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 11, 2011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欧盟, 金融危机
André Cartapanis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47
希腊国债危机的解决之日仍遥遥无期。对于欧元贬值的幅度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如今这已是无法避免的结果，而这情况就要由各个债权国来承担。德国联邦议会最近通过了新的希腊纾困案，内容包括1090亿欧元的借款，而这项纾困案预计将会帮助修正希腊国库的财政问题。但是，执行中的预算调整的幅度－两年内希腊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及骤然施行的薪资紧缩政策已经造成二战后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4.4%，2011年下降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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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在2009年10月由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赢得大选后，新上任的希腊财政部长宣布将重新审查预算赤字的总额。不同于年初预测数据3.7%，审查后发现预算赤字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2.5%。这项数据之后又数度遭到修正，达到2009年的新纪录15.5%。这也正是希腊国债危机的起点。此后，各国的投资者皆担心希腊无法有效偿还债券。金融市场因此需要高额的风险补贴来继续购买希腊公债，然而信用评级机构则密切记录希腊金融市场的恶化，因此各界对市场的恐慌仍持续延烧，其中也包含对西班牙与意大利国债的忧虑。从2009年秋季开始，严重的危机接踵而来，让人担心债券清偿的不足，尤其是在2010年春季或2011年8到9月间。在这些危机接连不断的期间，危急情况间断地因为这几个欧盟国的延期偿付而受到缓解。同一时间，从2009年底起，全球经济的复苏─想当然而是以缓慢的步调进行─让欧元会员国寻求减少政府赤字，这是为了减少信用评级机构与金融市场的疑虑。而今日经济成长的减速让人担忧经济衰退再度发生，以及欧洲银行之间再度爆发危机，特别是指那些持有大量希腊、西班牙与意大利公债债券的银行。也可以说，希腊危机是源自于总体经济动态现象，它伴随欧洲金融危机而来。但希腊危机也同样对欧元成立的效应带来了惩罚，货币同盟加强了欧元区的异质性，而位于南方的国家在2000年以来累积了贸易失衡以及预算赤字的问题。希腊在国债危机爆发前就已是这个偏差现象的典型的例子，包括其预算能力的不足以及对统计数据的造假。
理论框架
一丶 银行危机的后果。从前的金融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伴随银行危机而来无法避免的结果就是经济活动的紧缩。而这也大大地影响了公共财政，这个影响是透过不同的管道来进行：1)税收的大幅下降；2)社会支出的增加以及为银行纾困的支出；3)透过自由裁量而增加的预算赤字，以便得到对经济活动进行反周期循环的调节效果；4)沉重的利息支出。
二丶 银行危机蔓延到国债危机。卡门·莱因哈特 (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 在他们新的著作中就明确地强调了这个恶性的连锁效应，他们的著作阐述了八个世纪以来金融危机的始末。从二次战后，公债平均在严重的银行危机后的三年内增加86%。而某些危机的发生更为重大的结果。就此而言，2007年到2010年间希腊公债的增加，由国内生产总值的105%增加到142%，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情况，只达到大约35%。举例而言，1991年芬兰的银行危机就使得公债增加了将近280%。预算的余额因此从1990年的+1%到1994年的-10.8%。1991年瑞典的银行危机也引发了相同的后果：从危机发生前一年3.8%的预算盈余到1993年11.6%的预算赤字。若公债在银行危机发生前就已居高不下，这种银行危机带来的系统性后果自然更为严重，希腊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其预算赤字分别在2008年达10%以及2009年达15%。此外还要提到欧元会员国对危机处理的无能。
案例分析
从希腊危机爆发以来，一个货币同盟成员国的国债危机的特点清楚地表现于以下几点：1)理论上，不可能要求欧洲中央银行再提供货币资金；2)要向国际货币基金求援也有困难度，国际货币基金依据总体经济政策对特定的欧元成员国施加一定的条件限制；3)其它会员国也会强烈抗拒主权违约的情况，因为害怕主权违约在其它国家蔓延开来；4)再者，更加不可能为了减轻严峻预算政策的负担而利用汇率或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自此，危机就交付欧洲货币同盟的领导单位来面对。欧洲中央银行─在总裁尚·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的推动下─采取其一贯务实的作法，买下了大量的希腊公债。这个政策之所以能延续不只是为了避免主权违约的情况，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欧元的崩溃，在面对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对希腊公债造成难以承受的高额利率的情况下。相反地，其它政府则陷入了困境，他们被迫接收延期偿付与错误的分析所带来的后果。某些国家─由德国为领头─基本上通常有内政或政策原则的考虑，已经在一开始就拒绝授予希腊紧急借款，他们高估了欧盟经济体透过严峻的预算政策来调节公债的能力，尤其在面对如此严重的公债问题的情况下。同样地，他们也要求对希腊国债进行结构的调整，其中牵涉到私人投资方：他们低估了这个危机对欧洲银行或持有希腊债券的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或甚至是清偿能力所带来的影响。但他们却也必须接受加入支持计划，支持成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这个转折点却也是在一连串没完没了的推诿规避情况之后才发生，这个情况也说明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疑虑，不只是针对希腊或西班牙债务问题，也同样与欧元以及欧洲银行的稳定性有关。同时，从2009年起，各国预算政策就倾向于减少赤字。这些政策造成了经济成长的衰弱，不只影响到欧洲主要国家，还触及欧元区的边缘国如西班牙、意大利，尤其是希腊。希腊国债危机越演越烈，使得经济的衰退削弱了国家的清偿能力，而雅典街头的抗议声更是络绎不绝。
参考資料
Aglietta Michel, “La longue crise de l’Europe”, Le Monde, 18 mai 2010.
Cartapanis André, “L’intégration inachevée de l’UEM. La crise de la zone euro”, Chaos International, PAC, (25), 12 juin 2010.
Cohen Daniel, “La crise grecque. Leçons pour l’Europe”, Revue économique, 62 (3), mai 2011.
Reinhart Carmen et Kenneth Rogoff, Cette fois, c’est différent. Huit siècles de folies financières, Paris, Pearson, 2010.
Jul 31, 2011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人权, 国际司法, 联合国 ch s
Yves Poirmeur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46
自1995年以来被前南刑庭 (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指控犯有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战争罪的拉特科·姆拉迪奇 (Ratko Mladic) 在2011年5月26日被塞尔维亚当局逮捕。他从1991年起在克罗地亚克宁担任南斯拉夫军队上校，接着1992至1995年间塞尔维亚军队担任将军司令，他是引起前南斯拉夫战乱的大塞尔维亚军队创建者之一，大塞尔维亚军队集合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黑山的塞族人。加上2011年7月21日被逮捕的戈兰·哈季奇 (Goran Hadzic) ，如今塞尔维亚当局已经将四十四名受控诉的战犯交给前南刑庭，戈兰·哈季奇则是因为在克罗地亚战争期间 (1991-1995) 杀害了数百名平民与强制驱逐数千名克罗地亚人而遭前南刑庭起诉。因此在全面地完成使命后，前南刑庭将能够在未来几年功成身退，因为被控告的161人都已被传唤到庭前进行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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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由于试图将一个多民族国家重新划定国家疆界，拉特科·姆拉迪奇犯下了许多罪行。他领导推动的种族清洗政策 –透过谋杀、强制驱逐、谋杀非塞尔维亚族人、轰炸城市 –目的是为了将塞尔维亚与波斯尼亚东部和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的克拉伊纳地区连结起来。此外，他在波斯尼亚战争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场战争造成超过十万人的死伤，这场战争最受关注的事件是萨拉热窝围城事件(1992-1993)以及造成将近八千名波斯尼亚回教徒死亡的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事件(1995年7月)。在2001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Slobodan Milosevic) 与2008年拉多万·卡拉季奇 (Radovan Karadzic) 相继遭到逮捕后，拉特科·姆拉迪奇是唯一一位仍然逍遥法外的种族清洗罪战犯，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为1989至2000年间的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则是1992至1995年间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首领。国际法庭因此花费了约十六年的时间来将他逮捕并移交给前南刑庭。
透过联合国安理会第827号决议于1993年5月25日成立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是一个特设法庭，这个法庭对1991年起发生于前南斯拉夫地区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严重罪行的战犯握有审判权。国际法庭的首度出现是在1945年纽伦堡与1946年东京设立的特设军事法庭，类似的国际特设法庭设立 – 就像1994年成立来审判卢旺达种族屠杀事件的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 是在东西阵营对抗结束后才得以实现。在这种新的国际局势下，联合国安理会对联合国宪章内容（第七章）进行了突破性的解释。事实上，安理会是决定透过特设法庭的成立来协助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尽管仍然存在着运作上的障碍或特别是政治性的阻碍，这些特设法庭的设立不只对国际间杜绝有罪免罚的行动作出贡献。这些法庭证明了国际司法审判对维护正义的功效，并且也有助于成立新的永久性与职能性机构来审理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被犯下的国际严重罪行。因此，于1998年成立并在2002年正式开始运作的国际刑事法院就是仿照这些特设法庭而设置的。 然而尽管国际刑事法院的机构设置与职能运作因先前国际法庭的成立而扎下根基，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置却仍然存在许多先前国际法庭所遇到的结构上的障碍，这些障碍主要存在于对抗有罪免罚的情况之中。由于国际刑事法院并未拥有司法警察单位，所以国际司法审判就必须要有各个国家的配合来进行调查、搜集证据并且逮捕被控告的相关人士。因此，国际司法审判的进行也必须透过所有与事件相关的国家或重要人物来进行司法外交协商。换句话说，审判能否顺利进行是依照一个复杂的权力关系而定，把姆拉迪奇逮捕到案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理论框架
一丶发展中的司法外交。国际司法审判工作有很大一部份是在与各个国家、地方当局与国际机构之间建立合作关系，以便这些相关参与者愿意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他们掌有的警备资源。因此，在程序上的进展取决于所有相关行为者的的利益考虑，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与主席必须针对各行为者利益考虑进行了解并加以分析，以便能取得各方密切的合作。
二丶杜绝有罪免罚的行动。由于塞尔维亚当局无法设想本国在未来被隔绝于欧盟的大门之外，欧盟影响了塞尔维亚对杜绝有罪免罚行动的参与，由此可见欧盟软实力的制约作用在这时展现了功效。
案例分析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成立在战火纷飞之际，它不断地面临到司法与政治逻辑上的矛盾，原因在于在对被控告的当事人的逮捕与调查的进行都要取决于执政当局的配合与否。直到1997年，当北约部队在前南刑庭主席的要求下获得授权对受控告的当事人进行逮捕，这些引发战争的首领才开始一一被逮捕到案。联合国军队也才因此承接当地警察单位未能完成的工作，而这些成功的逮捕行动也促使了1995年代顿协议 ( Les accords de Dayton) 的实行。北约组织在任务期间完成了30项逮捕行动(2004年底为止)。姆拉迪奇为了躲避联合国的追捕而安身在塞尔维亚境内，就像卡拉季奇一样，他从大国之间面对斯雷布雷尼察屠杀事件的消极反应中得益。事实上，当姆拉迪奇与卡拉季奇这些战争的始作俑者开始秘密商谈如何达成和平协议的时候，美国、英国、法国政府与联合国当局已经在准备对这个城市进行围攻。
长久以来，姆拉迪奇从军队、国家机构与民族主义倡议者之间的多重共犯关系中得利。然而，在塞尔维亚政治势力之间权力关系有了转变后 – 特别在2008年民主党鲍里斯·塔迪奇 (Boris Tlalic) 赢得了总统大选 ，加上欧盟当局对于杜绝有罪免罚行动的坚定立场，对姆拉迪奇的逮捕才得以实现。塞尔维亚对于加入欧盟的选择根本地决定了其未来的立场走向。
杜绝有罪免罚行动是一个具有永久性的对抗行动，前南刑庭在这方面有很显著的贡献。前南刑庭证明了它并没有阻碍和平的建立，相反地它透过授权联合国部队对受控告的当事人进行逮捕，让这些战犯受到压制而不能再危害百姓，进而促成了和平协议的实现。前南刑庭也透过其对极其严重罪行的审判能力，增加了国际刑事司法审判的公信力，这些严重的罪行若不是因为有前南刑庭的设立，可能也无法被确立为犯罪行为来进行审判。此外，在公正的诉讼结束后，前南刑庭也对这些罪犯处以重刑。前南刑庭在国际之间让受控诉的罪犯的逮捕工作成为各国永久努力的方向，并且出乎各国意料之外地让所有受控告的罪犯都能够被移交到法院来审判，前南刑庭因此在对抗国际犯罪的历史上写下精彩的一页，同时也对打击有罪免罚的常态情况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参考資料
« Justice pénale et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 Confluences Méditerranée, (64), 2007-2008.
Gaboriau Simone, Pauliat Hélène (Éds.), La Justice pénale internationale, Limoges, PULIM, 2002.
Schoenfeld, Heather, Levi Ron, Hagan John, “Crises extrêmes et institutionnalisation du droit pénal international”,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36), 2007, pp. 36-54.
Jun 27, 2011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南北对立, 发展, 贫穷
Clément Paule
翻译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45
15M (5月15日运动) 宣布2011年6月19日为「全国动员日」，对他们来说，这次行动代表一个崭新的胜利。实际上，有数万人参与这次在西班牙的游行，对於国家面临的社会丶经济困境以及政治阶层缺少同理心 (甚至是政治领域的贪腐)，民众重申他们的「愤慨」。然而，假设人民这个新行为者的功能在此次公民争议中更加强化，在其他欧洲国家发起的运动，则并非都能达到相同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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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首先，必须提到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自2008年秋季以来，於各地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西班牙一再被引用的失业率可作为证明，失业者估计超过 20％的劳动人口和近一半的25岁以下青年。整体而言，在国际金融机构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的指导下，各政府施行的财政紧缩方案加剧了金融失序所衍生的社会问题。这些为了缩减政府财政赤字的紧缩措施，引起了各界强烈的批评，因为伴随这些措施的是大规模的银行抢救计画，有时候甚至不强制任何条件或义务及予通过。其中的例子如，2008年底，在冰岛的大规模援助动员，然而五个月之後，冰岛政府仍然垮台。此外，也可以提到「Geração à Rasca (贫困世代)」的游行，於2011年3月初，在葡萄牙吸引了数十万的民众参与。反对派认为紧缩的公共政策，如同社会的不公义，近期在英国伦敦，2011年3月26日，「为另一个方案而走 (March for the Alternative)」游行凝聚了25万至50万名参与者。最後，必须提到在希腊的大规模抗议，起源於2010年5月的全国大罢工。
我们注意到，这一波跨国浪潮汲取了突尼西亚和埃及革命胜利的经验。事实上，凭藉人民的压力，两国的革命得以战胜独裁丶压迫的政权。正是在此一社会和政治斗争的背景下，在西班牙出现了15M运动，民众藉机表达不满。2011年5月15日，示威者占据了马德里的历史广场─太阳门 (Puerta del Sol)，而之後几天西班牙即将举行地方大选。
理论框架
由於缺少15M 运动和其支持者组成的社会学统计数据，单纯以「意识形态」分析对於了解这个运动并无太大帮助。然而，其组织模式和示威者的行动仍可以提供更正确的指标。
一丶 一个创新行动模式的合理化。这里要探讨的是15M运动所使用策略的特点，首先，建立於「征服公共空间」，此外，完全拒绝与政治阶层合作。在这方面，必须提到他们施行的精密的直接民主模式，结合若干型式的自治并拒绝任何领导模式，并以强制轮替的责任制来确保。
二丶 抗争的国际流通。在此一概念下，我们应该去观察社会斗争如何往其他国家传播，甚至是「外包」的现象，如开始於希腊，而接着传到法国和义大利。然而，抗争的规模依国家而不同，原因在於各国都有其自己的「政治机会结构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案例分析
这个运动的其中一项显着特徵在於它坚决反对党派。具体的事例如，左派政治联盟 (Izquierda Unida ) 的总企划 Cayo Lara 曾试图参与15M成员的静坐活动，但却被排除在外。因此，有必要厘清某些针对这个运动的谈话，以免预设的理念妨碍理解这个运动的内涵。因此，一些评论家认为示威者的「反政治」诉求 (具体来说表现在拒绝与任何政党和工会组织结盟) 与极右派的民粹主义相近。然而，我们也了解此类「分化策略」经常被政客运用，尤其是许多的反全球化人士。 特别是由於「献金」，被他们视为非法，似乎也未必与民粹主义相关。最後，愤怒民众诉求的模式，建立在强调直接民主的价值并否定代议制政府，如同他们反对任何阶级制的组织也反对被定位 ─而呈现出单纯的市民运动。换句话说，行动模式的合理化首先必须凭藉和平的行为模式，尤其是反对警察强制的暴力。在这一方面，此一运动可以认定是社会运动的「认知转换」，而演变成有反省能力的行为者。
事实上，此类公民运动的跨国化发展，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以往废除奴隶制度以及原住民的案例研究都可作为见证。然而，由於非国家行为者 (ONG丶公民社会等) 在国际上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且受到反全球化主义的推波助澜，这个过程现在看来日趋平凡。然而，这些愤怒民众发起的运动，其最显着的特色在於其观念丶作法，甚至是行为者本身的跨国流通。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提到 Stéphane Hessel 的着作「Indignez-vous ! (愤怒吧 !)」，此标题在出版後随即被抗议人士取用。自2010年10月出版以来，这本小册子受到极大欢迎。现在已被翻译成多国不同的语言，这一篇简短的论文在短时间内即卖出数百万本。西班牙版本，由知识分子 José Luis Sampedro 写序，销售也十分亮眼。
这一系列的采纳丶进口，同时也可说是「外包」─受到讯息取得和传递成本降低的刺激─，揭示了这些抗议活动逐渐融入一个愈来愈自主的「跨国空间」。从今以後，民众的愤怒逐渐具体化，并且从一国蔓延到另一国。愤怒成为社会政治的一种形式，且由於它的全球规模，国家政府今後将无法再忽视之。
参考資料
Della Porta Donatella, Tarrow Sidney (Éds.), Transnational Protest and Global Activism,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Nez Héloïse, « “No es un botellón, es la revolutión !” Le mouvement des indignés à Puerta del Sol, Madrid »,Mouvements, 7 juin 2011, consulté sur le site de la revue :
http://www.mouvements.info [20 juin 2011]
Pina Fernández Adrián, « La prise de la Puerta del Sol à Madrid : chronique du mouvement social du 15 mai », consulté sur le site de Métropolitiques : http://www.metropolitiques.eu [21 juin 2011]
Site Internet du quotidien El Pais : http://www.elpais.com
Jun 14, 2011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全球化, 数位工业
Jenna Rimasson
翻译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44
Pixabay
2011年6月1日，谷歌宣布其网络遭到非法入侵。许多美国高层官员、中国异议份子以及军队成员都因这个行动受到波及。华盛顿对这个网络攻击事件严肃看待，而北京当局则否认政府有涉入这项非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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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从越战开始，互联网就一直被视为一种本质与战斗、军事与民主概念息息相关的技术。现在的电脑间谍活动成为了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都试图加以防止的威胁之一。在虚拟世界里，互联网往往能呼应支持现实世界的斗争。2001年4月，一位中国飞行员在海南岛上空因受美国间谍机的攻击而死亡，而五角大厦的官方网站随即成为网络攻击的受害者。 2004年，则是韩国政府成为电脑间谍的目标。次年，中国黑客闯入了日本大型企业的网络- 包括三菱和索尼 – ，而大使馆和日本外务省的网络也遭入侵。要特别注意到，此入侵行动是在中国对日本在亚洲杯足球赛失利后发生，这是在中国的反日情绪出现后的一次关键事件。2006年，美国纽波特的海军作战学校的系统也遭到入侵，随后法国和德国国防部网站也受害。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否认中国政府有参与任何上述的活动，但他却在2007年8月27日向德国总理默克尔道歉。
理论框架
一丶 网络犯罪。它涉及了刑事罪行，例如通过计算机工具来进行诈骗，知识产权和保密性的破坏，特别是通过互联网技术的运用。通过这一概念，我们注意到新技术的引进、公民技能的提升和网络动员的增强所带来的挑战。网络犯罪也让许多对国家权力垄断现象的质疑浮现出来，特别是领土控管和安全两方面。在公共领域之外，政府有时不得不与非传统行为者进行谈判，这些非传统行为者能对知识和生产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而透过计算器网络来进行的产业间谍活动，因此属于网络犯罪的一种。
二丶 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隔阂的消除。诺伯特埃利亚斯 （Norbert Elias） 已经强调了宏观社会实践的发展似乎与微观社会行为的演变有关连。全球化的加速与其进程，加强了不同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在两个领域的互动之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国际秩序的重塑现象，这个国际秩序从前由国家行为者所主导，现在则出现了可以与之竞争的参与者，甚至出现了可与国家当局等量齐观的行为者。
案例分析
中国政府为求保持对主权的垄断，试图限缩新兴行动主义的发展，行动主义与信息和通信技术 （NTIC） 息息相关。为此，中国政府将专长于此一领域的公民纳入与他国对抗的工具之中。中国解放军已在这一领域上投注相当大的心力，现今有一整个部门专门负责处理网络相关的事务。成千上万的工程师被招募为网络士兵。这个公民与国家领域紧密联系的情况– 由于这一技术发展趋势 – 提供了北京当局一个由上而下推行民主开放的机会。然而，这一基本区别的模糊化让情况变得更复杂 – 以网络犯罪而言 – 让其它国家难以归罪于中国当局；国家当局随时可以拿网络世界的司法真空当借口，推托国家对私有个人行为控管的无能为力，以摆脱所有的责任。
要控制这些无形和分散的网络行为，以及制订相关的法律措施，就国际或国内层面而言都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年轻一代渴望更大的自由，并且勇于探索通过互联网提供的可能性，因此促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新的政治监管新模式。如今政府不能再要求对信息的传播有完全的掌控，并且也要面对公民新闻的竞争。而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与之相关的安全措施则显得效率低下；中国领导人也试图建立一个互联网上对家用计算机进行过滤监控的软件 –「绿坝」软件 – 结果以失败收场。这些设备的不足在国际层面显露无遗。现在在网络上组织的社团，不论是合法或非法的，都能够在公共空间表达他们的诉求，并能够直接登上全球舞台。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区别已经过时的同时，并隐约浮现了一个“全球本地化” (glocalized) 的现象。
在互联网上的操作需要较高的技术技能，而且价格便宜，具有很大的媒体影响力。这些网上活动的行为者并非只来自民间社会，其它像是商界人士，政府机关，甚至是非法组织都有从事相关活动。这些网络上的对抗主要发生在功能性质类似的竞争者之间，各竞争者的实力也可能是不对等的。在这方面，像是索尼公司其网络在谷歌的电子邮件遭到黑客攻击后的一个星期也受害。个人之间和国家界限的模糊从而延伸到不同领域中，前者成功地建立了具独占影响力的地位，破除了阶层分明的系统中公共部门占主导地位的情况。
如果网络犯罪具有某些恐怖主义的特点 – 突然袭击，象征性的目标，媒体渲染和政治目标 – 过去的事件表明，国家行为者并非仅仅是目标对象。国家也可以通过这种非正式对抗的工具来获取信息，操纵信息或破坏数据传输系统。然而，其中运用的方法与参与的实体本身就带有一个信息。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对中国异议份子和美国官员的谷歌电子邮件信箱 (Gmail) 的入侵并非普通事件。在此我们要回溯到2010年中国和谷歌之间发生的贸易争端。该公司，指责中国当局对网络进行各项审查，决定将其网络移到香港。此外，这项对资料保密规定的侵犯与损害发生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财政紧张的背景下。事实上，中国在3月宣布将卖掉92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债券。本次交易间接地反映了美国货币霸权的信誉如今已经因其庞大的公债受到损害。自从2001年9月世界贸易中心的袭击以来，美国当局采取了镇压的态度，积极打击这这种网络犯罪行为。然而，所涉及的行为者的异质性和其动员的流动性考验着国家或跨国家间扫除这些威胁的能力。此外，各国政府的拒绝让建立全球网络警察的计划失败，因为这个计划的实现代表国家必须移交部分权力给超国家机构。总而言之，这些由其它国家所参与犯下的网络犯罪遭到白宫强烈的谴责，这类的网络犯罪也凸显了扰乱威斯特伐利亚国家秩序的非国家行为者介入的情况，而某些国家采取了有利于前者发展的政策手法，此作为则受到普遍的谴责。
参考資料
Arquilla John, Ronfeldt David, Networks and Netwars. The Future of Terror, Crime and Militancy,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Publishing, 2001. par la Maison Blanche
Douzet Frédérick, « Les Frontières chinoises de l’Internet », Hérodote, 125, (2), 2007, pp.127-142.
May 28, 2011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人权, 人道问题
Philippe Ryfman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43
2011年2月中起，格达费上校的反抗份子与忠诚部队之间的冲突已经引发了严重的人道危机。将近75万人(利比亚人以及外国人)从5月底起已纷纷逃离这个国家。这个大规模的避难潮首先是由外国劳工开始动，而人道组织也随即在作战地区扩大救援伤者以及协助社会大众的行动，同时也为逃难者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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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人道行动通常是透过天然灾害彰显于社会大众之间，像是2010年海地的例子。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人道行动首先与战争有关，从19世纪开始它与战争的关系就密不可分。在冲突的背景下，人道行动主要围绕在三个要点上：一、对受伤平民与士兵的照料；二、基本的民生服务(食物、水、卫生用品等)；三、人口的迁移。在人道方面的主要问题(救援单位的自主性、物资补给的取得与困难、不安全性、资源工具化的逻辑、人权) 总会反复地出现，这些问题也不断地演变。
理论框架
一丶 在武装冲突中，非政府的联合国人道救援单位的角色显得相当重要。它与政治的差别在于它遵行五个基本原则：人道精神、公正客观性、无歧视性、中立性、独立性与责任性。而这些行动的执行者对其他参与的行为者并没有垄断性－特别是指那些国家行为者，这些国家行为者通常是公开地以政治为目的。
二丶 利比亚的战乱情况可参照国际公法的非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而主要的牺牲者是平民百姓。此外，在人道领域里，平民与战争分子的区分有强制的规范性因此，2011年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1973决议文为联合国军事行动的依据，此项军事行动开始于2011年3月19日，而这个决议文第一次采用了国际人权法的新观念，即保护责任 (R2P)。
案例分析
直到三月底为止，因战乱而逃离国家的利比亚人仍为数不多。利比亚境内的定期石油经济收益通常仰赖为数众多的外国劳工，这已经引发了意料之外的人道方面的问题。埃及人、中国人与菲律宾人的人口外流由于各自所属国家、欧洲国家与国际移民组织的介入而很快地得到解决。相反地，许多撒哈拉以南地区或东北非地区侨民的命运却仍是个未知数。有些侨民成功地回到自己的国家，但是其中也有很多人未能回国或是没有意愿回国。因为担心移民潮的出现，欧盟国家纷纷致力于防止所有非法入境申根国家的行为，特别是经由海路的偷渡。这类的人道方面的问题是前所未见的，不管是在人口迁移的规模方面，或是在缺乏保护者角色的方面。大约5万5千名利比亚人逃亡到突尼西亚，大约有1万5千人逃往意大利。然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HCR) 负责管理的德西巴 (Dehiba) 与华美达 (Ramada) 难民营，以及在卡达管理的塔图因 (Tataouine) 难民营都呈现空荡荡的情况，仅仅只有几百名难民居住其中。其它的难民大多由自身的亲戚、特别关系人或当地慈善组织来收容。而也有许多难民遭到抢劫，并在逃亡的过程中受到暴力虐待，大约一千人在搭乘小船前往意大利的途中死亡。上千名的厄利垂亚人、索马利亚人与苏丹人持续前往突尼西亚居住在乔加 (Choucha) 与拉斯杰迪 (Ras Jdir)。在埃及方面，则有许多难民住在萨卢姆 (Saloum) 临时居留处，埃及官方则相当地反对设置难民营。而现在像是反饥饿组织 (ACF)、国际人道组织 (Solidarités)、国际关怀组织 (CARE)、红十字会、红新月组织 (Croissant-Rouge) 等机构都有为难民提供卫生用品、水与食物。在国际移民组织 (OIM) 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HCR) 共同运作下，那些被认为是移民而非难民身分的人，他们的命运则仍充满不确定性。国际移民组织在三个月内已经将3万5千人从埃及遣返回国，但仍有好几千人还滞留在难民营。同时有许多索马利亚人、厄利垂亚人与达尔富人也纷纷要求被当作是难民来对待。然而目前只有澳洲、美国与瑞典接受审视重新安置难民与难民身份给予的需求。
在利比亚境内，人道的问题则相当地不同。在境内东部由国家过渡委员会(CNT)管辖，平民的民生需求目前尚能由地方当局或国际组织来满足。至于在 Brega 与 Ajdabya 两个城市附近的战线，专门的国际救援组织 (非政府医疗组织与国际红十字会) 在当地及时地负责战时伤者的手术与护理等工作。要注意到这个国家的卫生医疗体系－其医疗服务质量并不差，未因战乱而停摆并能够继续提供服务。相反地，人道工作者比较担心居住在受到政府军围攻的反叛份子所在城市的平民百姓，这些城市受到政府军无情地轰炸，特别是 Misrata 与 Zinten 两地。重炮与 GRAD 导弹在战争上的使用事实上具有致命性和毁灭性。像是 Misrata 在三月中到五月初之间，已经发生了紧急的人道危机；医疗卫生机构里充满了大量的受伤士兵以及尤其是平民百姓。食物、饮用水与医疗用品的取得都要完全仰赖海上的物资补给。有上千名外国人都聚集在码头河畔处不安全的简陋住所，这些地区则是由国际红十字会与无国界医生组织来进行人道救援工作。目前这些情况也已经有所改善，反抗军已经松开了政府军的箝制。但是政府军则继续轰炸其它地区。关于的黎波里西南方住着柏柏尔人的山区以及靠近突尼西亚的边境，人道组织的服务至今还没能够进入到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对于服务的需求恐怕是相当地庞大，尽管目前仍然难以对现况作评估。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利比亚政府军对平民与士兵的无差别待遇，这一点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因此，这引发了国际刑事法庭对这个情况的后续追究的起诉动作。
参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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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fman Philippe, Une histoire de l’humanitaire, Paris, La Découverte, Collection Repères, 2008.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La Responsabilité de protéger, Paris, Pedone,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