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 16,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全球公共財, 多邊主義, 環境
Valérie Le Brenne
翻譯 張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65
Pixabay
在世界水資源協會的主持下，第六屆世界水資源論壇於2012年3月12至17日在馬賽舉行。這個三年一度的活動，本屆以「治水興水，時不我待」為論壇主題，集合了超過兩萬名來自140個國家的與會者。這些國家已經參與處理各類與水資源取得與水資源淨化有關的議題。藉這個機會，與會的各國部長也通過了一項聲明，期望能加速讓各國實施飲用水權利法，這項權利在2010年7月已受到聯合國大會的承認。此外，網路上也成立了一個線上論壇－水資源解決辦法平臺，以期能夠蒐集多元的市民意見。
> 歷史回顧
> 理論框架
> 案例分析
> 參考資料
歷史回顧
從1997年以來每三年舉行一次的世界水資源論壇是源自於世界水資源協會的發想。世界水資源協會成立於1996年，它獨立於聯合國組織的運作，定期集合了與這個領域有利害關係的行為者，目的在於促進各界討論與經驗交流。在這個情況下，這就牽涉到建立一個「共同的策略觀點」，並且一起制訂適宜的解決方案。這個成立在馬賽的多邊平臺也得到了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的諮詢會員地位，目前集合了代表了60個國家的300多個組織。
特別要注意到，從六Ｏ年代以來，對於天然資源枯竭的發現已經促成了許多針對環境議題而舉行的國際高峰會。在1977年，馬德普拉塔會議也首度把水資源定義為人類的公共財，並且警惕各界有關水資源的風險。然而，仍必須等到1992年的都柏林會議，全球治理的指導方針才得以被發表。這個首度公佈的指令採納了多元化水資源管理的原則，這個原則從此成為全球性的參考方針。這一套管理方法是受到法國模式的啟發，仰賴對流域水資源進行全面的控管，並且必須授權部分公共建設資源給私人企業使用。
和里約高峰會一樣，這個會議對於水資源匱乏的全球意識的覺醒是相當關鍵的一步。特別是這個會議讓各方對於成立世界水資源協會達成共識。在2000年，千禧年高峰會也更新了世界水資源協會的使命，在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寫下了「取得來自更佳水源的飲用水」。
理論框架
我們必須記住兩個重點：
一丶 某一領域的多邊主義化現象。作為全球的公共財，水資源的管理牽涉到全球治理的施行。因此，舉行定期的全球論壇似乎也算參與了建構新的多邊主義的過程，如同羅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 所提出的分析。
二丶 一個管理模式的輸出。改善水資源的取得以及水資源的淨化必須要有大量的資金，而這樣大筆的投資似乎不是那些貧窮國家所能承擔的。因此，法國的PPP (Partenariat Public-Privé) 模式(公私部門合作模式)就是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的優先解決方案。然而，根據詹姆士．羅森諾(James Rosenau) 的理論，國家主權外的行為者的增加卻會對這種治理模式提出挑戰，並且對重要資源的商品化現象提出質疑。
案例分析
第六屆世界水資源論壇的舉行反映了全球治理的開展超越了嚴格的國家界線。在這方面，必須注意到每一年全球就有五百萬人因為飲用了不衛生的水而罹患疾病，也是全球死亡率的第一大原因。同一時間，人口增長、灌溉面積增加、都市化與工業污染增加都是造成水資源枯竭的原因。因此，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期望能在2015年之前將那些無法永續取得健康飲用水的人口百分比減少為一半，這個計畫需要所有多邊協商中的相關行為者的合作。
此外，要改善開發中國家飲用水的取得與淨化就必須要有公共建設方面的大量投資。在不同的多邊會議中已進行的談判協商也促成了許多國際機構決定採用法國公私部門合作的管理模式。這個模式基於經濟的全球公共財概念來運作，促成了問題的解決方案由市場眾多相關行為者來承擔。這也意味著非免費的性質應當要有相關設備方面持續性的資助，而關於這個議題的責任應當要分攤落實到人民身上。在這方面特別要強調的是，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限定將相關援助核發給實行這個管理模式的受援助國家。
然而，這種作法仍然受到許多非政府組織的質疑，它們否定了開發中國家的資源商品化現象。對於這些非政府組織而言，私有化會造成新的不平等現象，因為這會增添一筆額外的家務支出。事實上，這個經濟的觀點與公共財的資產觀念卻背道而馳，公共財的觀念是意味著相關的國際機構大力地參與並採取最佳的路線來促進發展。更何況在沒有先對全球公共財觀念達成共識之前，協商的過程仍會因為策略的分歧而受到影響。
因此，目前我們正目睹著非政府組織的匯聚現象，它們都反對這種治理模式。這些相關行為者相互結盟，聯合起來凝聚他們的資本，期望建立新的論壇，例如於2012年3月14至17日在馬賽舉行的第四屆世界另類水論壇 (FAME)。在這個論壇中，他們的訴求是針對世界水資源協會中公私利益勾結的現象，這個協會中許多的成員事實上是來自法國的三大自來水與水淨化公司。因此，透過這種公私部門合作模式的推廣，世界水資源論壇就成為這些成員在國際層次上維護自己公司利益的工具。而世界另類水論壇就是否定了這種「會員制」的性質，它同樣對這個模式的功效提出質疑，並且強調這個模式於十多年來在非洲與拉丁美洲所遭遇的挫敗。
參考資料
Cox Robert W. (Éd.), The New Realism: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Gabas Jean-Jacques, Hugon Philippe, « Les biens publics mondiaux et la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 L’Économie politique, 12 (4), 2001, pp.19-31.
Hugon Philippe, « Vers une nouvelle forme de gouvernance de l’eau en Afrique et en Amérique latine », Revue Internationale et Stratégique, 66 (2), 2007, pp.65-78.
Rosenau James,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Schneier-Madanes Graciela (Éd.), L’Eau mondialisé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0.
Smouts Marie-Claude, « La coopération internationale : de la coexistence à la gouvernance mondiale » in : Smouts Marie-Claude (Éd.), Les Nouvel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1998, pp. 135-160.
Apr 15,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安全, 非洲
Philippe Hugon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64
Sahara, Pixabay
由於馬利政府和國家軍隊的積弱不振，於2012年4月，與伊斯蘭組織有密切聯繫的圖阿雷格(Touareg)叛亂分子，藉由其所支持的阿扎瓦德民族解放運動(Mouvement National de Libération de l’Azawad，MNLA)單方面宣布阿扎瓦德獨立。這個舉動導致馬利共和國實質上分裂為二，並已經造成馬利北部人民的大舉遷徙。通布圖 (Tomboctou)，這個撒哈拉地區的麥加聖地，現在已被伊斯蘭組織「信仰捍衛者」(Ansar Dine) 所控制；而在加奧市(Gao)，更有阿爾及利亞人被擄做人質。除了這些零星衝突，危機其實已擴散到整個薩赫勒─撒哈拉地區。
> 歷史回顧
> 理論框架
> 案例分析
> 參考資料
歷史回顧
圖阿雷格組織其實由來已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身為殖民國的法國就曾經對抗圖阿雷格軍隊，甚至把他們納入法國撒哈拉駱駝軍團(Compagnies méharistes sahariennes)。在法國第四共和末期、第五共和初期，撒哈拉地區共同組織(Organisation Commune des Régions Sahariennes，OCRS)企圖建立一個圖阿雷格獨立地區，以分離出撒哈拉地區位於阿爾及利亞境內豐富的石油資源。自馬利共和國獨立以來，叛亂、鎮壓和談判在阿扎瓦德地區循環上演。卡扎菲政權在1972年曾大量招募圖阿雷格人進入其伊斯蘭軍團，並因此加劇區域衝突，儘管卡扎非之後扮演協調者的角色。然而，為了賦予圖阿雷格人更多的權力和自治權而簽訂的協議，卻大多未被履行。近期以來，僑民和擁有重型武器的外籍雇傭軍隨著卡扎菲政權垮台而相繼歸國，也因此重啟各方角力對抗。
然而，無論是影響的規模又或是圖阿雷格組織的訴求，這次的危機與以往有所不同。事實上，阿扎瓦德民族解放運動(3000名重武裝軍人)已宣布阿扎瓦德獨立，在此之前，他們僅要求獲得平等權力、更多的自治權以及不被馬利北部邊緣化。為了達成目的，阿扎瓦德民族解放運動尋求其他組織的支持，如其他伊斯蘭民兵組織，加利 (Lyad ag-Ghali)所領導的伊斯蘭信仰捍衛者，以及一元論與聖戰運動(Mouvement pour l’unicité et le djihad，Mujao)；後兩者皆與北非伊斯蘭蓋達組織(Aqmi)有來往，更有消息指出和伊斯蘭極端組織博科聖地 (Boko Haram) 亦有聯繫。
理論框架
一、國家的衰敗。 非政府軍人的叛亂很快地轉變成軍事政變，政府被指控縱容反叛組織甚至是與他們串通。面對情勢，總統阿馬杜·圖馬尼·杜爾 (Amadou Toumani Touré) 迅速被迫讓出大位，國民議會主席特勞雷(Traoré)被命為過渡國家的領導人。然而，這場體制和政治危機實際上反映出國家的衰敗，或可說是政治權力的真空。乾旱加劇馬利人口爆炸的問題，除此以外，各類違法交易橫行(古柯鹼、汽車、劫持人質、武器)，武裝衝突紛擾不息(北非伊斯蘭蓋達組織各個派系、圖阿雷格組織間的衝突)，再加上礦產和石油利益的競爭。如此情況讓馬利人民只得承受反覆的衝突壓力，如同他們的祖先曾經歷過的(定居農民、遷徙牧民以及掠奪者和被掠奪者後裔之間的衝突)。
二、非國家行為者的崛起。薩赫勒─ 撒哈拉地區獨特的地理條件有利於各個異質的非國家行為者(如阿扎瓦德民族解放運動、一元論與聖戰運動等組織)拓展其優勢。
案例分析
阿扎瓦德民族解放運動的目標(阿扎瓦德獨立)與信仰捍衛者的目標(在馬利施行伊斯蘭法律)以及若干北非伊斯蘭蓋達組織派系的目標(在毛利塔尼亞和索馬利亞之間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不盡相同。乍看之下，隸屬於北非伊斯蘭蓋達組織的激進聖戰份子，和身為柏柏爾人、信奉馬利基教派並接受蘇菲派兄弟會組織 (Tidjânyia與Kandinya) 和泛靈論的圖阿雷格份子之間並沒有直接關聯。然而，北非伊斯蘭蓋達組織的活動範圍和圖阿雷格份子幾近一致。至於馬利東北部Adrar des Ifaghas山脈地區則是成為北非伊斯蘭蓋達組織的活動中心。此外，古柯鹼和武器交易的控管必定伴隨大量的利益輸送，我們因此不必過度期待自利比亞返回馬利的圖阿雷格傭兵起身對抗北非伊斯蘭蓋達組織。
被馬利分裂危機影響的行為者之類型也非常不同。阿爾及利亞無法接受阿扎瓦德地區的獨立。尼日共和國北部庇護著七十萬圖阿雷格人，且地理位置上與馬利北部接近。由於衝突已有區域性規模，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Communauté Economique Des Etats de l’Afrique de l’Ouest，CEDEAO)也無法坐視不理。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可調配西非國家停火監測小組(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Cease-fire Monitoring Group，ECOMOG) 2000至3000名人力的軍隊。然而，如照往例，這支軍隊的效能不彰，且組織派遣相當耗時，何況後勤支援也可能會是問題。由於法國參與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利比亞的武力干預行動，因此在連帶影響下造成了馬利的分裂危機。法國被認為和圖阿雷格組織有密切的關係並可掌握人質的命運，即便法國在同一期間正經歷總統大選。這也是為何法國政府建議僑民暫時離開馬利而未進行軍事干預的原因。
遷徙人潮和難民(2012年3月在馬利境內和鄰國布吉納法索、尼日與阿爾及利亞計有二十萬難民)突顯出這起人道悲劇。生產被迫中斷以及人道救援無法運作使得情況愈加危急。因此，立刻動員國際援助是絕對必要的。儘管阿扎瓦德的獨立沒有合法性，但馬利實際上的分裂將會持續。然而，光靠軍事武力將無法有效解決這場危機，而必須借助於外交和經濟手段。
參考資料
Boiley Pierre, Les Touaregs Kel Adagh. Dépendances et révoltes du Soudan français au Mali, Paris, Karthala, 1999
Bourgeot André (Éd.), Horizons nomades en Afrique sahélienne, Paris, Kathala, 1999.
GEMDEV, Mali-France. Regards pour une histoire partagée, Paris Karthala, 2005
Hugeux Vincent, Thilay Boris, « Les 12 plaies du Mali », L’express, 11-17 avril 2012
Hugon Philippe, Géopolitique de l’Afrique, Paris, SEDES, 3e ed. 2012.
Apr 8,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全球公共財
Alexandre Bohas
孫建庚 譯
Passage au crible n°63
Qatar. Baie de l’Ouest. Pixabay
卡達收購藝術品的新聞時常出現在一些報紙的頭版。由於執政的王室家族深刻地意識到該國擁有的資源有限，所以他們決定大幅度地在海外進行投資。既然卡達運用此一策略，我們將試圖解析為何卡達會把投資的觸角涉及到通常被視為高風險且不具生產力的藝術領域。
> 歷史回顧
> 理論框架
> 案例分析
> 參考資料
歷史回顧
鑒於石油價格上漲和金融危機，實施君主制的小國卡達著手涉入世界經濟體系中表現良好的不同領域並投入大量資金。卡達現在已擁有眾多的豪華旅游機構，比如卡爾頓酒店(Le Carlton)和巴黎萊佛士皇家蒙索酒店(Le Royal Monceau)，哈羅斯精品百貨公司(Harrods)和薩伏依酒店(L’Hôtel Savoy)。另外，卡達在法國跨國公司如萬喜集團(Vinci)，拉加代爾(Lagardère)，威望迪(Vivendi)，道達爾(Total)，路易威登酩軒(LVMH)，蘇伊士環境(Suez Environnement)以及像大眾(Volkswagen)，保時捷(Porsche)和巴克萊銀行(Barclays)等歐洲著名大公司資本中持有少量股權。
除這些股權資產之外，卡達還收購大師畫作，龐大的投資數額令其在2011年度藝術品市場投資排行榜上名列榜首。光是藝術品交易方面，美國對卡達的出口金額據估計在7年內躍升至4.28億美元。舉個例子，2009年，卡達以3.1億美元的價格從美國金融家梅爾金(Ezra Merkin)手上收購了羅斯科(Rothko)的畫作，而僅僅兩年之前，這個酋長國同樣收購了洛克菲勒家族收藏的這位著名美國抽像派畫家的作品。此外，卡達新近還以4千5百萬歐元的價格收購了克勞德‧貝裡(Claude Berri)收藏的現代藝術品，而這些私人收藏原本是要留在法國的。為了展出耗費巨資收購來的這些藝術作品，卡達聘請了享譽世界的著名建築師來設計展館，由努維爾(Jean Nouvel)設計的卡塔爾國家博物館，美籍華裔貝聿銘設計並已於2008年落成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和博丹(Jean-François Bodin)設計的現代藝術博物館。
理論框架
國際無政府社會。儘管無政府狀態成為國際領域的一大特征，但這種狀態能夠以不同形式存在著。事實上，相比現實主義學派所描繪的持續不斷的戰爭，無政府狀態在意識形態和物質兩大因素上表現成型，從而使得它更像是一個「國際社會」(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成員們在指引下保持合作關系，參與機構組織並在內部建立共同的社會准則，如忠誠和相互承認。
非同尋常的小國實力。然而這些小國往往被國際主義學派所忽視，與之相關的理論也僅僅局限在推廣國際准則、和平以及人道主義行動為目的的外交領域上(克裡斯緹娜‧安格布裡坦─Christine Ingebritsen)。可是，近年來，我們目睹了一些大國的相對衰落。與之相反，這些「小人國」 (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似乎已經從國際關系的深化和跨國行為者的者的崛起為標志的全球化進程中受益。在此形勢下，許多小國家率先聚集了龐大的資金，在資本流動、文化交流、商業貿易和人道救援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紐帶角色。
案例分析
正如彼得•卡贊斯垣(Peter J. Katzenstein)所觀察到的，資本主義和世界秩序的迅速變化驗證了小國的適應和抵抗能力。事實上，全球化加劇了地區間的競爭，從而導致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產生和財富的集中。也就是說，實力的展現不再只是為了確保民族國家的獨立或自主進而掌控生產和分配的能力。相反地，實力來自於聲望和影響力，端視各國是否擁有一個或多個具吸引力的世界級中心。換句話說，問題不在於如何從國際局勢中擺脫出來，反而是要在其中取得一個首要的位置。比如說，假使美國現在仍然保有結構性優勢，這正是多虧了好萊塢在電影產業，華爾街在全球金融業以及矽谷在信息和通訊新技術領域所占據的核心位置。
隨著世界被分割成碎裂的區塊，一些國土面積較小的國家表現出亟欲集中精力發展某個特定領域的雄心。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當中包括卡達在內的一些小國，經歷了令世人矚目的飛速發展。猶如新加坡或者那些避稅天堂一樣選擇各自的發展優勢，卡達從此專攻知識和美術兩大領域。這兩大領域讓小國卡達能獲得世界的認可，從而抵抗來自鄰國沙烏地阿拉伯或伊朗的威脅。知識和美術必將為卡達日後的發展作出貢獻，畢竟這個國家絕大部分的資源原先僅來自天然氣工業。我們都還記得，卡達在1996年創辦了非常著名的半島電視台，這家電視台一開播便在視聽傳播領域讓人刮目相看。此後，當卡達王室家族首領向世人證明他們是藝術品的大收藏家的同時，他們還接納了一些來自伊拉克的藝術家難民。此外，卡達王國還吸引了眾多世界知名大學前來辦學開設完整的大學教育課程，如美國的喬治城大學、西北大學、卡內基大學和康奈爾大學，歐洲的斯坦德大學和加拿大的卡爾加裡大學和北大西洋大學。我們注意到，這個文化戰略與阿布達比所實施的戰略極為類似，阿布達比在本土創建的巴黎索邦阿布達比大學城，巴黎HEC商學院大學城，紐約大學城以及貝魯特聖約瑟夫大學城落成之後，已開始動工修建羅浮宮和古根漢博物館在當地的分館。
最後，卡達的大文化政策清楚地表明了一個國家的實力不僅只歸結於地緣戰略的資源與實力。進一步闡明，對那些迄今一直被忽視的行為者來說，國家的實力正是來自於全球變革過程中所開創的新契機。小國擁有獨立自主的主權政府─鑒於國家的特性─，亦能吸引包括企業在內的非國家組織，目的要在全球化進程中共同構建具有吸引力的中心。
參考資料
« A Smithsonian in the Sand », The Economist, 29 Dec. 2010.
Barthe Benjamin, « Qatar. Les ambitions démesurées d’une micro-monarchie », Le Monde, 25 fév. 2012, pp. 4-5. Supplément Géo et Politique.
Bull Hedley,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 Ce que le Qatar possède en Europe », Challenges, 14 fév. 2012.
Elkamel Sara, « Qatar Becomes World’s Biggest Buyer of Contemporary Art », The Guardian, 13 July 2011.
Hartvig Nicolai, « Qatar Looks to Balance Its Arts Scene », New York Times, 6 Jan. 2012.
Ingebritsen Christine, “Norm Entrepreneurs: Scandinavia’s Role in World Politic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1 (37), 2002, pp. 11-23.
Katzenstein Peter J.,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Katzenstein Peter J., « Small States and Small States Revisited », New Political Economy, 8 (1), 2003.
Keohane Robert O., « Lilliputians’ Dilemmas: 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 (23), Spring 1969, pp. 291-310.
Laroche Josepha (Éd.), La Loyauté dans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2e éd., Paris, Harmattan, 2011.
Le Grand Dominique , « Le Qatar, premier acheteur d’art », Le Soir, 2 août 2011.
Waage Hilde Henriksen, « The ‘Minnow’ and the ‘Whale’: Norwa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eace Process in the Middle East »,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4 (2), Aug. 2007, pp. 157-176.
Mar 28, 2012 | Uncategorized
Yves Poirmeur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62
Pixabay
2012年2月3日，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以危害人類罪、嚴重違反日內瓦公約以及謀殺和虐待等罪名，駁回紅色高棉(柬埔寨共產黨，後改名為民主柬埔寨)成員之一，人稱杜赫的康克由的上訴，並改判為無期徒刑。1970年代，他曾是金邊祕密集中營S21的負責人。新的判決較原判35年監禁更為嚴厲，並取消了柬埔寨軍事法庭對他在1999年至2007年期間遭受非法拘留而給予的賠償。但是，這項制裁還是來得太遲了，三十多年前，自1975年至1979年，至少有12 272人死在這個由杜赫負責管理的監獄。然而，判決本身仍象徵著對抗國際上最重大罪犯免受懲罰的典範和突破。
> 歷史回顧
> 理論框架
> 案例分析
> 參考資料
歷史回顧
創立一個特別法庭以審判「民主柬埔寨」的高層領導人以及造成近兩百萬人死亡的種族屠殺的負責人，在一番激烈的政治角力和權力關係轉化之後，終於變得可行。巴黎協定(1991)曾把首要的工作擺在柬埔寨的族群和解，並計畫讓紅色高棉重回政治領域，而不是把他們交由司法審判。然而，隨著「民主柬埔寨被列為非法組織」(1994年7月7日國會通過之法律)，巴黎協定終告失敗，此外，前紅色高棉領導人英沙里被國王赦免後與當權者結盟，以及波爾布特被他自己的軍隊審判，以上原因促使正追求國際合法性的柬埔寨政府向聯合國請求協助，以審理紅色高棉的前領導人。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這項請求(1997年12月12日第52/135號決議文)。安全理事會早前已創立兩個國際刑事法庭以分別審理在南斯拉夫犯下違反國際人權法(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CTY，1993)和盧安達種族屠殺(盧安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CTR，1994)的負責人，但在安全理事會之下創立第三個國際刑事法庭，並不是柬埔寨政府期盼的解決方式，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柬埔寨希望能保留對刑事司法審判的掌控，並因此透過一項立法而設立了特別法庭(2001年6月10日)。創立第三個國際刑事法庭的計畫也曾遭受中國和其他必須挹注資金的國家反對，再者，這項計畫也找不到法律依據，因為犯行年代久遠，安全理事會將無法斷定其對和平和安全之威脅是否存在(聯合國憲章，第四十一條)。
理論框架
一、協商性司法。與安全理事會單方創立的國際刑事法庭(聯合國憲章第七章)不同的是，國際協商性的刑事司法審判必須依賴一項契約式的協議。假設聯合國和一個國家協商設立一個專門的刑事司法機關，以打擊特定的國際犯罪，雙方的協議必須規定此一刑事司法機關的一) 創立依據、二) 運作模式、三) 資金來源，以及四)決定締約雙方的權力和義務。協商的缺點即是進展緩慢，但協商的優點在於能讓該國逐漸採納有關司法審判和刑事規則的所有重要義務。該國必須按照嚴格的標準執行這些協商過的司法規範，但相對地，該國將因此獲得國際援助和國家的合法性。
二、國內刑事審判的國際化。柬埔寨特別法庭隸屬於柬埔寨國內的司法體系。然而，聯合國仍密切關注此特別法庭的行政運作。聯合國負責柬埔寨特別法庭絕大部分的開銷並且介入部份人事案，使得柬埔寨特別法庭成為一個混和的司法機構。
案例分析
柬埔寨政府和聯合國秘書長在漫長的協商之後，於2003年6月6日，雙方簽訂了一份國際合作模式的協議，以期在「柬埔寨法律的規定之下，追緝民主柬埔寨掌權時期的罪犯」。這個經由國際協商產生的司法機構是兩方妥協的結果，其最大的特點在於它的混合性以及因而衍生的模糊地帶。首先，特別法庭的組成和運作由一個「行政處」負責，其人事包含一位柬埔寨籍的處長以及一位由聯合國任命的副處長。特別法庭包含一個訴訟法庭，由五位法官組成，其中三位為柬埔寨籍，兩位為外國籍，另外還有一個最高法院上訴法庭，由七位法官組成，其中四位為柬埔寨籍，三位為外國籍。調查和追緝分別由兩位預審法官和檢察官負責，其中一位為柬埔寨籍而另一位為外國籍。預審法官和檢察官由國王命令的指派。預審法官、檢察官和外籍法官的選擇任命，則是由最高司法委員會從聯合國秘書長提供的三份名單中選出。雖然外籍法官僅佔少數且不擔任審判機關主席的職位，但判決若沒有至少一位外籍法官贊同則無法成立，因為唯有符合法定多數才能作出有效判決，在初審訴訟法庭必須要有四位法官持相同意見，在上訴法庭則必須有五位法官同意。相對來說，若沒有兩位以上柬埔寨法官的支持，外籍法官將無法表達自己的審判意見，這讓司法審查的獨立性遭受質疑，何況柬埔寨政府仍保有這些司法人員的提名權。此外，另有一個預審法庭負責處理預審法官和檢察官間的異議。
柬埔寨特別法庭的混合性也和它所應用的法律依據有關。柬埔寨特別法庭不僅有能力審理國際刑法所定義的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以及戰爭罪，而且依照互補原則，1956年制訂的柬埔寨刑法(第三條)也預期它能處理普通法所規定的違法事宜，尤其是殺人、虐待、宗教迫害等罪行。但由於刻意把特別法庭的審判能力侷限在紅色高棉的「高層領導人」和「高層負責人」，針對犯行的指控反而可以延伸擴大，因此即便此一國際性罪行的重要組成證據已無法匯集，我們仍能追緝這些罪犯。然而，我們卻因此修改了起訴當下犯行的審理規則，這其實不符合刑法的不溯及既往原則。至於接續的刑事程序則將依照柬埔寨的程序法進行，但前提是柬埔寨的審判程序符合國際法的各項規定，特別是遵守公平審判權利的相關規則。
雖然杜赫的判決見證了國際協商性的司法審判機關欲打擊最重大國際犯罪的企圖心，柬埔寨特別法庭的設置過程和運作模式仍然顯示出政治力量仍有維護免罪的操作空間。
參考資料
Martineau Anne-Charlotte, Les Juridictions pénales internationalisées. Un nouveau modèle de justice hybride ?, Paris, Pedone, 2007
Boyle David, Lengrand Julie, « Le retrait des négociations pour un tribunal mixte au Cambodge », Actualité et droit international, mars 2002
Ung Boun-Hor « Le drame cambodgien : des victimes en quête de justice », in : Gaboriau Simone, Pauliat Hélène (Éds.), La Justice pénale internationale, Limog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imoges, 2002.
Mar 17,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全球公共衛生, 環境
Valérie Le Brenne
孙建庚 译
Passage au crible n°61
Wikimédia
2012年2月13日，法国里昂高等法院对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 作出判决，判处该公司因其生产的农药Lasso对夏朗德地区的粮食污染负有责任，这种杀虫剂自2007年起在法国已经被禁止使用。法院要求进行进一步的司法鉴定以确定由该公司应向受害人所支付的赔偿金额。这次法院判决在法国首开先例，并可以作为一个法律判例适用于已发生的与该产品相关的其他诉讼。
这个事件只是与美国公司有关的公共卫生丑闻之一，它暴露了对农药产品的监管问题。
> 歷史回顧
> 理論框架
> 案例分析
> 參考資料
歷史回顧
2004年，一名粮农在检查其农业生产器具时吸入有毒气体。事件发生后，经过医疗检测显示是由于农药溶剂中含有的氯苯中毒。MSA（农业互助保险基金会）在2008年已确定该受害人的神经系统紊乱与杀虫剂产品的使用具有因果关系，进而承认其作为职业病性伤残。从此，这位粮农便着手开始向美国巨头进行民事责任诉讼，这也使得他成为了法国受农药毒害粮农们的代言人。
回顾上世纪60年代，一些人口学家们便发出警示,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会引发粮食短缺的风险。因此，增加农产品产量便成为所有西方社会力求达到的目标。在国家政府的推动下，农业开发商们投入大量资金以进行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同样，“绿色革命”也表现在生产的机械化，土地的整理，合成资源的使用以及农作物的选种和杂交。
于1901年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成立的美国孟山都公司，就是那些充分利用上述社会背景从而发展壮大成为食品化工行业巨头的典型代表。 然而，该公司在世界上的声誉不时地受到一些健康和环境方面丑闻的影响。
理論框架
我们可运用两个重要的理论：
一、技术加速变革：为了提前应对粮食需求的不断增加，食品化工企业培育新产品以提高农作物产量。正如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分析的那样，这些企业通过这种方式从而涉入“技术加快变革”的进程中。他们同时也介入一些过去只保留给国家行为人的专属领域，并且通过各种途径削弱对其监管能力。
二、「破产」监管：由无主权行为者(sovereignty-free actors)─根据詹姆斯.罗斯诺(James Rosenau)的词汇─在卫生健康领域所揭露的众多的丑闻，逐步导致了农药产品的全球化治理标准的诞生和推广。可是，长久以来在市场经济和健康问题之间的利益冲突，似乎成了国家监管单位预防机制和问题处治能力不足的根源。
案例分析
里昂高等法院对孟山都公司的判决，揭示了农业生产的某些方面在“绿色革命”的影响下已发生转变。事实上，全球人口的增长对农业生产带来持续压力。为了降低粮食短缺的风险同时并保持竞争力，经营开发商们必须不断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对于化工企业而言，农业领域因此成为他们必须占领的重要市场。正因如此，这些企业开发并商业化他们的产品，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这些私有行动者不但融入到「技术加速变革」的进程，同时也参与了颠覆国家行为人和市场之间业已存在的权力关系。通过投资国家监管的领域，这些企业大大削弱了公共权力的干涉能力。国家的监管权力从此只能在市场之外得以行使。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里昂高等法院对孟山都公司的判决也表明了法国对杀虫剂产品监管的限度。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法国持续保持欧洲农业生产领头羊的地位，顺理成章她就一定也是农药产品消费的第一大国。因此，经济利益和农业生产之间关系的错综盘结，长期掩盖了农药对健康产生的影响，并导致国家层面预防措施的缺失。
然而，通过民间社会行为人对食品化工企业的大量揭发，逐步导致了农药产品标准的制定和推广。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成立了多个健康安全机构，致力于从源头预防农业生产中与化学摄入量的使用所带来的风险。同样也表现在整个欧洲境内批准了以协调进入欧盟成员国农药市场条款的指导方针。这些监管条文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进而成型,但是经常只是局限于在市场准入之后实施干预。同样证明，预防机制的不足尤其对农场主和农场工人带来很大问题，因为他们属于最先接触到这些产品的人。对于他们来说，癌症患者数量的增加和神经系统紊乱患病的增多依然是与农药使用有关的主要职业病。MSA对这些关联影响的逐渐认引发了职业索赔诉讼的突然出现。尽管这些农业经营者有自我审查的倾向，但是他们组织多种活动方式并且由一些非政府环保组织开展实施，借向当局政府施压寻求对他们诉讼案件的支持。
最后，因农药的使用不当从而造成的损害从此成为对生物技术监管方面的前车之鉴，尤其当今食品化工企业提出用转基因技术作为杀虫剂产品使用的替代品。从这个方面来看，一些欧洲国家如今对批准在本国境内进口这些转基因种子表现出犹豫不决。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市场规律的作用导致这些企业转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这类违禁杀虫剂并且让转基因种子在当地商业化。
參考資料
Champion Emmanuelle, Gendron Corinne, «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selon Monsanto », Écologie et politique, 29 (2), 2004, pp.121-133.
Parmentier Bruno, Nourrir l’humanité. Les grands problèmes de l’agriculture mondiale au XXIe siècl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9.
Rosenau James,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Strange Susan, Le Retrait de l’État. La dispersion du pouvoir dans l’économie mondiale, [1996], trad., Paris, Temps Présent, 2011.
lemonde.fr, Planète, « Monsanto, un demi-siècle de scandales sanitaires », disponible à la page: http://www.lemonde.fr/planete/article/2012/02/16/monsanto-un-demi-siecle-de-scandales-sanitaires_164308 1_3244.html, dernière consultation: 8 mars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