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 20, 2015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國防, 安全, 非洲
Philippe Hugon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 129
Source: Wikimedia
2015年3月23日，索馬利亞青年黨 (al-shabaab)侵入肯亞的加里薩大學，冷血攻擊造成超過150人死亡。這起極度暴力的行動主要針對信奉基督教的學生，刻意選擇在具有象徵意義、傳授知識的校園內。事件發生的一個多月前，青年黨才宣布效忠蓋達組織，並且威脅攻擊由西方國家建置的購物中心。三年來，肯亞境內已發生三次重大的攻擊事件，包含2013年在肯亞高級購物中心Westgate Mall的攻擊事件。2011年7月，烏干達的首都坎帕拉也發生類似的襲擊。衣索匹亞同樣持續對抗恐怖攻擊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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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儘管人口超過一千萬，面積達6萬3800平方公里，索馬利亞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政府存在。實際上，索馬利亞自1959年獨立以來，都是靠著宗族幫派和其分支來運作。但是，這個幫派社會也不能算是處在無政府狀態，因為索馬利亞人講同一個語言—索馬利亞語，組成一個同質性高的民族，以畜牧為傳統。索馬利亞的民族性尤其重視榮譽、好客與報復的決心。接近百分之百的索馬利亞人民信奉回教，因此伊斯蘭律法和宗族法、幫派法並存。
然而，我們現在觀察到一些重大的變化。過去凝聚社會的宗教，今日成為伊斯蘭傳統蘇菲派與賽萊菲派衝突的癥結。此外，由於對教條詮釋的歧異，也造成年輕人和長輩之間的對立。青年黨的快速興起反映了這些社會衝突。三十五年來，索馬利亞承受族群分裂的危機和社會政治的動盪，造成超過50萬人死亡。每個幫派由一個戰爭首領指揮，傳統上都組織一個私人軍隊。衝突來自被忽略的年輕一代，暴力是他們唯一的社會化經驗。
此外，還有其他因素交互影響，破壞索馬利亞的穩定。我們可以提到，如新堀起的伊斯蘭勢力(穆斯林兄弟會、薩拉菲組織以及厄利垂亞)、人口增加造成稀有資源分配的壓力，以及非法交易日益猖獗的地下經濟。同時，由於僑民的力量，索馬利亞的社會仍然融入全球化進程中。資訊科技對其經濟的整合同樣有相當的助力，另外還有對非政府組織(NGO)的徵稅，甚至是海盜對商船和貨船的攻擊。在1990至2010年之間，海盜對油輪徵收的什一稅 (2萬艘貨船與三分之一的油輪經過索馬利亞海峽)被紀錄的有4000筆。歐盟海軍針對索馬利亞海盜所進行的軍事任務(Atalante)成功地降低了海盜的襲擊，但仍無法將其完全遏止。
在1991年之前，索馬利亞由巴雷(Barré)所領導的社會主義政權掌控，與蘇聯關係密切。在1992年至1994年之間，各項國際軍事介入或是美國單方的軍事行動 (Restore Hope) 都以失敗作結。在1991至2005年之間爆發內戰。索馬利亞的各個伊斯蘭法庭，由於獲得厄立垂亞的支持，透過司法議會於2006年夏天取得政權，反制其他宗族領袖。伊斯蘭法庭融入了不同的組織，包括Hizb al-Islam (伊斯蘭黨)、al-Islah(與穆斯林兄弟會有密切關係)，以及被指控如非洲塔利班政權的伊斯蘭激進組織青年黨。
美國和該地區的各國政府並未選擇和伊斯蘭法庭中較溫和的分子進行協商，反而是支持不具代表性和正當性的流亡政府。2006年底，在衣索比亞和美國的軍事支持，以及肯亞、烏干達和葉門的協助下，這個過渡政府武力重新掌控衣索比亞首都摩加迪沙，但仍沒有能力掌控其他武裝領袖。非洲聯盟駐索馬利亞代表團(African Union Mission In Somalia, AMISOM)於 2007 年開始軍事任務。青年黨自此開始恐怖主義攻擊，集中在摩加迪沙(2009年底針對非洲聯盟、2011年10月以及2013年4月14日的自殺攻擊)。
索馬利亞青年黨至今已發展數十年，目前約有5000至1萬名戰士。一部分曾在阿富汗接受訓練，一部分則是來自於1990年代成立的索馬利亞伊斯蘭組織Al-Ittiyad。另外也有經由伊斯蘭法院，在2006年還掌控權力之前，招募、訓練的戰士。由於伊斯蘭法庭政權受到東非國家的反對，再加上美國對這些國家的支持，伊斯蘭法庭垮台後，青年黨的勢力快速壯大。它們的主要訴求為以索馬利亞為主體的民族主義，並且以伊斯蘭律法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透過對跨國網絡的掌控，青年軍控制各項交易，並吸收失落迷途的年輕人，更以全球聖戰計畫控制他們。
理論框架
1. 跨世代衝突暴力。在索馬利亞內部，暴力來自青年黨—在暴力環境中成長的年輕人—與官方政府之間的衝突；戰事主要依賴非洲聯盟駐索馬利亞代表團(AMISOM)的支援。
2. 跨國暴力。青年黨的暴力達到區域性與跨國性的範圍，原因在於眾多的索馬利亞人移居鄰近國家(超過60萬難民遷移至肯亞)，部分索馬利亞人甚至明確主張危害鄰近國家的安全，首要目標即是肯亞。他們被各種金錢交易連結在一起，因為索馬利亞已成為衣索比亞和厄立垂亞間衝突的戰地，同時也是美國盟友一起對抗聖戰分子的關鍵區域。
案例分析
青年黨可被視為索馬利亞的社會組織。這些年輕人長久以來源自伊斯蘭法庭，對未來沒有願景，而以操弄武器、暴力與掌控走私交易維生。由於政府合法正當性的薄弱，青年黨在索馬利亞境內的發展沒有受到阻礙。正是由於索馬利亞政府無法維護領土安全並且維持最基本的國家功能，青年黨一方面以暴力威脅，另一方面又執行保護人民的責任。儘管青年黨施行伊斯蘭律法，而不得人心—禁止咀嚼巧茶(khat)與聽音樂，但也同時建立了一套鼓勵貿易的規則。這也是為何青年軍能獲得支持，讓他們發展一定的軍力。
青年黨依靠他們建立的權威，向企業家和商人的交易徵稅，這也是主要的財政來源。此外，一部分的收入則來自與海盜的交易。由於有來自阿富汗與厄立垂亞民兵的支持，青年黨起而反對聯邦過度政府。2010年底，青年黨仍然掌控首都摩加迪沙大部分的區域，以及索馬利亞中部與南部地區。但由於非洲聯盟駐索馬利亞代表團(AMISOM) 的軍事介入，青年黨最後還是失去了索馬利亞核心區域的掌控權。他們必須退出摩加迪沙以及其他重要城市。之後，他們隱藏在偏遠地區，或是混入一般人民之中。2014年9月1日，青年黨的領導人Abdi Godane死於美軍空襲，由Ahmed Umar Abou Oubaïda繼任。
青年黨的行動範圍已經跨國化與區域化。實際上，如同博科聖地(Boko Haram)，擴大行動範圍至非洲其他區域可以彌補因為失去索馬利亞境內領土的損失。幾乎可以確認的是，青年黨和匯款公司、某些肯亞的非政府組織以及移居他國的僑民都有密切的關係。由於移民和遷徙難民的援助，青年黨逐漸滲入具全球規模的聖戰組織網絡。透過自殺攻擊或是恐怖主義行動，以不對等的戰鬥方式，利用恐懼來增加媒體曝光。當然，他們目前的規模還不足以發起全球性的聖戰。但是，他們已經和蓋達組織或博科聖地有交流往來，明確地顯示了他們最終的目標。
這情況也代表了鄰近國的處境愈來愈受到威脅。與索馬利亞有700公里相連邊境的肯亞首當其衝，但其政治處理上卻態度分裂。肯亞試圖提升它的武裝實力同時避免基督教徒(占人口的四分之三)和回教徒之間的衝突。 此外，肯亞必須維護觀光客和商人。至於位於索馬利亞西南部的朱巴蘭國(Jubaland)，和肯亞相鄰，也是以索馬利亞人為主的區域。青年黨在此發動攻擊是為了挑起宗教族群間的衝突，以及政治勢力間的對立。至於衣索比亞，儘管與索馬利亞的邊境長達1600公里，目前為止還未遭受重大攻擊。作為聯邦國家，衣索比亞境內的歐加登(Ogaden)地區大多數為索馬利亞人。但衣索比亞仍是對抗恐怖組織的關鍵國家，尤其它成為美國發動戰爭的據點。於是，在索馬利亞境內的軍事行動無可避免地轉變成恐怖攻擊，藉由跨國的組織網絡以及索馬利亞在外國的僑民。
透過媒體大幅報導的恐怖攻擊，嚴重影響觀光業以及西方國家在肯亞、衣索比亞與烏干達的投資貿易。在索馬利亞的例子中，正如同阿富汗或博科聖地的情況，只依靠非洲聯盟駐索馬利亞代表團(AMISOM)的軍事介入的效果將非常有限。事實上，長遠的解決方法仍然是政治性的方案，必須透過建立國家機制以及具合法正當性的政府。
參考資料
Hugon Philippe, Géopolitique de l’Afrique, 3e ed., Paris, SEDES, 2013.
Mashimongo Abelard Abou-Bakr, Conflits armés africains dans le système international, Paris, L’Harmattan 2013.
Véron Jean-Bernard, « La Somalie cas d’école des Etats dits “faillis” », Politique étrangère, 76 (1), print. 2011, pp. 45-57.
Jul 7, 2015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安全, 文化, 文化多樣性, 族群主義
Alexandre Bohas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 128
Source: Wikipedia
伊斯蘭國於五月佔據敘利亞的歷史古城帕米拉，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資產之一因此面臨被摧毀的威脅。此一情況同時也反映了，這個自封哈里發的伊斯蘭國家如何透過散播意識形態來反對屬於其他文化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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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近幾年來，由各個伊斯蘭極端組織所犯下的宗教文物與古蹟摧毀的案例持續增加。著名的例子如在2001年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下遭到摧毀的巴米揚大佛，以及2012年在馬利通布圖被反抗政府民兵摧毀的回教陵墓。此外，埃及與利比亞的政局動盪，也造成兩國多個博物館和古蹟遺址遭到盜竊、破壞，不論原因是文物的經濟價值又或是宗教因素。
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內戰替伊斯蘭國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讓伊斯蘭國得以在這兩國內持續擴大占領的土地。然而，在伊斯蘭國占據的地區內約有4500個歷史古蹟。伊斯蘭國的成員已經攻打位於美索布達米亞的古蹟，甚至是回教場所，如在摩蘇爾的先知約拿之墓。在敘利亞，百分之九十的破壞甚至集中在年代介於十三至十四世紀伊斯蘭文物，包含陵墓、祭壇或是清真寺。
自2015年二月底以來，在莫蘇爾博物館內，或是在安息帝國與帕提亞帝國遺址上的尼姆魯德與哈特拉古城的文物破壞，都被仔細拍攝下來，並轉發於社群網站上。破壞文物的影片震驚西方輿論，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作出譴責，但卻又無力保護這些列入世界文化資產的珍貴古蹟。
理論框架
反對世界的多元化。全球化促成現代社會的「多元化」(pluralisation)發展 (Cerny)。由於推動文化和社會、經濟層面的跨國流通，全球化也造成對身分意識認同的反動，尤其是對他人身分認同的排斥，終將導致「世界的劇變」(brutalisation du monde) (Laroche)。因此，以純淨、極端及教義派的伊斯蘭派為名，伊斯蘭國對文物古蹟的褻瀆和破壞旨在抹滅現在與過去存在的單元和多元宗教文化思想。
身分意識認同的跨國化。發生在伊拉克、利比亞與馬利的文物破壞，是極端分子為了吸收無法融入社會或被社會遺棄分子的手段。這些社會的邊緣人接受此一宗教狂熱思想，讓他們得以填補存在感中的一項空白(Hoffer)。藉由極端主義與反現代觀點來詮釋伊斯蘭教義，此一宗教狂熱思想企圖提供給來自各地的支持者一個簡化的世界觀，並賦予他們一個跨國的身分意識認同。
案例分析
這些文物破壞和竊盜並不是隨機的輕率行為，而是經過縝密的計畫、安排。背後動機來自反對偶像崇拜，此為所有一神教派所禁止。如在基督教歷史中發生的破壞偶像主義運動(第八世紀) 與英國的清教徒運動 (第十七世紀)，伊斯蘭國認為凡不是獻給真主的宗教儀式和宗教場所，無論是現在或過去存在，都是褻瀆真神。在這個思維下，唯有對真神的宗教行為才能存在。在尼姆魯德與哈特拉古城的文物破壞即是反應出了這個伊斯蘭教根本原則的過度詮釋，如伊斯蘭國的國號所稱「萬物非主，唯有真主」(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
伊斯蘭國發布的影片呈現在哈特拉古城和莫蘇爾博物館的文物破壞，但其實這些影片是經過剪接、調度處理。分析指出某些被摧毀的雕像可能不是真品。實際上，被破壞的可能是用石膏製成的複製品，而真品可能已被販賣以資助戰事。此外，由影片中人士的口音判斷，在伊斯蘭國宣傳影片上出現的戰士可能來自非洲、印度次大陸，或是北非西部的馬格里布地區。也就是說，並沒有戰士來自馬什里克，從敘利亞到埃及這個區域。因此，這些影片是專門錄製給目前處在衝突戰場之外的回教徒，尤其是其中的社會邊緣分子，以招募他們從事戰鬥。不要忽略了，伊斯蘭國的軍隊中，外籍戰士占了其中很高的比例。
此外，伊斯蘭國對全球年輕回教徒的吸引力也是值得觀察的重點。伊斯蘭國的吸引力和哲學家賀佛爾(Eric Hoffer) 所描繪的在1950年代流行的世俗宗教運動有相似之處。 狂熱的信徒在伊斯蘭國推崇的極端主義中找到共鳴。何況全球化讓接觸到伊斯蘭國訊息的群眾大幅增價，因此也加強了伊斯蘭國的吸引力。網路和新的通訊科技讓這類無疆界限制的關係逐漸建立，成為這些宗教族群運動的凝聚力量。尤其全球化顛覆傳統的規範，拉近各個不同文化和社會的距離。於是，全球化也激起對身分意識認同的反動，且常以無法包容非己的暴力手段，試圖重新證明自己的信仰。因此，伊斯蘭國摧毀文化資產，即是為了消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長久以來特有的宗教、歷史以及文化的多元發展。
參考資料
Cerny Philip G., Rethinking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Plu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Evin Florence, « L’État islamique met en scène la destruction de la cité antique d’Hatra », Le Monde, 4 avril 2015.
Hoffer Eric, 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New York, Harber & Brothers, 1951.
Laroche Josepha, La Brutalisation du monde. Du retrait des États à la décivilisation, Montréal, Liber, 2011.
Schama Simon, « Artefacts Under Attack », Financial Times, 13 March 2015.
May 29, 2015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全球化, 國際政治經濟學, 外交, 對外政策, 非洲
Moustafa Benberrah
趙偉婷 譯
Passage au crible n° 127
Source: Wikimedia
2015年4月16日，君士坦丁被宣布成為為期一年的阿拉伯文化首都。在一年間，此暱稱為舊岩石(Vieux Rocher)的古城將迎接戲劇、慶典、會議、展覽
等各項活動。一筆70億第納爾 (dinars) 的經費（約7億美金）已挹注到活動主辦單位。在連串慶祝活動中，阿爾吉利亞的總理阿卜杜勒‧馬利克‧賽拉勒(Abdelmalek Sellal)主持多項大型計畫的開幕儀式，包含一個超大型的文化園區，內有文化宮、都市圖書館、博物館和畫廊，另外還有藝術歷史博物館、大型展覽館，以及一個能容納3000人的表演廳。文化園區共花費1億5千6百萬美金，而其建設工程委託給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 (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rp, CSCES)。 此承包又再次燃起在阿爾及利亞的中國公司壟斷營造與公共工程項目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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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2013年，以68億2千萬美金的進口額（年增14,3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阿爾及利亞最大的進口國，超越長期占據第一位的法國（62億5千萬美元）。中國貨品的進口在2014年更達到82億美金。另外，中國是阿爾及利亞的第十大客戶，出口額達到18億美金。儘管雙邊貿易十分不平衡，貿易總額從2000年的2億美金快速上升到2014年的100億美金。此演變來自兩國間的優先特權關係，其可追溯到非常早期在1955年於印尼舉行的萬隆會議。此一亞非高峰會通過了阿爾及利亞取得行政自治權與獨立權上的決議文。此外，中國是第一個承認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1958)以及其獨立(1962)的非阿拉伯國家。另一方面，阿爾及利亞始終採行「一個中國政策」，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其後，不結盟運動(Mouvement des non-alignés)也顯著地造就了兩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緊密關係。
如今，中國與阿爾及利亞合作關係涉及各個戰略性領域，像是工業、農業、軍事、基礎建設
等。並且，超過790間具規模的中國企業在阿爾及利亞有實際營運，兩國間也簽訂了超過20項合作協議。最近期的一項協議則為2014-2018整體戰略合作計畫（2千8百60億美金），用於刺激兩國間經濟關係。此轉變也帶來了大批中國僑民。目前估計大約有4萬人（有工作合同勞工、企業老闆以及依親眷屬），其中約有2千人拿到阿爾及利亞國籍。儘管法律約束中國企業需優先雇用當地勞工，但這些僱主仍傾向聘請中國員工。這些企業藉由建設基礎工程和引進史無前例的移民潮等方式，雙重地改變在「黑暗十年」 間被視為隔絕區域的都市樣貌。
理論框架
一、經濟外交的興起。受益於國際市場中原油價格上漲，阿爾及利亞實施經濟振興政策，此圍繞在三項主軸上：1) 吸引外商投資 。2) 科技轉移。3) 助於經濟成長的必要基礎建設工程。為此，阿爾及利亞並制定司法規範，以方便其公民參與中國公司所領導的計畫。然而，中國企業卻經常不遵守此類規範措施，此情況更引起了社會和經濟層面的衝突。最後，阿爾及利亞不僅管制不了這些跨國行為者，還必須和它們互相競爭，尤其就算時常與阿爾及利亞的國家利益互相衝突，這些行為者仍堅持本身的經濟利益。
二、跨國社群的建立。作為社群整合的推力，移民現象亦是經貿全球化所衍生的結果之一。Alain Tarrius和Michel Péraldi的研究都清楚顯示了，在工業危機、失業率上升以及移民管制的後福特(post-Fordist)背景下，移民企業家的形象如何形塑。在阿爾及利亞，此轉變顯示在市場渠道的重新部署，以及組織成跨國網路的外籍工作者。
案例分析
中國企業特別涉入阿爾及利亞營造與公共工程領域。事實上，從2000年開始，由於石油報酬率的提升，阿爾及利亞有資金展開一系列的大型計畫。因此，對中國企業來說，阿爾及利亞成為最具吸引力的市場之一，中國企業在營造與公共建設領域贏得了60%到80%的公私合同。
2005年秋天，阿爾及利亞總理Ahmed Ouyahia宣布從今以後不再「要求中國企業從事營造業」。然而，大規模工程計畫，像是東西高速公路、阿爾吉爾大清真寺、阿爾吉爾歌劇院、成千的公共住宅，在成本和時間迫切需求考量下，最終都採用大量中國勞工 。隨著各工程展開，建築工人的營區逐一設置。中國商店在阿爾及利亞商業區一間一間成立，之後也出現在其他有中國公司（主要是建設公司）進駐的城市。此現象讓人不得不聯想到在《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1868)》(也稱《蒲安臣條約》)簽訂後，在十九世紀中期美國所發生的事。如今，中國商人不但已立足於阿爾及爾市中心，也同時現身於像是君士坦丁和安納巴等大城。此些商店以低廉的價格販賣同樣的商品，使人忘卻「中國製造」的壞名。然而，這個銷售策略雖然吸引大量顧客，但也引起了社會經濟上的爭議。實際上，阿爾及利亞人所承受的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及競爭才是事件的起源。去年8月3日，阿爾及利亞人與中國移民在阿爾及爾的郊區爆發嚴重衝突就為一例。事實上，連串的衝突說明了兩社群間存在著緊張的對立關係。
為了解決這些衝突、改善兩社群間的對話以及降低生活中造成隔閡的種族文化差異，多項法律與文化上的措施被施行。首先，在法律上，中國僱主必須雇用阿爾及利亞人。另外，許多中文學程紛紛被設立。不僅是在阿爾及爾的大學，在成立越來越迅速的私立學校內，都可以學習中文。此外，中國大使館在當地規劃了多項文化活動，像是2010年秋季公開舉辦的寫作競賽。最後，一個阿爾及利亞與中國友好關係協會被成立，並且跨國聯姻也增加。換句話說，這些無主權行為者呈現與國家權威互相競爭的狀況，成功地引導了阿爾及利亞的公共政策，並無可否認的成為阿爾及利亞政府需要合作的中介者。
參考資料
Hammou Samia, « L’immigration Chinoise en Algérie : Le cas des commerçants Chinois à Alger » consulté le 15/05/2015 sur le lien :
http://jcea2013.sciencesconf.org/conference/jcea2013/pages/Hammou_Samia.pdf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Selmane Arslan, « Constantine capitale de la culture arabe 2015 : Les bobards d’une manifestation de A à Z », consultable sur le site : www.elwatan.com, 26.02.15.
Strange Susan, Le Retrait de l’État. La dispersion du pouvoir dans l’économie mondiale, [1996], trad., Paris, Temps Présent, 2011.
May 19, 2015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人類安全, 全球公共財, 環境
Valérie Le Brenne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 126
Source: Sea Shepherd
2015年4月6日，雷霆號 (Thunder) 在聖多美普林西比附近海域沉沒。這艘登記在奈及利亞的漁船被控非法捕魚、未申報漁獲、未遵守相關規範，更被質疑走私人口，自2003年起即被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列入追蹤名單。隸屬海洋守護協會(Sea Shepherd) 的鮑伯巴克 (Bob Barker) 三個多月來追蹤這艘非法漁船，鮑伯巴克號的船長宣稱雷霆號是自行蓄意沈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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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自2003年12月以來，就雷霆號的犯罪行為，國際刑警組織不定期地召集會員國進行討論。尤其，澳洲、挪威與紐西蘭要求各主管機關通報所有關於雷霆號「定位、活動、人員和網絡的資料，並追查誰從這些非法活動中獲利」 。
雷霆號於1969年建於挪威，長度超過六十一公尺，在1986年至2013年之間更換過六次船名：Artic Ranger、Rubin、Typhoon I、Wuhan N°4、Kuko以及Thunder。此外，它也更換過七個註冊國：英國、聖文森及格瑞那丁、賽席爾、貝里斯、多哥、蒙古以及奈及利亞。對從事非法活動的漁船來說，不斷地更換船名與註冊國是為了逃避區域漁業管理組織(Organisations régionales de gestion des pêches, ORGP)的監控。雷霆號被控非法撈捕小鱗犬牙南極魚─生存在澳洲深海海域，魚肉深受亞洲國家消費者喜愛而價格高昂，因而也被列在南極海洋生物資源保護委員會(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 CCAMLR)的非法漁船名單中。
為了保護這個魚種，非政府組織海洋守護協會(Sea Shepherd)於去年九月展開「Icefish行動」。海洋守護組織派出兩艘武裝船隻，以追捕違法漁船。三個多月以來，鮑伯巴克號追隨雷霆號，以便攔截它的非法行動。同時，護魚運動人士搜取被雷霆號遺棄的漁網，其中即有超過700條小鳞犬牙南極魚。
鮑伯巴克號於三月底時獲得補給，然而雷霆號則處在糧食和燃料缺乏的情況。由於無法靠岸或是更換船隻，雷霆號船長似乎決定蓄意沈船，以摧毀所有證據。根據海洋守護協會公布的新聞稿，沈船時，雷霆號船長打開所有艙口，讓海水進入下沉的船中把艙底清空。
理論框架
一、跨國犯罪。源自羅馬法的「公共財」(res communis) 的概念，航行和開採自由是在公海海域的最基本原則。出了領海的範圍，船隻只需要遵守註冊國的律法。然而，為了發展海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決定更改船籍登記的規範，但也造成了船員國籍和船隻登記國籍不同，所謂方便旗船的出現。於是，非法捕魚漁船得以規避區域漁業管理組織(ORGP)的強制規則。由於珍稀魚種有龐大的商業價值，非法捕漁船可因此取得可觀的獨佔收益，並延續其犯罪行為。
二、無主權行為者的興起。由於強制性措施的效力不彰，無主權行為者(acteurs hors souveraineté)起而施行他們的管制方式。於是，在對抗非法捕魚方面，我們觀察到國際組織和私人行為者之間的合作愈來愈密切。
案例分析
於1982年，在牙買加蒙特哥貝簽署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是海洋司法發展的重要關鍵。除了條例化既定俗成的漁業行為，這份公約尤其規範了專屬經濟區(Zones Économiques Exclusives)的基本原則，讓任何提出申請的國家能享有兩百海浬範圍內的主權。此外，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也建立了國際海洋法法庭，以對專屬經濟區劃分所衍生的爭議作出裁決。
但是，在傳統海洋強權和新興海島國家的僵持之下，國際談判仍無法明確定義出公海的規範。儘管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權力開採、使用海洋底部，但其之上的水域則是可以自由航行和開採。目前，唯有區域漁業管理組織介入公海漁業資源的管理。儘管區域漁業管理組織訂定了捕魚限額和允許的撈捕技術，其監控和管制的能力非常有限。
由於全球捕魚業日漸密集，這個治理機制幾乎無法遏止非法行為。此外，部分數量逐漸減少的魚種反而造成它們在非法交易管道的價格升高。但正因為從事非法捕魚的風險高，投入者少，走私販賣非法漁貨的分子反而享有如獨占事業的高額獲利。
1990年代，小鳞犬牙南極魚的非法撈捕、未申報或是作業不符合規範的情形逐漸加劇，促使南極海洋生物資源保護委員會施行一套強制措施，以管制在其海域作業的船隻。然而，實際捕撈的數量超過允許額度的六倍，嚴重影響魚群存量，也影響遵守法規漁民的權益。儘管「允許撈捕總量」的建立以及強制一名觀察員登船的規定稍微改善了情況，仍有眾多漁民持續在這已經脆弱的生態體系內非法捕魚獲利。他們把漁船登記在好幾個國家底下，不遵守發送衛星訊號的規定，在公海的非法漁民不受相關主管國家機關的規範。此外，非法捕魚漁船在全世界不同海域作業，造成查緝這類犯罪的任務非常複雜。
也因為如此，許多支持海洋資源保存的非政府組織投入對抗非法捕魚的運動。如同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 所採取的抗議方式，海洋守護協會也發展出一套行動策略，追緝漁船，甚至阻止它們拉網捕魚。儘管這些激進的行動有待商榷─在哥斯大黎加的要求下，海洋守護協會的創始人Paul Watson，目前仍是國際刑警組織國際通緝令的對象，但其影響力將有助於建立此一私人行為者的合法正當性。另外，國際刑警組織在Scale計畫中也和美國的非政府組織PEW合作對抗跨國犯罪。因此，在專業意見評估方面，我們觀察到私人行為者和國際組織之間逐漸加強的合作關係。
參考資料
OCDE, Pourquoi la pêche pirate perdure. Les ressorts économiques de la pêche illégale, non déclarée et non réglementée, Paris, OCDE, 2006.
Revue internationale et stratégique (Éd.), Mers et océans, 95 (3), 2014, 206 p.
Strange Susan, Le Retrait de l’État. La dispersion du pouvoir dans l’économie mondiale, [1996], trad., Paris, Temps Présent, 2011.
Apr 16, 2015 | Théorie En Marche (chinois trad), 外交, 對外政策
本書作者已出版超過三十本法文或英文著作，部分專書也曾被翻譯成其他語言(中文、西班牙文等)，他的著作涉及的領域涵蓋和平、戰爭、戰略、安全議題以及美國政治。在這本討論全球第一強權的專論中，作者揭示了美國自1945年以來對外政策的關鍵決策過程。尤其是表面上看起來矛盾，甚至錯誤的決定─尤其是武力干涉，其實有其背後的意義。本書也分析了美國政府遭遇的危機(越戰、古巴飛彈危機等)。本書也探討了白宮內部決策過程的奧秘，包含顧問、專家、國家安全會議以及各國家部會之間的競爭。此外，本書的讀者也可以得到許多珍貴的資料，如季辛吉時代的重大決定，以及歐巴馬團隊的決策成果。因此，這本關注美國政治決策系統的專書是研究國際關係人士不可或缺的。
Charles-Philippe David, Au sein de la Maison-Blanche, De Truman à Obama, la formulation (imprévisible) de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es États-Unis (白宮之內：自杜魯門到歐巴馬的美國對外政策)，第三版，Paris， Presses de Sc. Po， 2015, 1182頁(包含144頁的書目與索引，以及14個參考圖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