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 13,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中國, 人權, 國際援助, 網路
Justin Chiu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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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4日，中國與俄羅斯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對譴責敘利亞武力鎮壓的決議文祭出否決權。自2011年3月於德拉(Derra)爆發以來，敘利亞的民主抗爭已奪走超過8000位平民的性命。血腥鎮壓的畫面─尤其發生在侯姆斯(Homs)，經由網路散布到世界各地，而在中國也同樣引起注意。許多專家學者甚至質疑中國政府這次作出的決定。如觀察網路社群上轉發的評論，官方的回應─國家利益或是不干預他國內政原則─似乎不再具備全然的合法性。面對民意興起的壓力，中國政府當局必須轉換態度。因此，於2月14日，總理溫家寶提到他已經準備好重新討論有關敘利亞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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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阿拉伯的春天運動喚起中國人壓抑塵封的情緒。還記得於1989年，爭取民主和自由的中國學生遭到政權的血腥鎮壓。自70年代末期，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政策打開了公共討論的空間，進而造成整個80年代的中國充滿民主和政治的辯論。然而，天安門事件之後，政治主張幾乎消失於社會運動的訴求之中。由於國家的嚴格管制、人民生活條件的改善以及國際支持的削弱，仍留在中國的民運份子只好轉而推動公民社會這一概念，以保障基本的公民權利。
根據中國政府的資料，「群體性事件」從1993年的8700件增加至2004年的74000件。我們應該注意到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遍及社會各個階層，因為共產社會主義體制的崩解和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都衝擊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自此，無論是工人、農夫，還是都市居民，公務員或失業者都有各自抗爭的理由─這些社會運動因此是非常異質的。同時，逐漸富裕的中國社會開始重視公民權，使得司法人員(尤其是律師)成為公民社會重要的組成份子更是其捍衛者。在跨入20世紀的那些年，建立「法治國家」更成為中國共產黨文宣工作的核心。此外，在國際壓力下，中國於2004年第12屆中國共產黨全代會上宣布認同「人權」的概念。
中國政府認為外國的新社群媒體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因此中國在境內嚴格審查甚至全然禁止。然而，與ㄧ般認知相反，社群網站在中國的市場正蓬勃發展，企業間的競爭甚至非常激烈。但是，少數幾家私人業者仍宰治了這個擁有5億1300萬名用戶的虛擬世界。其中包括了騰訊(創立於1999年，類似MSN Messenger)、人人網(創立於2005年、類似Facebook)以及微博(介於Facebook與Twitter之間，創立於2009年)。
理論框架
一、人權概念的興起。三十年來的經濟和體制改革推動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大幅改善了絕大部分中國人民的生活條件。但是，GDP的成長掩蓋不了中國境內社會的不平等、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遭受破壞的生態環境。尤其是現今網路上轉載的影像畫面凸顯出這些問題。受過良受過良好教育並擁有更好物質生活的中國人民愈來愈無法忍受看到社會上悲慘無助的受難者，而主張這些人應該享有作為人的基本權利。
二、社群網站促進公民社會的崛起。如果我們考量到網路的效率、作為媒介的低成本，及其強大的宣傳功能，則不難想像，對各個階層人民來說，網路為何會成為自主性發展的寶貴工具。網路的存在，徹底改變了公民社會和國家政府間的時間和距離之關係。也因此，面對來自公民社會的批評，國家行為者必須不停地尋找新的回應觀點並說明政策，以證明施政的合法性。
案例分析
中國自視為新興國家的領導者，而不再遲疑發表與西方國家不同的觀點，如同我們於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開的氣候變遷大會上所觀察到的。其次，還必須考量到國內的因素，因為中國必須在今年完成政權交接，並把習近平成功送上黨政國家最高領導人的位子。在這個敏感關建時刻，無怪乎中國政府不支持一項得以推翻專制政權的國際計畫。
儘管中國的社群網站上出現支持敘利亞反對運動的聲音，但這不代表中國一般人民都認同或支持他們要推翻阿薩德父子四十年極權統治的民主訴求。事實上，中國的公民社會尤其不贊同中國政府剝奪了敘利亞人民獲得外國援助的任何機會，甚而支持一個鎮壓人民的政權。但是，網路的公共空間有其侷限，針對敘利亞問題的辯論很快地就退燒，因為在中國政府祭出否決權的幾天之後，網民的注意力已集中在其他新竄起的國內外大事之上。
中國的媒體和專家學者對否決權的批評並非完全不存在。然而，當中少有失去自我控制而跨越了禁忌紅線的例子。實際上，他們有可能因此犯下顛覆國家政權罪，如因指控2009年汶川大地震治理問題而下獄的郭泉教授。
對人民來說，網路的普及是社會發展的關鍵，但對中國政府來說，卻要擔憂因而產生的相關效應。因此，在工業與訊息部之下編制了三萬名人員專門負責網路的審查。但由於網路使用人口增加的幅度太快，官方審查因而愈來愈不嚴密。為了預防任何脫序事件，各個社群網站被要求負起檢控他們用戶的責任。因此，微博上，所有以藏文發表的訊息都會被審查。再者，去年12月，中國政府強制要求社群網站的新用戶必須使用真名註冊。此乃針對微博2億的用戶而來。然而，面對這一侵犯個人隱私的措施，微博的用戶持續表達出反對的意見，這些言論本身也同時見證了中國人權意識的興起。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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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 28,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中國, 安全, 發展, 非洲
Philippe Hugon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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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初以來，討論糧食安全的會議持續召開，而其中有關國際土地交易的研究報告顯示在2000年與2010年之間，土地交易的面積達到2億公頃，而其中四分之三的土地被用在生產生物燃料而並非用在確保糧食安全(Cirad, IIED, ILC, 2012)。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 的土地交易問題和衍生的疑慮，因此日益受到關注，尤其當前農產品和糧食價格高漲，糧食安全遭受威脅。這些鮮為人知並且不透明的國際土地交易經常引發多方的激烈爭論，尤其是介於非政府組織(ONG)、國際組織、政府領導人、農民組織和學者之間。土地交易即是造成馬達加斯加前總統馬克·拉瓦盧馬納納(Marc Ravelomanana)下台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因為他與南韓大宇公司商議的合約飽受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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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三十多年來，我們觀察到發展中國家的農業投資佔總投資金額的比率低微而且來自政府的農業補助也有下降的趨勢。然而，跨入二十一世紀的那幾年卻呈現出相反的趨勢。國際間大規模的土地交易，如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在非洲)收購土地，逐年增加。事實上，各國不僅覬覦非洲的地下資源(礦產、石油)，更看重非洲肥沃的土地。在這一方面，我們可以說各國為了取得土地而投入一場「全球大富翁」的遊戲。然而，除了一些經過媒體報導的土地收購計畫，其實仍有許多計畫並不為人所知。
理論框架
1. 土地交易的快速增加。在農產品價格上揚、金融市場高度不穩定以及糧食消費預期增加的全球大環境之下，土地交易─不論是透過買賣或是長期租賃的形式─快速增加。
2. 新殖民主義的興起。如同中國政府和許多國際組織所提倡的，中國在非洲的土地投資符合援助發展的策略，能夠創造出新的契機，或是如同許多非政府組織所指責的，這些土地投資難道不是一個新的殖民主義 ?
案例分析
土地收購的首要目的在於生產生物燃料。其次，佔領這些土地的同時也表示出對未來糧食安全和消費模式改變的預測。最後，土地收購亦是一種金融投資。我們可以歸納出三種類型的投資者：1) 缺乏土地但必須進口大量糧食且擁有雄厚資金的國家。2) 大型的農業食品集團和工業業者，此類投資者的介入代表食品工業生產上下游的整合以及農業契約的出現。3) 視土地為金融投資選項的投資者和銀行。
至於土地交易的「賣方」和「出租者」則是財力匱乏但擁有可運用土地的國家。尤其在非洲，自2004年以來已有超過250萬公頃的土地被出售或是出租。在非洲的阿拉伯國家中，超過80%的土地為廢耕地 ，造成非洲成為投資者覬覦的對象，並希望藉此滿足糧食安全和能源的需求。同樣地，來自食品工業業者和金融業者的投資也持續增加。
全世界的農業都有來自中國的投資。整體而言，中國在全球掌控210萬至280萬公頃的土地，散布在南美洲、非洲和東南亞(約30萬至40萬公頃的土地用作稻米和木材的收穫)、澳洲、俄羅斯和哈薩克(87400公頃)。而在非洲從事土地收購的單位業者則來自：1) 國營企業(如在加彭、迦納、幾內亞、坦尚尼亞、多哥和贊比亞等國活動的「中國農資集團」。2) 地方政府(如「山西農資集團」。3) 個人的收購行為。
收購土地可獲取多重利益，如投資金額可彌補下降的官方援助發展政策、取得科技和相關專業技術、提高生產效率和收益、確保糧食安全或是為了賺取外幣(如生物燃料的例子)。事實上，中國的種子可以提高產量至兩倍。然而，土地收購的其他後續效益則引發更多問題。如中國人遷入進駐莫三比克的大型農地，在卡達菲垮台前商議並預期向中國出口稻米的馬利比亞計畫(Malybia Project)，又或是在贊比亞200萬公頃農地生產生物燃料和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生產棕櫚油的開發計畫。這些投資計畫的主要風險為：1) 土地財產的衝突，因為弱勢地方社群可能因此失去土地權(80%的土地沒有土地權狀規範)。2) 土地收購的合約不透明。3) 違反糧食安全和糧食主權。 4）對環境的不良影響，尤其是在雜交水稻、基因改造作物和控制種子等方面造成的問題。
然而，相對來說，土地交易也可能帶來新的契機，合約中的不同行為者都須承擔各自的責任，特別是農民的地權應該有所保障。此外，代工合約或是引進的基礎建設應該讓家庭農業業者可以享受輸入的資金和貸款以及大型企業經營專有的外包生產模式。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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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on Philippe, Clérot Fabienne, « Les relations Chine-Afrique- les investissements agricoles au Mali », Rapport MAEE, 2010.
1 全球共有15億公頃的土地用來耕作，相當於全部27億公頃可耕地的55%。在阿拉伯國家中，只有1億9000萬公頃的土地已被運用，亦即僅佔了所有土地的五分之一(source Agrimonde, FAO)。
Feb 27,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出版品, 數位工業, 網路
Alexandre Bohas
翻譯 張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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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upload網站事件可能只被簡單地視為一長串關於著作權爭端的最新案例。但這個案例的全球性與隨後對於保護知識產權法案(PIPA)和禁止網絡盜版法案(SOPA)的反對，構成了一個建構網路體制與規範的關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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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在2012年1月19日， 十八名Megaupload網站的高層領導人，其中包含了指標性人物金·「達康」·施米茨，這些人因違反著作權、洗錢與詐欺罪名而遭到逮捕。隨後聯邦調查局也決定透過封鎖網站網域來強制關閉網站。對於上百萬的網路使用者來說，這個事件帶來了全球性的影響，不管是在媒體的放送方面，或是警調單位的行動所帶來的後果。事實上，這個檔案下載網站公司，總部設立在香港，每日吸引了近5000萬個瀏覽人次，總計有1億5千萬名使用者，這些用戶的網路用量約佔有全球數位網路用量的4%。在美國總共有525個伺服器，在荷蘭有630個伺服器，讓用戶與網站的連接得以順暢地運作。
針對警方這次的掃蕩行動，許多網路駭客透過「匿名者」這個團體以及普通網民同聲抗議美國警方的這項作為。這些駭客甚至入侵了一些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網站，例如美國政府官方網站與環球音樂集團的網站，這些網站遭到入侵而一度癱瘓。同時，美國國會不得不通過兩項法案來對抗網路犯罪與仿冒行為：保護知識產權法案(PIPA)和禁止網絡盜版法案(SOPA)。這兩個法案特別計劃對美國司法的權力延伸到網路世界，賦予了美國政府獲取網路上所有可疑內容的權力，且無論這些資料來自美國本土或是國外。然而，在眾多民間協會與具有影響力的團體的動員之下，這些法案的核准受到推遲。
理論框架
一丶網路的全球商品化現象。在跨國公司的推動下，網路全球商品化的這個過程目的是在網路世界建立一個商業原則的基本框架。這個過程把網路世界與其社會環境進行剝離(反鑲嵌)，這個鑲嵌的概念是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在其他的時空背景下定義的「巨大變革」。網路的全球商品化現象漸漸取代了建立於免費、互惠和捐獻/回報的原則，它也威脅到網路世界裡文化、經濟與社會的多樣性，並且也再一次顯示出市場機制是一個被建構的機制，或甚至可以說是被強迫必須接受的機制。
二丶 尚在成形中的數位網路的管理。在設想中，這個概念指涉一個強制力較小的公權力之行使，這個權力應當是更加地有代表性，以官方與民間的共識為依歸，而非僅僅只是政府權力的概念。這就是為什麼這個網路治理的概念越來越常受到國際組織與專家學者所使用，這些專家研究出不同的治理方式，這些方式適用於不同的多元議題與跨國行為者的全球化社會。然而，這個概念卻未認真審視了反對聲浪的暴力不當行為，以及公權力的脅迫手段，例如用來管理相關產業的警調與司法行動。
案例分析
網路在當前構成了社會整體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網路世界利於用戶用以自我娛樂、進行研究與工作。正因如此，網路也帶來了許多交流互動與分享行為。這些行為通常是在非商業的框架下並以互惠的原則來進行。舉例來說，對等網際網路技術(P2P)與串流技術(Streaming)為檔案散播的新模式，傳播規模遍及全球。此外，像是Youtube等網站有助於帶有社群性質的去領土化關係，各式各樣具創造性的的表達與創作方式能夠在這些聯繫裡獲得發展。
而這些跨國公司投入了一個真正的鬥爭，目的在於能夠在上百萬的公民/消費者的活動空間佔有自己的地位。事實上，重要的一點是，這些跨國公司鼓勵網路世界裡對其公司有利的行為、價值與表現。但是，這一點應當要有一個前提，這前提就是要先建立與承認網路世界的私有財產原則，以便讓這些跨國公司能夠合法地要求取回交流商品與服務的權利。這點也在於使得跨國公司的商品能夠透過市場的建立增加其商業價值。這個依據供需法則的市場安排賦予了跨國公司一個事實上的優勢，因為這些公司握有商品的版權以及創造、生產和傳播商品的工具。
正因如此才會爆發網路司法規範的論戰。我們已經提過這個領域的成文法的國際研擬過程，以及這個領域的大案件*。從一開始控告Napster的案件直到Megaupload的案件，這些案件旨在遏止或減少違反知識產權與版權的網路下載行為。多年來，許多所謂的盜版網站現在只提供合法的檔案交流服務，像是Napster或Kazaa網站；或是有些網站甚至全然被強制關閉，例如Emule或Limewire網站。
然而我們必須要注意到，這些公司集團的影響力並非沒有極限。因為亟欲塑造網路的商業化框架，他們首先與廣大的網民有所衝突，另外他們也與其他直接發源自網路的公司發生對立的情況。因此這些像是維基百科或谷歌網站具有網路創造力與網路自由的優勢*，這一點說明了為何這些網站積極地動員來反對保護知識產權法案和禁止網絡盜版兩個法案。
我們在最近這幾週已經看到來自好萊塢與矽谷兩個美國世界經濟中心之間的激烈衝突。儘管好萊塢握有遊說集團，但矽谷也利用民意支持的優勢來施壓於政府。在這個激烈的對抗之後，新的規則與制度應運而生。這個網路治理行為並非透過協商或對話來獲得共識，而是因應跨國公司之間的對抗而出現，這些跨國公司作為國家的挑戰者，他們如今也跟美國政府一樣被當作是決策的重要單位。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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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l Susan, Private Power, Public Law: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Feb 7,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中國, 環境, 發展
Valérie Le Brenne
翻譯 張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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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5日，廣西金河礦業有限公司因為傾倒了鎘 (為鋅及有毒物質開發後的產物) ，對龍河河川造成了污染 (位於中國南方的廣西自治區)。由於養殖漁業是當地相當重要的產業活動，數以百計的魚類的死亡給有關當局發出了警訊，當局立即努力試圖降低污染帶來的危害。位於污染下游地區60公里處，該地區第二大城市柳州，也因此直接受到危害。儘管當局的官方說法頗為樂觀，該地的居民則是急忙到超市囤積瓶裝水，這也增加了瓶裝水短缺的風險。
這起事件為中國近年來工業發展造成的水污染清單再添一筆。這些污染損害尤其在該國面臨極大的水力發展差異與日益嚴重的缺水情況下而顯得更加棘手，尚且不論該國對多種能源的需求正快速地增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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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1979年以來，中國在鄧小平的推動下已經逐漸步入市場經濟，並且達到相當程度的國家成長與競爭力，這使得該國成為當今世界上的第二經濟大國。在該國經濟轉型期間的眾多發展目標之中，減少進口與促進出口的目標表現在該國高度的工業發展上，這點在實際上也突顯了因應強大的工業活動所需的能源供給問題。底土層豐富的能源資源(石油、煤炭、鈾)、金屬礦石(銅、鋅、鋁土礦)以及非金屬礦石(石墨、硫、磷…)等資源使得廣大鄉村地區的探勘活動快速地發展起來，並且許多採礦場也相繼地建立，恰好有許多採礦公司也相應成立。
從1990年代開始，能源問題之外也同樣存在著領土上水資源不均的問題。實際上中國的南方擁有充裕的水力資源來發展水稻栽培；相反地，北方卻水資源短缺且氣候乾旱。當局想要透過南北資源輸送來平衡差異，在1992年建立了三峽大壩，而中國也因為此計畫被加拿大針對水資源爭議向海牙國際法庭提出控告。
與此同時，中國已進入都市轉型的過程之中。農村移民也導致了新市鎮的出現，在1940年代末期新市鎮的數目為69個，到2000年代則增加到670個。在消費需求增加的情況下，再加上將沿海城市對外國企業的經濟開放，這些情況使得工業生產活動大大地增加。此後，因工業活動而造成的污染越來越嚴重，像是煤礦開採造成的空氣污染與水資源探勘所排放的有毒廢水，這些污染對公眾的健康造成了極大的危險。
理論框架
我們必須注意兩個重點：
一丶 對於能源的迫切需求：為了回應國家與全球的需求，經濟發展讓中國產業承載著迫切的生產力需求。因此，對於能源需求的增長也加速了中國國營企業的私有化。然而，這個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帶有「權力分散」的特色，根據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的理論，「權力的分散」讓國家的政策變得更加複雜。
二丶 中國公民社會的出現：中國工業事故的層出不窮促使公民社會的浮現。公民社會在公共衛生與環境方面的影響尤其顯著。這些問題因為這些結構兩極的社會行為者－某些行為者有跨國的關係與影響力－因而在當前能受到當局的重視。
案例分析
廣西金河礦業有限公司在龍江造成的鎘污染即為追求生產力與競爭力迫切壓力下的症狀，這項來自經濟成長需求的的壓力重重地落在工業發展上。事實上，工業生產的重擔產生了對能源供給的持續性的壓力，對於能源供給的掌握因而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礦業公司必須透過實現更高的生產量與能源供給的多樣化，以便加強公司的生產效率。目前許多中國公司在非洲設立，這些公司與西方集團在能源市場上相互競爭。然而，持續增長的私有化讓這些公司有可能轉型為跨國企業，這也同時削減了國家的控管能力。
事實上，這起事件顯示有關當局對於各大企業的環境保護責任方面並沒有制訂強制性的法令，而這些公司已經造成了相當大的工業污染。今日這些有毒液體的排放，如鎘，已經成為公共衛生領域的問題來源。對非飲用水的消耗讓普羅大眾承受了極大的罹患癌症的風險。此外，農業活動也同樣因為工業活動對環境造成的衝擊而受到影響。在2011年，由新世紀週刊所公布的一項研究顯示，10%在中國生產並外銷出口的稻米，被檢測出受到鎘污染。
在面對大規模的環境損害與來自國際組織與非政府組織壓力的情況下，中國當局今後的目標在於減少能源的消耗與減低工業的污染。除了在當地設立相關機構來對污染進行監控，中國政府也在非常嚴格的條件下允許非政府環保組織的成立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介入。由於國家治理的不足，中國公民社會的行為者因此能夠藉由環保行動而組織起來。透過向民眾告知可能的風險，公民社會的行為者也同樣具有一定的能力來影響政府的政策，這也要特別仰賴許多跨國的組織網絡。關於公民社會與日俱增的重要性，其另一項證明就是，中國政府也開始鼓勵非政府環保組織來參與揪出企業污染黑名單的活動。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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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26,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南北對立, 族群主義
Philippe Hugon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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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初以來，作為美、英盟友的奈及利亞受困於兩大危機：1）國家南北的對立造成種族、宗教的循環衝突；2）大罷工，可歸咎於汽油價格的上漲。奈及利亞作為非洲最大的石油生產國，其兩大工會威脅停止石油生產，亦讓情況更為嚴重。有些重要人士─如諾貝爾獎得主索因卡(Soyinka)─甚至提到內戰爆發的危險性。其他評論則提到國家分裂的可能，並強調奈國的情況與蘇丹的例子相似─蘇丹分裂成信奉回教並施行伊斯蘭教法的北蘇丹，以及信奉基督教的南蘇丹。就人口來說，擁有1億5000萬居民的奈及利亞是非洲第一大國，但以聯邦政府為體制的奈及利亞─民事和軍事政權不斷輪替，國家被一連串的暴力衝突所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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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過去曾為英國殖民地，奈及利亞現在則是由36個州組成的聯邦國家，而強勢的軍事與公民政權，加上聯邦體制，至今日為止維持了國家的向心力。聯邦州數量的增加，劃分南北地區政治權力規則的制訂，又或是按地區分配國家收入的規則，都與此一國家運作的邏輯相關。
奈及利亞北部的蘇丹王與酋長系統與南部分散的政治社會組織大相逕庭。英國殖民政府的間接統治政策(indirect rule) 維持了這些差異。然而，施行伊斯蘭教法的北方12個州，相較於南方來說，仍普遍處於劣勢。
奈及利亞曾經歷多次的分裂衝突，其中最慘烈的仍是比亞夫拉內戰（1967-1970年），造成伊博地區人民（由法國、以色列和葡萄牙所支持）與中央聯邦（由英國和蘇聯所支持）之間的對立。這場戰爭的起因與社會、政治與宗教因素都有干係，尤其是石油的利益造成了大國和跨國公司間的衝突；這些緊張局勢也導致奈及利亞內部的對立。1970年，3R的口號（reconstruction, rehabilitation, reconciliation─重建、恢復、和解），象徵衝突的結束。但該國已經歷了多次的南北緊張對立，以及發生於尼日河三角州地區的衝突。
理論框架
可援用兩個重要的理論來探討奈及利亞危機：
一、奈及利亞的石油收入為其社會的表徵，我們須進一步探討石油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影響。奈及利亞除了蘊藏豐富的石油，由於勘取容易，石油運輸也因為靠海而有多種可能性。這些優勢讓奈及利亞成為非州最令人垂涎的石化燃料探採區。然而，這些財富資源90％集中在尼日河三角洲，造成奈國內部的衝突局勢加劇，。
二、奈及利亞長期以來遭受南北對立，且無論是在社會或宗教層面。基督教和穆斯林社群的對立說明了肇因於人民權力差異與不平等的衝突也反應在石油收入的分配上。
案例分析
奈及利亞的衝突可由兩個主要的評斷標準來解析。
首先是石化產業。由宏觀經濟來看，此一產業確實有其戰略意義，石油收入佔奈及利亞國內生產總值的35％至40％，佔賦稅收入的80％，甚至佔了出口額的97％。2011年，每日生產規模達到250萬桶，每桶75美元，使奈及利亞成為全球第八大石油出口國。六個跨國公司控制95％的產出石油，且其中40%出口至美國。事實上，石油加劇政治緊張局勢，因為石油產區集中在奈國的東南部，而造成各州之間的不平等發展。在尼日河三角洲（涵蓋9個聯邦政府及3000萬名居民）一帶，黨派組織，如解放尼日河三角洲運動，以及一些反叛團體，大幅度成長。石化產業和汽油的價格成為導致社會衝突的核心因素，因為奈國的石油收入引發嚴重的貪腐問題以及資金的非法外流。然而，若能透過補助的方式，重新再分配國家收入至各州與各個族群，三分之二的奈及利亞人(每日收入低於2美元)將可因此獲得生活的基本必需品。
除了石油利益，交相導致危機的第二個因素為：南北對立。在高原州(Plateau State)首府喬斯(Jos)，衝突造成穆斯林富拉尼族人(Fulani)與基督教貝羅姆族人(Berom)對立，雙方族群享有的權力其實並不相同。奈國北方各州人民信奉多個伊斯蘭教派(傳統蘇非派、沙拉非派、馬赫迪派和什葉派)，且共有12個州施行伊斯蘭教法(全國共36州)。社會嚴重的不平等和權力極度不公正，再加上處在一個石油營收分配不均的國家，這些因素都是解釋穆斯林組織網絡為何能取得龐大勢力的原因；部份政治領導人試圖利用宗教來打擊對手，進而希望在高原州實行伊斯蘭教法。而當前最重要的問題，尤其在受到利比亞動盪局勢影響之後，即是伊斯蘭北非蓋達組織(AQIM)的暗中擴散。反西方國家的伊斯蘭組織「博科聖地」(Boko Haram)，於2001年9月11日之後出現於博爾諾州(Borno State)，並於此發展聖戰；博科聖地隨後分裂成幾個支派，其中一個支派與索馬利亞青年黨和伊斯蘭北非蓋達組織有密切接觸。然而，隨著組織的激進化與衍生的暴力行為，博科聖地加深了宗教對立，並導致暴力、復仇和武力鎮壓事件的惡性循環。
外國列強也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尤其是美國，進口超過40％的奈國原油。至於中國和印度，兩國試圖拓展在該地區的利益。而阿拉伯石油大國和伊朗，它們支持北方的穆斯林各州和其內的伊斯蘭派系活動。最後，西方列強和新興國家盡力維護奈及利亞的和平，無論是遭受激進派網絡威脅的北方地區或是生產和運送石油的南方地區。
今日來看，由於奈及利亞的聯邦制結構、北方企業家的龐大勢力以及比亞夫拉內戰的回憶等因素，奈國極不可能像蘇丹的例子一樣，往南北分裂進展。同樣地，宗教衝突也不太可能持續擴大，因為北部將在這場對立中戰敗。然而，當前政權的合法性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暴力是否能促成新的協議：1）石油收入的重新分配，2）貪腐的根除，3）不同政治、公會和宗教勢力的談判協商？若答案是否定的而暴力蔓延，我們該預想求助於一個世俗且由中央強勢主導的軍隊(armée jacobine) ?
參考資料
Draper Michael I., Shadows: Airlift and Airwar in Biafra and Nigeria, 1967-1970, Hikoki Publications, 2006.
Tai Ejibunu Hassam, “Nigeria’s Delta Crisis: Root causes and Peacelessness”, EPU, research paper, Issue 07/07;
Perouse de Monclos Antoine, “Le Nigeria entre deux eaux”, Ramses,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