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 20,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和平, 建構主義
Thomas Lindemann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55
Pixabay
北韓領導人金正日之死以及日後由他兒子金正恩所領導的三人接班小組，重新激起該如何緩和與改變北韓政權的討論。西方各國政府的初步發言表示其領導人非常關切並且將堅決反對北韓政府任何鎮壓人民的舉措。部份西方領導人甚至鼓勵韓國的春天，而輕率地忽略了這個亞洲斯巴達國家的軍事潛力。然而，除了道德問題以外，所有分析都認為北韓並非是一個能改變領土現狀的強權。近代歷史表明我們或許可以認為北韓不具有侵略擴張決心，只要我們能更關切北韓政權尋求國際認同背後的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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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1950年，相鄰的南北韓爆發了武裝衝突。在韓戰期間，美國麥克阿瑟將軍曾因戰術考量而試圖使用核武。於1953年簽訂的朝鮮停戰協定劃下了38度線但實際上並未簽署和平條約。此後，儘管有若干衝突事件，但未曾發生重大的武裝對抗。近來，於2010年3月發生的南韓天安號護衛艦沉船事件，北韓遭指控是始作俑者。這起衝突之後，北韓遭到國際社會的制裁並被孤立。而在這之後，北韓轟炸延坪島─位於朝鮮半島西側且靠近海上分界線(爆發於2010年11月23日) ─再次凸顯出兩韓之間的脆弱關係。北韓新領導人金正恩於日前表示，南韓在金正日葬禮期間所做出的種種無禮行為將遭受懲罰。而至於北韓的核武野心，自1993年以來，北韓已多次違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在1994年的框架協議以及 2007年的北京協議之後，北韓曾暫時放棄核武以獲取經濟援助和某種程度上的外交承認。然而，繼2006年的核武試驗之後，在2009年5月，北韓又進行了第二次試驗。如今，核武談判已陷入僵局。
理論框架
我們可運用兩項重要的概念：
一、傳統的分析方法─理性抉擇 (rational choice)─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危機能平和地被化解，因為和平所帶來的淨物質利益大於戰爭所帶來的淨物質利益。現實主義的理論家強調安全成本在整體支出/收益平衡之中的重要性。依照此一邏輯推論，若美國對北韓施加的軍事威脅愈嚴厲且愈可信，將愈容易緩和北韓的行為，進而放棄核武計畫。而傾向於自由主義的分析則是強調經濟制裁的效用，而可以用來阻止一個國家的踰矩行為。
二、然而太強硬的策略實際上無法解決北韓問題，一旦其政權的存亡遭受威脅或是被國際社會公開污辱，甚至會造成反效果。若按照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e)的分析來看，北韓的行為者試圖在政治舞台上證明他們的形象與存在。因此，若他國與北韓建立外交關係─此乃一種象徵性的獎勵─應可成為緩和衝突的一項決定性因素。相對來說，替某一國家貼上標籤可能會導致該國的激進化，因為該國行為者的身份意識會隨著交流關係而互相建立並且互相改變。
案例分析
任何對北韓局勢的分析都必須探討下列兩個問題：領導人的野心是否與領土現況一致 ?此外，為何北韓的決策者決定使用危險的戰爭邊緣政策 ?
首先，儘管北韓領導人不時提出浮誇的侵略性言論，少有資料足以證實北韓有擴張領土的野心，因為，金氏「王朝」的合法性來自於領導人的神格化，而此神格化僅在北韓境內成立。此外，自1953年以來，北韓政府力圖表現出自給自足的形象，而非投入侵略戰事。就算是假設性入侵南韓，對北韓的領導人來說，應該都是無益的。事實上，享有如同西班牙生活水準的南韓人民怎麼可能接受一個絕對專制政權的統治
所有跡象皆表明了北韓政權運用核武議題以換取國際間更多的重視。然而，北韓無法滿足其人民最根本的需求，其政權的合法性於是成為另一個議題。此外，我們都知道於2002年，北韓政府完全無法接受被納入「邪惡軸心」(axis of evil)。小布希甚至稱北韓政權為「可恨侏儒」─聯想到金正日的矮短身材。於2009年的美國獨立紀念日，北韓領導人在革命歌曲的陪襯下發射了一個太空衛星，而所要傳達的信息似乎很清楚：「憑藉武器，我們將強迫你們認同北韓」。
面對如北韓這樣的行為者，各種威脅、制裁以及不負責任的言論都可能造成反效果，促使北韓政權採取更強烈的手段。類似不當的舉措甚至可能在北韓內部強化政權的合法性，因為持反對意見的人將被看做是支持美國的叛徒，此外也可能鼓勵北韓投入軍事武器的升級。此類強硬政策的成果是否定的。南韓總統李明博中止了前總統的「陽光政策」，而在鄰近邊界線的區域進行軍事演習。然而，此一外交孤立政策並沒有因為歐巴馬上任而結束。與南韓總統的策略相反，歐巴馬政府對北韓外交的重點在於「戰略性耐心」並主張開放政策，前提是北韓須釋出善意。糟糕的是，南韓總統李明博於2010年8月15日暗示了北韓政權即將衰亡，並向南韓公民提出徵收一項新稅，以準備兩國統一。
在這個背景之下，針對2010年12月北韓轟炸延坪島此一衝突，我們應該看作為北韓面對恐懼的反動，而並非北韓帝國主義政策的呈現。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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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oche Josepha, La Brutalisation du monde, du retrait des États à la décivilisation, Montréal, Liber, 2012.
Lindemann, Thomas, Sauver la face, sauver la paix, sociologie constructiviste des crises internationales, Paris, L’Harmattan, 2010. Collection Chaos International.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Jan 16,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人權
Armelle Le bras-Chopard
翻譯 張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54
Flick
Sakineh Mohammadi Ashstiani因受指控觸犯通姦罪而被判處死刑，這象徵了橫行於伊朗的伊斯蘭教法規對婦女人權與處境的危害。從2010年以來，這個案件大大地受到國際輿論的關注，這讓她的石刑死刑得以暫緩執行。但在2011年12月底，在刑期由石刑減為絞刑的消息公布後，全球的抗議活動又再度復甦，目的在取得Sakineh的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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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Sakineh於1967年出生在伊朗阿塞拜彊，在國家的西北部。她曾在家鄉的幼稚園擔任老師，但她只會講aziri語而不會說伊朗的官方語言波斯語。在2006年，她因為被指控串通謀殺丈夫以及跟一名男子有「非法關係」而被判處死刑。在這些未經證實的指控中，第一項指控被擺在次要的地位，而所有的注意力都被放在通姦罪行上，這項罪行應該受到石刑的處罰。2010年6月底即將執行石刑的消息被公布。在已經接受99下鞭刑的情況下，即使Sakineh自認無辜，最終仍簽署了以她所不懂的語言所擬訂的死刑執行令。在她的兒子與律師與兩名德國記者因為進行訪談而遭逮捕之前，她被迫在電視上承認罪行。至於她的前任律師則是逃離了國家，國家的鎮壓行動則波及到了他的妻子。
來自全球的不滿聲浪立即席捲而來，特別伴隨著在全球超過100個城市的抗議活動。由國際當局對伊朗提出的對於違反人權的請願與譴責不斷地增加。這些抗議聲浪也同樣來自文化領域以及政治領導人(巴西總統魯拉在執政期間曾同意給予Sakineh政治庇護，但遭到伊朗當局拒絕)。這一連串的干預成功地讓這個被視為野蠻的判決得以推遲。但在2011年底，東阿塞拜彊的司法首長Malek Adjar Sharifi– Sakineh在此地被囚禁了七年–表示可能以石刑來取代絞刑。一項新的全球動員活動立即地展開。幾天之後，這位司法首長的態度也有所退讓，他表示他的言論被斷章取義。而Sakineh的命運因此始終是懸而未決，也因而引起國際持續的關注。
理論框架
一丶 對人權的尊重。伊朗駁斥了國際間對人權的概念，並認為想要否定這單純只是西方國家所創造的概念。當前的政府鼓吹文化相對主義，它甚至想要透過這個概念來否定普世的價值。對伊朗領導人而言，人權概念被西方當作對抗伊斯蘭教的一項武器，可蘭經內容從十四個世紀以來就包含了對所有基本權利的陳述，原比西方發展出的似是而非的概念來得早。根據憲法的第二十項原則，「所有國家的成員，不論男女，都受到法律的保護，並且享受所有人權、政治權、經濟權、社會權與文化權」，但經文中也明確指出：「在遵照伊斯蘭戒律的原則下」，也就是說一切都必須遵循伊斯蘭教法規的詮釋。也因此石刑在這個國家跟其他違反人權的行為一樣(審查、折磨、截肢…)，在伊朗刑法的102與104條文中被合法化，刑法詳細地列出執行的細節：用來執行石刑的石頭不應該巨大，避免讓受刑者在被投擲一兩顆石頭後就死亡；石頭的體積也不應該小到稱不上是石頭。這些石頭應該要很銳利，讓受刑者流血。除了這個野蠻的刑罰本身加諸在受刑者身上的痛苦，還要加上為受刑者帶來的羞辱，因為這個死刑刑罰是在公眾場合執行，就像鞭刑的執行一樣，以Sakineh的例子來說，當她在接受鞭刑時，她當時十六歲的兒子被迫要出席見證鞭刑的執行。
二丶 兩性之間的不平等。在看似平等的幌子下，兩性的不平等事實上卻已被制度化。憲法的第二十一項原則中明訂：「國家必須保障婦女在各方面的權利」，但包含相同的限制：「在遵照伊斯蘭戒律的原則下」，這一點事實上就是對婦女的控制。例如婦女在決定出門、旅行或工作之前必須取得丈夫的同意。另外她們還被強迫要遵行服裝上的規定，在公民權利與家庭權利方面遭受不公平的對待(在離婚程序或遺產繼承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此外她們也被禁止墮胎。<
在伊朗，婦女的地位仍然相當地令人難以置信。比其他波斯灣國家的婦女(沙烏地阿拉伯、卡達、巴林…)，伊朗婦女事實上享受更多的自由，特別在高等教育的獲取方面(60%的女性接受大學教育)、就業與運動等方面。另一方面，伊朗婦女的角色也並非消極被動，並且也能組織並參加協會。在這方面，象徵性人物Shirin Ebadi律師，因為她為人權的戰鬥所付出的努力，在200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案例分析
Sakineh身為事件的女主角，也象徵著所有接受石刑而犧牲的伊朗婦女。但在該國之外，Sakineh也代表了所有在伊斯蘭法規權威下受苦的婦女。2011年底，在沙烏地阿拉伯有一位婦女因遭指控實行巫術而被斬頭，這項判決在伊斯蘭戒律下被視為合理正當。此外，阿拉伯的春天帶來的欣喜與希望如今卻也因許多伊斯蘭政黨在選舉中取得多數席位而被各界的憂慮所取代，即使這些政黨自稱是溫和派(突尼西亞、埃及或摩洛哥)。另外尤其是利比亞的全國過渡委員會(NTC)也在國家被解放後迫不急待地表明未來將回歸以伊斯蘭法規執政。
然而激進的伊斯蘭教派並非是可悲的男性至上主義的壟斷方。我們也同樣可以在其他宗教的原教旨主義(或完整主義)中發現這樣的現象。那些超正統派猶太教徒，所謂的「黑衣人」，最近不就也在以色列遊行，要求實施一個公眾場合性別隔離的措施？某些新教社區或天主教團體也積極組織起來反對執行自願流產的診所。最後，即便是在政教分離的當代社會中，在今日仍然或多或少存在有性別上的不平等情況。換句話說，這個由人類學家Françoise Héritier所發掘且存在於各個不同時空背景，並對男性有利的「性別價差」情況在西方世界並沒有比較輕微。
如同阿拉伯革命以及最近其他社會動員，在Sakineh事件中，媒體─特別是網路─扮演了極度重要的角色。輿論即時且廣泛的回應，對許多國家的政治領導者以及國際機構都造成一定的壓力─領導者和國際機構必須表達立場，而德黑蘭的主管機關也面對此一壓力。今日，來自國際的支持未曾減弱，而這些世界公民所欲表達的訴求不僅只是中止Sakineh的死刑，而是爭取她的自由。藉由她的案例，他們的唯一宗旨即是廢除石刑，因為仍有許多個人是這個罪行的受害者，而且伊朗政府於2002年即已宣布暫時停止執行石刑。
參考資料
http://laregledujeu.org/2011/12/29/8385/sakineh%C2%A0-les-dernieres-et-tristes-nouvelles-de-l%E2%80%99iranienne/
Stengers Lauriane, Pierres non seulement – Conversations avec Sakineh Mohammadi Ashstiani, Editions BoD, 2010
Voir les sites d’Amnesty International et Human Rights Watch
Jan 11,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全球公共衛生
Armand Suicmez
翻譯 陳宗胤
Passage au crible n°53
2012年1月4日星期三，由於來自法國瓦爾省(Var) 之PIP(隆乳矽膠)公司爆發出產品衛生醜聞，馬賽市法庭對其進行了搜索。因為使用了不符規定的矽膠，PIP公司的產品可能對於部分致癌案例必須負起責任，雖然這點在病理學上並未被證實。
由於此公司的產品出口至全歐洲、美國與南美洲，所以此事件的範圍已遠遠超出法國領土以外，也凸顯出醫療方面國家及國際規範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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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1991年由Jean-Claude Mas所創立，中小企業PIP所製造的產品出口到65個國家，數量超過40萬。其活動從2000年由於遭遇亞洲競爭與美元貶值，開始有些萎縮。對此，其負責人決定採用了一種工業矽膠，以跨大公司獲利，此種矽膠比起醫療用矽膠便宜了7倍。藉著這個手段，PIP無論是在製造或是販賣上，都重新成為該領域中的領導者。
雖然這種作法對於健康有所損害，PIP的產品還是取得了私人公司TÜV Rheinland之認證，這間實驗室聲稱PIP之血清在物理科技上是沒有危險的，Jean-Claude Mas也有意的提出科學實驗的合格結果。在調查中，他對調查人員供稱：「我知道這個矽膠是不符規定的，但因為比較便宜，所以我還是使用了。」此外，他還對客戶、供應商與員工隱瞞了產品的真實成份，以確保謊言不被揭穿。
此事件關係著全球50萬人，在2005-2006年間，第一起病人控訴發生在美國，使PIP隨後負起法律責任，之後更在英國、西班牙、南美洲發生多起訴訟案。從一年半前開始，此公司便被禁止商業販賣，並被判決14億美元的罰款。最後，一名婦女死於淋巴瘤造成了集體恐慌。在2011年，馬賽市檢察官接獲了將近2,400件申訴，並對PIP提起過失傷害與殺人之控訴。今天，為了減少風險，近3萬件移植被調查，Jean-Claude Mas也可能面臨4年的刑期。
理論框架
一、商標標準的外包化：商標目前已成為衛生安全認可不可或缺的保證。這個機制已逐漸普及，可對消費者在面對眾多資訊，且有時不甚可靠時，提供更充裕的保護。然而，屬於公領域的標準驗證過程，無論是在國家、區域或是國際層級，現在都交由私人企業進行。
二、符合私人利益的醫療專家：專家透過檢驗產品品質來建立其信譽，而經常被消費者所神化。然而，必須注意的是，科學驗證過程有時會必須求助於政治或經濟。因此，其中立性也必須被檢驗。
案例分析
現在，專家的價值日趨重要，尤其是在醫療器材上，由於與公共衛生有直接關係，專家已幾乎被神化了。在這樣的情況下，PIP的產品—即使被禁止了—代表了兩種特徵：仍然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同時由私人機構認可了其醫療品質。值得注意的，三家在巴黎的癌症中心曾採信PIP的報告。
理論上來說，PIP醜聞可以被視為Jean-Claude Mas個人舞弊行為造成的錯誤個案，但事實上，缺乏國際規範同時被歐洲各國政府、非政府行為者、醫療團體或是相關產品受害者協會所重視。當隆乳用矽膠被視為普通的醫療用品—也就是說其風險很低時，它受到的是ISO 14607:2007的規範，「特別針對醫療用隆乳矽膠之相對要求」。然而，此項強制力很低的規範允許企業對自己的產品進行評估認證。
在歐洲，材料警戒強制要求製造商由70家受到認證的機構進行相關程序，包括TÜV Rheinland，這是一家進行醫療倫理認證的獨立實驗室。然而，它卻無法進行深入的測試，它擅長的比較偏向醫療器材公司的成立，並在消費者與實現最大利益中進行考量。
政府也在預警原則之下，有責任對產品進行嚴格預防。自此，我們了解到這件醜聞中牽扯到其經濟責任。如果美國司法要求法國企業給予賠償，在法國，社會安全就必須在財政上出手。相反的，醫療保險已經接到許多「嚴重欺騙與詐欺」之控訴，對受害者的賠償將高達6千萬歐元。這種跨國產品(PIP隆乳矽膠)凸顯出在國家主權以外的醫療事件上，不同政府司法的異質性。
法國衛生部長Xavier Bertrand要求對於醫療措施進行完整的追蹤程序。不過這個法令規範仍然是由私人機構來進行。衛生已變成「以經濟與政治之自發行為者介入為基礎，與經濟市場有著不可分割的關連。」換言之，科學客觀主義的華麗語言背後隱藏著激烈的利益追求。衛生領域中領導地位的誤用，在mediator事件中已被揭露，並持續的成為一種危機，尤其是當我們知道法國醫療產品衛生安全署(AFSSAPS)中60%的成員在製藥界中都持有一些利益。
參考資料
Behar-Touchais Martine, « Le Conseil de la concurrence et la santé », Les Tribunes de la santé, (15), fev.2007, pp. 63-77.
Demme Géraldine, « Le secteur de la santé face au droit de la concurrence », Regards sur l’économie allemande, (95), mars 2012, pp.27-32.
Paule Clément, « La Marchand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publique, La stratégie entrepreneuriale des firmes pharmaceutiques », Passage au crible, Chaos International, (11), janv..2010, pp. 1-2.
Guelfi Marie-Claude, « Les dangers des lits médicalisés », Gérontologie et société, (116) jan.2006, pp. 77-83.
Kerouedan Dominique, Santé international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11.
20min.fr, Santé ; « Prothèses mammaires PIP : Jean-Claude Mas admet la tromperie sans regrets »: http://www.20minutes.fr/sante/853770-protheses-mammaires-pip-jean-claude-mas-admet-tromperie-aucun-regret, dernière consultation : 8 janvier 2011.
Jan 9,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中國, 國際貿易
Alexandre Bohas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52
對於中國收購歐洲具代表性的公司企業，有許多觀察家為此感到相當詫異，然而，他們同時也感嘆於歐洲企業的產業外移與在歐洲以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這兩種情況讓歐洲的衰敗更顯哀戚。這促使我們必須釐清權力的概念，以更瞭解全球局勢中權力的多層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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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近年來，由於歐洲股市表現疲弱，中國企業趁勢投入龐大資金。中國企業收購歐洲企業的新聞不僅登上各大報的頭條，中國企業也已實際取得歐洲企業的股份─無論過半數或未過半數─，其中的知名公司如Volvo(瑞典)、Château de Viaud(法國)、Club Med(法國)與Rover(英國)，以及其他專業創新業者，如Medion(德國)、Elkem(挪威)，或是BorsodChem(匈牙利)，又甚至是物流和量販公司，如Marionnaud(法國)、Port de Pirée(希臘)和L’Occitane(法國)。
總計，從 2007年到2010年，中國企業在歐洲的外商直接投資成長了339％，而在北美為133％，在南美則是115％。光是2010年10月至2011年3月這段期間，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就達到640億歐元，鑒於中國的公共外匯存底達到3兆6200億歐元，投資金額應該還會持續增加。也就是說，中國有能力買下歐元區前八十大的企業。然而，我們注意到來自歐盟外的外商直接投資僅僅佔了投資額的2%。
毫無疑問，此類收購對中國企業來說形成了一種依賴的關係與技術的轉移，對中國企業有益並可提升產品的檔次。有人認為此一成就應歸功於北京的「走出去政策」，透過中國進出口銀行(Eximbank)支持中國企業的貿易野心。所有這些議題在歐洲引起廣泛的討論甚至敵意，尤其目前歐洲苦於金融危機並籠罩於經濟衰退的陰影之下。
理論框架
把權力簡化成若干資產集合的不可能性。我們在此探討的是權力的結構，是權力促成各種政治、文化、社會和經濟性的措施。但我們不能用實體主義來解釋權力，因為權力並不存在。意即，嚴格來說，我們僅能夠成為有權力的，但無法擁有權力。我們也應該捨棄新現實主義的本體論，因其僅以軍事或經濟數字來評量權力。
相互依存之行為者間的競爭。與受爭議的新重商主義大不相同，我們該審視的是複雜依賴關係下的競爭模式：地方政府可由外國非官方組織的直接和間接投資獲得利益，而這些外國非官方組織則透過產業移入策略持續茁壯，在各類卓越中心內發展出結合公、私部門的夥伴關係。假設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接續赫克歇爾(Heckscher)、俄林(Ohlin)、薩繆爾森(Samuelson)，或或是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的研究─正確地根據豐富的生產要素來解釋國際貿易，這些理論還必須納入當代的全球化，也就是三個層面的跨國化：貿易、企業以及投資的跨國化。
案例分析
透過收購西方企業，中國跨國企業的主要目的在於取得歐洲高級且具代表性廠牌之產品所享有的無形資產，如新科技、名望和想像價值。目前全球市場環境的特徵為同類型商品充斥而且顧客的要求愈來愈高，導致了西方高級商品的價值更加提升。日後，消費的經驗而非購買商品本身能創造價值，中國企業即是覬覦並企圖獲得這一無形價值。我們還需提到如此的商業經驗描述將永遠與位於歐洲高科技研究中心的創造者及其他相關人士息息相關。然而，此一模式的延續必須仰賴各類機構的大力支持以及工商社會的綿密網絡，但一項產業外移計劃，即可摧毀殆盡。
此外，儘管中國收購西方企業，但生產活動的創新和管理仍是「象徵符號操弄者」的工作成果(R. Reich)，因此這些職位是難以替換的。實際上，生產的各個不同階段需要有高技能且高收入的人才來管理。因此，我們可以了解，資訊、知識等問題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在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以上都是為了解釋此一不以複製手法完成工作的模式，仍是歐洲權力以及歐洲得以在全球散播價值的主要基礎。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對亞洲各國來說代表未來產業移入的資金來源，對歐洲來說則是生產活動的剩餘(surplus)。僅管有北京政府的支持，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仍是立基於企業策略，而認為對歐洲企業投資的潛在報酬高於位於美國、日本甚至是中國的其他資產。
最後，中國在歐的外商投資集中在文化社會和具象徵性的產業領域，並因而捍衛了西方生活模式的優勢地位，且歐美的消費者被視為首要的客戶，而西方社會則如同是唯一的參考標準。雖然我們經常可以從中國消費者身上看到中國經濟成長的影子，但很顯然的，事實並非如此。歐美的企業仍然集中在西方國家，低調地認可世界經濟(économie-monde)體系，儘管系統性的經濟危機紛擾不斷，儘管西方的模式目前遭受各種質疑與挑戰。
如果我們能謹慎地修正對權力概念的誤解，我們將無法驟下結論認定中國企業的收購意味著一種體系的改變，且這改變僅對亞洲大陸有益。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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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y Philip, Rethinking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Neoplu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10.
Fromm Erich, Avoir ou être ? Un choix dont dépend l’avenir de l’homme, trad., Paris, Editions R. Laffont, 1978.
Julian Sébastien, « La carte des investissements chinois en Europe », L’Expansion, 25 Nov. 2011, disponible sur le site we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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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vin Hervé, « Union européenne – Ce libre-échange qui nous ruine », L’Expansion, 19 déc. 2011, disponible sur le site web : www.lexpansion.fr.
Nueno Pedro, Liu Gary, « How Geely Watched and Waited for Volvo », Financial Times, 19 Dec. 2011.
Porter Michael, L’Avantage concurrentiel des nations, Paris, Dunod,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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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0, 2011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外交, 安全
Josepha Laroche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51
Source: Wikipedia
2011年12月16日，美國士兵布萊德利‧曼寧出席位於馬里蘭州米德堡 (Fort Meade) 的軍事法庭。他被懷疑曾於2009年11月至2010年5月間，提供維基解密(WikiLeaks)有關於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美軍資料。他可能還下載並轉發了26萬件國務院發送的外交電報。這些文件牽涉了眾多國家以及政治和軍事人物。這個間諜罪嫌疑人因而被指控犯了「與敵人勾結」、「散佈軍事情報」、「於網路刊載信息並了解到這些訊息將可被敵人利用」以及「詐欺和違反軍人紀律」。
布萊德利‧曼寧現年23歲， 自2010年七月以來即被關在牢裡，他的行為引起廣大媒體報導並獲得美國人民的支持，尤其是和平運動團體。他的辯護律師於一開始即譴責法院的立場偏頗，並要求更換審理該案的軍事檢察官，但未被理睬。初步聽證會將為期5天。庭訊期間，關鍵不在於決定這位士兵是否有罪，法庭僅將審查所有針對他的控訴。而且調查人員僅會宣布是否軍事法庭將介入這個案件。無論如何，審判要等到2012年春天才會舉行。然而，這名年輕的被告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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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創立於2006年12月，維基解密被認為是這些洩漏消息的受益者，因而間接成為整起事件的重要份子。自成立以來，維基解密以匿名、無法辨識的方式，經過安全處理後揭露了有關政治、社會、經濟和軍事領域的各種機密資訊。維基解密希望能藉此增進全球資料的透明性。其創辦人朱利安‧亞桑傑 (Julian Assange) 指出，維基解密網絡所接收的資料，經過分析、評論和補充後將「受到全球維基社群裡的編輯、校稿者和改正者的共同檢視」；維基解密的長遠目標則是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情蒐機構」。這項計畫一旦吸收了布萊德利‧曼寧的專業知識─他原是伊拉克戰爭的情報分析人員─，在美國政府眼裡，純粹只是一場陰謀。
理論框架
我們必須提到兩項重要的理論：
一、重新審視國家基礎之神聖/世俗二元劃分
如同德國社會學家依里亞斯(Norbert Elias)所描述，國家權力是建立在獨佔法則之上，換句話說，國家權力的建立乃是依據排除原則。然而，曼寧和維基解密網站卻正面挑戰國曼寧和維基解密網站卻正面挑戰國家的外交獨佔權，違反了國家機構的禁忌。在如此情況下，我們也就不必訝異於眾多國家和政府領導人所發出的不滿聲浪和譴責，甚至決定追問刑責。
二、違反保密法
國與國之間的對話與談判，若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密，將沒有進展的空間。事實上，外交工作所展示的和它所隱瞞的一樣多。幾個世紀以來，不曉得隱藏了多少公共機構人員間的通訊以及他們所收到來自最上級長官的指令。此外，無論是單純或較為機密的信件，所有文件都被自動加密，密碼系統甚至非常複雜。因此，保密法是一種政治的技巧和作法，使得資訊保有其價值，因為若資訊是公開可得的，它不必然能有同樣的價值。正因為被禁止，這些資料才更加可貴；正因為被禁止，才能保持國家的獨佔權力和神聖性。如此一來，秘密應該被視為一種專屬於王道(國家)的權力，保密者享有特權和特殊待遇，而因此擁有崇高的地位。換句話說，當曼寧把國家機密文件揭露於全球世人時，他也破壞了這個維持數百年的外交機制。
案例分析
三個世紀以來，世界政治是由主權國家體系所組成，而國家以上不存在任何更高權威的主管。三個世紀以來，國家以戰爭或外交手段解決各類爭端。但隨著冷戰結束，我們目睹了世界權力的重新分配，運行至今的國際階級秩序可說被全然推翻。自此，國家不再是最主要的行為者，因為過去代表國際秩序的國家聯盟體系也同時衰弱。而布萊德利‧曼寧/維基解密之案例在這方面看來是有象徵性的，因為這起案子表明了由國家構成的世界現在正遭受非國家行為者的挑戰，且它們組成一個多中心且複雜的體系。這些「無主權行為者 (sovereignty-free actors)」(Rosenau)，型態多元且自主性強，而經常處在互相競爭的狀態。總之，這些潛在的行為者似乎有能力從世界權力的重新分配中獲得益處。
在此一背景下，我們也觀察到資訊全球化和數位革命不僅改變全球出版業的編輯和經濟模式，更徹底顛覆了國家的結構。事實上，領土、主權、國家權力和外交獨佔等古典國家概念，現在已退讓一步給新興起的超政府和跨國團體。從今爾後，國家行動時必須考量到所有的非政府行為者，就算它們時有顛覆本質，如記者、組織協會、由社群網站而來的非正式團體，甚至是如曼寧一般的有能力的個人(skillful individuals)，以民主、自由、網路公民權之名，或者僅僅為了證明一個超級電腦強人的實力，透過網路來推廣他們的訴求，且無懼於國家的嚴密監控。
參考資料
Elias Norbert, La Dynamique de l’Occident, trad., Paris, 1975.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blog/2010/dec/03/julian-assange-wikileaks
http://www.wikileaks.ch/
http://www.cbsnews.com/8301-504803_162-20029950-10391709.html?tag=contentMain;contentBody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Simmel Georg, Secret et sociétés secrètes, [1908], trad., Paris, Circé, 1991.
Strayer Joseph, Les Origines médiévales de l’État moderne, trad., Paris, Payot, 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