制驅逐、謀殺非塞爾維亞族人、轟炸城市 –目的是為了將塞爾維亞與波 士尼亞東部和克羅地亞與波士尼亞的克拉伊納地區連結起來。此外,他在波士尼亞戰爭中扮演了關鍵的 角色,這場戰爭造成超過十萬人的死傷,這場戰爭最受關注的事件是薩拉熱窩圍城事件(1992-1993)以及 造成將近八千名波士尼亞回教徒死亡的斯雷佈雷尼察屠殺事件(1995年7月)。在2001年斯洛博丹·米洛舍 維奇 (Slobodan Milosevic) 與2008年拉多萬·卡拉季奇 (Radovan Karadzic) 相繼遭到逮捕後,拉特科·姆拉迪 奇是唯一一位仍然逍遙法外的種族清洗罪戰犯,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為1989至2000年間的塞爾維亞共 和國總統,拉多萬·卡拉季奇則是1992至1995年間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族首領。國際法庭因此花費了約 十六年的時間來將他逮捕並移交給前南刑庭。
透過聯合國安理會第827號決議於1993年5月25日成立的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是一個特設 法庭,這個法庭對1991年起發生於前南斯拉夫地區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嚴重罪行的戰犯握有審判權。國 際法庭的首度出現是在1945年紐倫堡與1946年東京設立的特設軍事法庭,類似的國際特設法庭設立 – 就 像1994年成立來審判盧旺達種族屠殺事件的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 – 是在東西陣營對抗結束後才得以 實現。在這種新的國際局勢下,聯合國安理會對聯合國憲章內容(第七章)進行了突破性的解釋。事實 上,安理會是決定透過特設法庭的成立來協助維護世界和平與國際安全。儘管仍然存在著運作上的障礙 或特別是政治性的阻礙,這些特設法庭的設立不只對國際間杜絕有罪免罰的行動作出貢獻。這些法庭證 明了國際司法審判對維護正義的功效,並且也有助於成立新的永久性與職能性機構來審理無論在世界任 何地方被犯下的國際嚴重罪行。因此,于1998年成立並在2002年正式開始運作的國際刑事法院就是仿照 這些特設法庭而設置的。 然而儘管國際刑事法院的機構設置與職能運作因先前國際法庭的成立而紮下根基,國際刑事法院的設置卻仍然存在許多先前國際法庭所遇到的結構上的障礙,這些障礙主要存在於 對抗有罪免罰的情況之中。由於國際刑事法院並未擁有司法員警單位,所以國際司法審判就必須要有各 個國家的配合來進行調查、搜集證據並且逮捕被控告的相關人士。因此,國際司法審判的進行也必須透 過所有與事件相關的國家或重要人物來進行司法外交協商。換句話說,審判能否順利進行是依照一個複 雜的權力關係而定,把姆拉迪奇逮捕到案的過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理論框架
一丶 發展中的司法外交。國際司法審判工作有很大一部份是在與各個國家、地方當局與國際機構之間 建立合作關係,以便這些相關參與者願意向國際刑事法院提供他們掌有的警備資源。因此,在程式上的 進展取決於所有相關行為者的的利益考慮,國際刑事法院的檢察官與主席必須針對各行為者利益考慮進 行瞭解並加以分析,以便能取得各方密切的合作。
二丶 杜絕有罪免罰的行動。由於塞爾維亞當局無法設想本國在未來被隔絕于歐盟的大門之外,歐盟影 響了塞爾維亞對杜絕有罪免罰行動的參與,由此可見歐盟軟實力的制約作用在這時展現了功效。
案例分析
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成立在戰火紛飛之際,它不斷地面臨到司法與政治邏輯上的矛 盾,原因在於在對被控告的當事人的逮捕與調查的進行都要取決於執政當局的配合與否。直到1997年, 當北約部隊在前南刑庭主席的要求下獲得授權對受控告的當事人進行逮捕,這些引發戰爭的首領才開始 一一被逮捕到案。聯合國軍隊也才因此承接當地員警單位未能完成的工作,而這些成功的逮捕行動也促 使了1995年代頓協議 (Les accords de Dayton) 的實行。北約組織在任務期間完成了30項逮捕行動(2004年 底為止)。姆拉迪奇為了躲避聯合國的追捕而安身在塞爾維亞境內,就像卡拉季奇一樣,他從大國之間 面對斯雷佈雷尼察屠殺事件的消極反應中得益。事實上,當姆拉迪奇與卡拉季奇這些戰爭的始作俑者開 始秘密商談如何達成和平協議的時候,美國、英國、法國政府與聯合國當局已經在準備對這個城市進行 圍攻。
長久以來,姆拉迪奇從軍隊、國家機構與民族主義倡議者之間的多重共犯關係中得利。然而, 在塞爾維亞政治勢力之間權力關係有了轉變後 – 特別在2008年民主黨伯里斯·塔迪奇 (Boris Tlalic) 贏得了 總統大選 ,加上歐盟當局對於杜絕有罪免罰行動的堅定立場,對姆拉迪奇的逮捕才得以實現。塞爾維 亞對於加入歐盟的選擇根本地決定了其未來的立場走向。
杜絕有罪免罰行動是一個具有永久性的對抗行動,前南刑庭在這方面有很顯著的貢獻。前南刑 庭證明了它並沒有阻礙和平的建立,相反地它透過授權聯合國部隊對受控告的當事人進行逮捕,讓這些 戰犯受到壓制而不能再危害百姓,進而促成了和平協定的實現。前南刑庭也透過其對極其嚴重罪行的審 判能力,增加了國際刑事司法審判的公信力,這些嚴重的罪行若不是因為有前南刑庭的設立,可能也無 法被確立為犯罪行為來進行審判。此外,在公正的訴訟結束後,前南刑庭也對這些罪犯處以重刑。前南 刑庭在國際之間讓受控訴的罪犯的逮捕工作成為各國永久努力的方向,並且出乎各國意料之外地讓所有 受控告的罪犯都能夠被移交到法院來審判,前南刑庭因此在對抗國際犯罪的歷史上寫下精彩的一頁,同 時也對打擊有罪免罰的常態情況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參考資料
« Justice pénale et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 Confluences Méditerranée, (64), 2007-2008.
Gaboriau Simone, Pauliat Hélène (Éds.), La Justice pénale internationale, Limoges, PULIM, 2002. Schoenfeld, Heather, Levi Ron, Hagan John, “Crises extrêmes et institutionnalisation du droit pénal international”,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36), 2007, p. 36-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