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 15,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全球公共財, 文化, 聯合國
Alexandre Bohas
張瀞云 譯
Passage au crible N°74
Wikipédia
2012年在馬利發生了宗教極端分子洗劫穆斯林陵墓的事件，這事件引起了全球的震驚。在全球同聲譴責卻毫無效果的背景下，我們應該要檢視文化共有財產的特殊性，文化共有財產的全球治理應該要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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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2012年5月4日，通布圖的陵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世界遺產，受到伊斯教義分子破壞，這些極端分子認為對穆斯林聖人們的崇拜與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相違背。儘管許多國家與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國際刑事法庭已宣告，這些具有紀念性的建築物正處於危險的狀態，並且對遺跡破壞的行為加以譴責，極端分子的破壞行為卻仍然層出不窮。
我們回顧當地的情況，幾個月以來馬利的北部地區包括賈歐地區、通布圖地區與基達爾地區都被武裝分子佔領，他們是從2012年1月17日開始了叛亂行動。這些武裝分子是由各個伊斯蘭活動分子組成的混合聯盟，像是 Ansar Eddine武裝軍團、馬格里布蓋達基地組織以及西非一元論與聖戰運動 (Mouvement pour l’Unicité et le Jihad en Afrique de l’Ouest, Mujao)，另外還有阿扎瓦德民族解放運動(Mouvement National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zawad) 的圖阿格人，它們在結盟不久後就被排除在聯盟之外。
為了實現對領土的占領，叛亂分子依賴地方人民對伊斯蘭教本位主義的主張以及非法商業活動的收入，這些是發生在國家權力真空的地區與利比亞秩序混亂的區域。因為巴馬科政府勢力的瓦解與叛變，他們接著很快地取得發展。
理論框架
一丶特定共有財產(全球公域)的獨特性。全球共有財產與全球公共財的概念有所差別，共有財產在消費觀點上會產生敵對性，但本身則具有非排他性。隨著全球化的過程，共有財產涵蓋了越來越多領域，例如文化領域，這個領域的共有財產的處境則是加倍地危險。首先，這些文化財產遭受到了「偷渡者」行為(由Mancur Olson提出)以及公用地悲劇理論的次優問題(由Garrett Hardin提出)。被視為文化多樣性的證明與未來的全球社群的體現，這些共有財產象徵著一個經濟、社會及宗教領域行為者未能共享的世界觀，並且觀念上也截然不同。
二丶 後西發利亞時期不適用的各項制度。國際組織在后西發利亞時期顯得陳舊過時(Richard Falk)。當前全球化的進程動搖了西發利亞條約(1648)所建立的國家體系，引發了時間與空間的壓縮現象(David Harvey)、持續加強的相互連接關係(David Held)、權力的分散(Susan Strange)以及全球各區域與行為者的複數化(Philip Cerny)。非國家間的暴力衝突與認同問題以及超越政治體制範疇的領土爭端證明了國家之間無法解決全球問題的軟弱無力。這也可以說是建立於主權國家之上的所有機構的無能現象。
案例分析
國際關係理論學者事先假定一個全球社群雛形的存在，也已經明確地預想要為未來的全球治理設置制度與法律的機制(David Held)。就此而言，文化共有財產讓我們重新審視全球治理的基本定義。此外，1972年11月16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架構下所通過的世界遺產公約認可了「特定的財產需要特別的保護措施，像是那些屬於全人類的世界遺產」，並且也強調「對地球上全人類而言，這些財產無論屬於任何一個族群，保護保存那些獨特而不可取代的財產是相當重要的」 。到2012年3月為止，一百八十九個國家批准通過此項公約，有七百七十四項文物被列於世界遺產名單中。特設委員會在全球策略中提到，遺產的分類必須反映「我們世界的文化遺產的多樣性，並且要確認與保護那些特殊文化遺跡，那些能顯現不同人類族群互動、不同文化並存與體現精神性和獨創性的遺跡」 。因此，這項遺產政策引導大眾對普世價值與人類共同財產概念的認可。然而，這些整合的轉變過程也伴隨著分化分裂的情況，這引發了善惡二元論、族群認同與宗教價值方面的爭論。在通布圖這個被稱為「三百三十三個聖人的城市」發生的瘋狂破壞行為就是一個例證。
各國政府負責鑑別、保護、保存與增強文化與自然遺產，並且必須將其傳輸給未來的後代子孫，因此國家在這個全球問題的處理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這種以國家為中心的觀點建立在現實主義理論的假設之上，也就是國家對於重大議題仍有能力與合法正當性來解決問題。然而，這個理論框架在今日卻顯得過時，這是由於國際關係中的非國家層次的影響力已經越來越突出。在這種情況下，軟弱無力的馬利政府其國家領土就具有指標性意義，在領土上有難以計數且難以控制的組織網，經濟的、犯罪的與宗教各種組織網絡，它們在當地合法或非法的商品交易、走私與非法移民等活動中形成了錯綜複雜的混亂關係。
我們因而注意到國家干預行為相對來說是失敗的。事實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特定歷史建築物毀損情況的警告聲浪在高漲，而反對遺址破壞的動員行動卻仍無實質效果。除了馬利之外，另外還可以列舉2001年3月被塔利班分子摧毀的阿富汗巴米揚大佛這個例子。由於政府的無能與因全球化而加深的族群認同問題，這些在遺產保護方面的困難在未來只可能更加惡化。最後我們要強調在全球共有財產的分類共識、全球共享和全球推廣方面，我們欠缺了全球治理的工具與手段。這些文化共有財產既無法完全交由市場機制來運作，也不能完全放手讓政府間國際組織來管理，這些財產的界定與維護在今日被視為一項挑戰，因為這個問題的象徵意義與這個認知的影響正衝擊著守舊過時的機構體制所承襲的反普世價值。
參考資料
Chirac Jacques, Diouf Abdou, « Urgence à Tombouctou. Il faut sauver la paix au Sahel », Le Monde, 16 juillet 2012. « Conseil de paix et de sécurité de l’Union africaine – Les crises malienne et soudanaise préoccupent », All Africa, 18 juillet 2012.
Cerny Philip, Rethinking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Neoplu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Falk Richard, « Revisiting Westphalia, Discovering Post-Westphalia », The Journal of Ethics, 6 (4), Dec. 2002, pp. 311-352.
Grégoire Emmanuel, Bourgeot André, « Désordre, pouvoirs et recompositions territoriales au Sahara», Hérodote, (142), mars 2011, pp. 3-11.
Hardin Garrett, «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 Science, 162 (3859), Dec. 1968, pp. 1243-1248.
« La folie destructrice d’Ansar Dine », Al-Ahram Hebdo,19 juillet 2012.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e Change,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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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son Mancur, La Logique de l’action collective, [1965], trad., Paris, PUF, 2001.
Rémy Jean-Philippe, « Mali : La Route de Tombouctou passe par Bamako », Le Monde, 17 juillet 2012.
Strange Susan,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UNESCO, Convention pour la protection du patrimoine mondial culturel et naturel, Adoptée par la Conférence générale à sa 17e session à Paris le 16 novembre 1972, consultable à l’adresse suivante http://whc.unesco.org/.
UNESCO, Stratégie Globale, 1994, consultable à la page web : http://whc.unesco.org/fr/strategieglobale.
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2年11月16日於巴黎 第十七屆大會通過的「世界遺產公約」， http://whc.unesco.org/, p.1.
2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4年「全球策略」UNESCO， http://whc.unesco.org/fr/strategieglobale
3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2年11月16日於巴黎 第十七屆大會通過的「世界遺產公約」， http://whc.unesco.org/, p.3.
Sep 7,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全球公共衛生, 南北對立
Clément Paule
翻譯 張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73
Source : Wikipedia
2012年7月22日至27日，來自一百八十三個國家將近二萬四千人參與了第十九屆由國際愛滋病協會 (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 在華盛頓舉辦的國際愛滋會議。這個會議從1994年起每兩年舉行一次，已經舉辦過許多的活動，無論是科學研討會、決策者的演說或藝術活動，這些活動旨在喚起大眾輿論對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愛滋病議題的重視。儘管此疾病三十年內造成三千萬人死亡，這個會議被視為一項成功的創舉，在會議中各方認真地討論此疾病在不久的未來被杜絕的可能性。這些看來相對樂觀的看法—其明確的口號為「讓我們一起扭轉這趨勢」，這些展望是建立在那些決定性的技術突破之上，而金融危機卻讓捐款人的意願大為降低。從那時起，相關行為者開始呼籲各方動員起來，為了能夠讓那些97%生活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國家的病患能夠獲得治療，這必須透過加強醫療研究上的努力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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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在1980年代初期對於病毒進行鑑定與分離後，許多國家開始實行相關公共政策來控制疫情的擴散。這些政策常常遭到批評，太過排擠病患或甚至譴責病患—例如對病患進行隔離的措施，這些當地政策對於抑制愛滋病是沒有幫助的，愛滋病在往後的幾十年轉變為全球性的傳染病。最終，對抗這個公共衛生災難的戰鬥擴大到全球各地，於是在1995年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應運而生。同時，我們要注意到各個協會組織活動的增加—像是法國的Sidaction或AIDES組織，其中某些組織甚至能發揮國際性的影響力，像是愛滋平權聯盟 (ACT UP)。各國政府也努力建立各種合作機制，以便降低疫情嚴重地區的死亡率，尤其是在撒哈阿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因此，布希總統在2003年成立具有數十億美元資金的總統防治愛滋病緊急救援計畫(PEPFAR)被視為在全球公共衛生領域最大的國家參與行動。在此邏輯下，在 2006年聯合國的聯合援助計畫(UNITAID) 也因此展開，目的在協助發展中國家對於疾病醫療藥品的採購，在三十多個國家對機票抽取團結稅來做為此計畫的資金。我們要注意到在此出現了公共與私人並行的結構，像是2002年成立的對抗愛滋病、結核病與瘧疾的全球基金，這個財政援助計畫負責集中與分配所有用於反愛滋活動的資金。
在這個複雜的結構中，成立於1988年的國際愛滋病協會(IAS)今日集合了一萬六千名成員，這些成員包括了許多研究人員和與病毒相關的專業人員。這個非營利性質的協會宗旨在成為領先的專業平台: 獲得2008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近來被提名為協會主席就是一項證明。因此，國際愛滋會議(IAC) 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透過對全球的動員與對出資者的鼓勵捐贈，它向大眾宣傳科學上對此疾病的最新發現。此外，各方專家選擇在此會議上宣布未來根絕此疾病的可能性，這具有相當重大的象徵意義，特別是因為這項觀點是建立在顯著的技術突破之上。我們必須提及全球第一位痊癒的柏林愛滋病患，他在2007 年進行骨髓移植後痊癒。最後我們應該注意到今日還有三千四百萬人帶有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一千五百萬名病患中僅有54%即八百萬人享有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此外，聯合國預估在2010年可能有二百七十萬個新的感染病例產生—從2001年以來降低了20%，然而在相同期間裡與病毒相關的死亡人數卻提高到一百八十萬。
理論框架
一丶公共衛生的全球治理。本次會議讓我們瞥見在全球公共問題上所有的合作夥伴，在這個場合中的議題是全球流行的愛滋病。但重要的是要探索在這個議題中各方的角力，這個議題聚集了各個相關利益者與不同的資金來源，這對全球災害治理並非沒有影響。
二丶科學的進步 vs社會經濟邏輯。儘管病毒方面的研究進展如今讓我們能預期疾病的消失，大多數的與會者一致認為全然技術性的方法是不夠的。實際上，這個疾病被深深地嵌入不同層面的社會關係中，從全球南北方的差異到道德教化的譴責。
案例分析
首先，要強調此一活動貢獻者的多樣性:政治人物有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前美國總統柯林頓以及南非副總統莫特蘭蒂(Kgalema Motlanthe) ;另外還有藝人如艾爾頓強，國際官員如世界銀行行長金鏞(Jim Yong Kim)以及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執行董事米歇爾·西迪貝先生(Michel Sidibé)，商界人士如比爾蓋茲，或有名的科技界人士。這個多部門的動員闡明了國家、國家間行為者與影響力日與俱增的非政府行為者之間漸進的共存現象，特別是那些跨國公司與私人基金會。在這方面我們必須要提到牽涉到個人的多重關係結構，像是前美國總統柯林頓就與製藥公司談判降低某些治療藥物的價格。然而，慈善資本家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像是蓋茲基金會已經投資了二十五億美元來對抗愛滋病，許多南方世界國家無法填補捐助國因實行緊縮政策而停止捐助的資金缺口: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估計七十億美元的資金缺口到2015年將會增加到三倍之多。特別是美國總統歐巴馬，除了缺席此會議之外，他還宣布2013年起要裁減總統防治愛滋病緊急救援計畫的預算。
即便困難重重，根據國際愛滋病協會發起的「尋找HIV治療方法」，研究的成果看來是相當有希望的，同時全球公共衛生指標看起來似乎有所改善。儘管疫苗尚未成功地被開發，新的觀點已被提出來，預期能夠使現有的治療方式更完美，而醫療的花費也已經大幅降低。我們注意到特魯瓦達(Truvada) 這個例子，它是一種預防性的治療藥物，能降低非安全性行為中的傳染風險—根據臨床研究，每日服用者能降低90%的風險，此藥物在本屆國際愛滋會議舉行前已經被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批准。然而，這項新事物卻引起了許多協會組織的憂慮，像是愛滋平權聯盟(ACT UP)就提出預防性藥物本身可能帶有潛在的反效果。更普遍而言，這些技術的實行仍飽受爭議，這個疾病所牽涉到的社會邏輯仍然是相當地複雜。
因此，儘管各方一再地呼籲勿對受愛滋病毒感染的患者進行譴責，許多南方國家的行動活躍分子卻未能取得簽證到華盛頓參加會議。美國政府事實上拒絕了那些性工作者的簽證申請，因而他們選擇在印度的加爾各答同時舉行一場反高峰會活動。此活動聚集了一千多名示威者，它被取名為性工作者自由節，這個活動是為了要求讓性工作者能融入並參與國際愛滋活動，尤其是對抗愛滋的相關決策對這個族群影響極大。這一個行動受到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執行董事的支持，他指出國際捐助僅有少於1%分配給性工作者族群，然而這個疾病對此族群的影響卻最嚴重。此外，那些示威者也譴責總統防治愛滋病緊急救援計畫資金分配的附加條件，這項計畫要求受資助的協會組織要簽署一項反賣淫條款。這個例子顯示 了在技術層面之外，當問題仍牽涉到政治的因素，要解決一個全球傳染病的問題仍有相當的困難。
參考資料
Dixneuf Marc, « La santé publique comme observatoire de la mondialisation », in : Josepha Laroche (Éd.), Mondialisation et gouvernance mondiale, Paris, PUF, 2003, pp. 213-225.
Site de la 19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sur le sida : http://www.aids2012.org [20 août 2012].
UNAIDS, UNAIDS Guidance Note on HIV and Sex Work, avril 2012, consultable à l’adresse : http://www.unaids.org [21 août 2012].
Sep 5,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人權, 國際司法
Yves Poirmeur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72
Pixabay, Sierra Leone
賴比瑞亞的前總統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於2012年5月30日被獅子山共和國特別法庭判決50年的有期徒刑。他被指控涉入在獅子山境內歷時十一年的內戰並犯下戰爭罪與危害人類罪。，紐倫堡法庭曾判決希特勒的短暫「繼承者」卡爾‧多尼茲(Karl Dönitz)將軍十年徒刑，而這項判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首次有國家元首因為在位時行使的職權被國際司法判刑。這項重大的審判，對打擊未受懲罰的國際罪犯，又邁進了一步。它代表了國際司法亟欲設立典範，懲處涉入他國內戰的國家政府領導人，制裁他們為了自身利益而製造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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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泰勒曾是賴比瑞亞愛國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 patriotique du Liberia, FNPL)的領導人(1989-1997)，當時他試圖推翻由賽謬爾‧卡尼翁‧多伊(Samuel Kanyon Doe)所領導的政府，而為了削弱國外對手的勢力，他更於1991年起利用福戴‧桑科(Foday Sankoh)所領導的革命聯合陣線(Front révolutionnaire uni, FRU)，發動軍事行動攻擊獅子山共和國。泰勒於1997年當選賴比瑞亞的總統，他持續干涉發生在鄰國(幾內亞、象牙海岸)的武裝衝突，並在獅子山依靠革命聯合陣線的武裝攻擊掠奪利益，更曾分別於1998、1999年試圖掌控科諾區(Kono)與自由城(Freetown)。泰勒暴力的打壓政策引起反對聲浪，他於2003年被迫辭職，2003年3月7日獅子山共合國特別法庭指控他協助獅子山的反叛勢力，在內戰期間犯下重大罪刑：戰爭罪(恐怖主義行為、傷害人性尊嚴、殘酷不人道的待遇、招募兒童軍以參與戰爭和掠奪)與危害人類罪(殺人、強暴、性奴隸和其他不人道行為)。奈及利亞原本提供泰勒政治庇護，但後來卻任由他被逮捕，更在賴比瑞亞新政府的要求下，於2006年把他送交至特別法庭。為了不讓這項審判引起區域性的不安，泰瑞是在荷蘭海牙而並非在獅子山共和國接受審判。
理論框架
一、政治經濟犯罪的跨國化。 在失敗國家和崩解國家(Failed States, collapsed States)，政府往往要應付民間軍隊派系的攻擊，國家內部的無政府狀態遂讓跨國犯罪組織有機會壯大。跨國犯罪組織提供軍隊派系武器以擴大它們的交易。它們以暴力佔領土地並掠奪資源，為了達成目的，不惜在國際上犯下重罪。而當鄰國的領導人士涉入這些非法交易，和平更是難以重建。事實上，和來自國外的反叛團體結合，國家政府的領導人與其共同參與跨國犯罪；他們的勢利讓聯合國安理會推動國際和平的努力蒙上陰影。
二、政府濫用行政職權可被認為是一項重罪。儘管「被告的正式身分，無論是國家元首或是高級官員」，不再被國際刑法(紐倫堡軍事法庭規約第七條)認為是「一種絕對的藉口，或是可以減輕罪行的理由」，國際刑事法庭的司法判例目前正經歷一個演變。國際刑事法庭認為政府若濫用行政職權可視同犯下一項重罪，並將以此裁定刑期。這個嚴厲的策略將有助於打擊這類型的跨國犯罪，因為政府領導人往往是這類犯行的直接共犯。
案例分析
獅子山共和國內戰最主要的關鍵在於爭奪鑽石產區和市場的控制權，因為獅子山的政府從來無法獨占這個事業，賴比瑞亞愛國民族陣線(FNPL)與獅子山革命聯合陣線(FRU)的結盟以分別奪取兩國的政權更是內戰興起的直接導火線。這些珍貴礦石所引發的交易衝突持續多年，因為賴比瑞亞在泰勒的統治下成為「血鑽石」的交易中心。獅子山的革命聯合陣線控制了靠近賴比瑞亞邊境的鑽石產區，而賴國總統泰勒私下與他們交涉走私鑽石，因此透過泰勒，革命聯合陣線可以容易地取得火藥武器。安全理事會為了終止這個因為經濟犯罪而起的戰爭，曾嘗試過許多不同方法。
為了阻斷交易並切斷反叛軍隊的資源，安全理事會首先要求鄰近國家，尤其是賴比瑞亞，共同孤立革命聯合陣線《第1171(1998)號決議文》。此外，安全理事會還命令賴比瑞亞停止對革命聯合陣線提供任何軍事和金錢上的協助並協助凍結其資產。而為了控制走私並打擊「洗錢者」，唯有附帶獅子山政府核發的產區證明的鑽石原石才能被核准進口《第1306(2000)號決議文》。為了提高這項措施的效力，安理會最後決定禁運所有來自賴比瑞亞的鑽石以及所有輸往賴國的武器《第1343(2001)號決議文》。此外，由聯合國和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Communauté économique des États de l’Afrique de l’Ouest, CDEAO)一同執行的政權過渡與和解方案並無法有效制止衝突(2000年5月革命聯合陣線共拘捕了500名聯合國維和部隊軍人)，安理會必須執行一項維護和平的行動計畫《第1270(1999)號決議文》，創立了「聯合國獅子山計畫」(MINUSIL)，計畫規模龐大並派遣了17500人。
獅子山特別法庭由獅子山共和國和聯合國的一項共同協議所創立(2002年1月16日)，旨在審理須「承擔最大責任的罪犯」，因此這項對查爾斯‧泰勒的判決不僅立下典範，在未來也可嚇阻其他國家領導人繼續進行此類蓄意的政治經濟犯罪。事實上，特別法庭的第一審判庭並不僅僅指控泰勒在獅子山境內協助、策動並計畫犯下戰爭罪與危害人類罪。特別法庭更認為泰勒濫用他身為賴比瑞亞總統的職權，以在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之下的五國委員會，利用聯合國籌畫的和平重建任務來犯下罪刑。再者，特別法庭認為泰勒利用衝突獲取個人利益：所有這些指控都認為泰勒犯下重罪。
這個決定可視為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Tribunal pénal international pour le Rwanda, TPIR)司法判例的延伸。1998年，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判決前總理坎班達(Jean Kambanda)犯下種族滅絕罪，且並不因其政府首長的職權而「有任何減刑的可能性」(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1998年9月4日，坎班達)。
參考資料
Chataignier Jean-Marc, L’ONU dans la crise en Sierra Leone. Les méandres d’une négociation, Paris, Karthala, 2005.
Decaux Emmanuel, « Les gouvernants », in : Hervé Ascensio, Emmanuel Decaux, Alain Pellet (Éd.), Droit international pénal, Paris, Pedone, 2000.
Martineau Anne-Charlotte, Les juridictions pénales internationalisées, Paris, Pedone, 2007.
Strange Susan, Le Retrait de l’État. La dispersion du pouvoir dans l’économie mondiale, trad., Paris, Temps Présent, 2011.
Jul 7,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全球公共財, 多邊主義, 環境
Clément Paule
孫建庚 譯
Passage au crible n°71
Source : Wikipedia
2012年6月20日至22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會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在巴西著名的大都市里約熱內盧舉行。大會彙集了包括跨國公司，農業生產者和土著人以及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學者還有工會等超過40,000名代表與會，同時還有近130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了本次大會。經過自2010年便展開的長期談判，最終促成了本次大會的召開。會議宗旨意在重新將環境問題提到國際議事日程，並確定有關各方的中期目標。會議討論了眾多議題，從溫室效應的廢氣減排到生物多樣化的威害，以及森林的過度砍伐和野蠻的城市化發展。大會還促成公開發表了由近700名代表簽署的題為“我們期望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的一份49頁會議文件，文件中的283個條款明確了未來環境發展的前景與承諾。此外，聯合國秘書長對致力於聯合私營部門和公民社會以協調經濟發展和對世界公共資產(Biens Publics Mondiaux, BPM)進行保護的本次大會的成功舉辦給與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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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歷史回顧
我們注意到，自1972年6月5日至16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第一次聯合國環境會議以來，這類全球性會議每十年舉行一次。大會伴隨著1982年在奈洛比，1992年在約翰尼斯堡以及2002年在里約熱內盧的舉辦，會議程序模式的規範化正式確立。儘管這些會議成果參差不齊，但是會議促成了1972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PNUE)的成立以及20年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CCNUCC)的通過。特別指出的是，在被組織者形容具有人類歷史性時刻意義的1992年地球峰會上，對於環境威脅的重視得以進一步加強。「二十一世紀議程」的通過和致力於控制全球氣候變暖和保持生物多樣性的兩項相關具有約束力協議的簽署驗證了這次會議所取得的進步。 1997年簽署並於2005年開始正式生效的「京都議定書」旨在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並在這個問題上進一步積極鞏固和加強國際合作。
然而，2009年第十五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締約方會議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的失敗，被看作是對會議談判的一次重大打擊，當時美國和中國得以阻止會談的進展。與之相反，次年的坎昆峰會在多邊主義方面顯示了積極一面的跡像，尤其推出了旨在幫助那些發展中國家今後參與更多行動的綠色基金構想。從這方面來看，被看作具有象徵性和決定性意義的里約+20峰會延續著自1992年以來便開始進行的努力。
理論框架
一、分散治理的可預見性失敗。會議正式召開之前，與會各方已公開表現出對會談的疑慮，這顯示在大會內部有關圍繞南北劃分問題上舉行的談判困難重重，這就如同一次自編自導的預設對與會各方對會談結果的預期產生很大影響。
二、綠色經濟和世界公共資產的商品化。作為可持續發展新產物的綠色經濟構成了發達國家以資本主義邏輯來組織參與保護環境的主要建議之一。然而，綠色經濟概念已遭受到來自持不同意見的參與方所組成的混合聯盟的種種譴責。
案例分析
就在大會開幕和那些國家政府首腦到會之前的幾個小時，談判各方才得以完成最後聲明的起草，從而避免了重蹈類似哥本哈根峰會的覆轍。我們都還記得，各方代表在2012年6月初也只是通過批准了最終選定的283項條款中的四分之一。這次的急於行事與其說是為了限制會議開始後出現各種可能性的範圍，倒不如說是盡一切所能來控制類似2009年底第15屆締約方會議期間彌漫的各種不確定因素。有關文本起草的進展，許多評論家對「千禧年發展目標」(Objectifs Millénaires du Développement, OMD)中所涉及到環境部分的「可持續發展的目標」(Objectif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ODD)的設立表示歡迎。但是，這份文件也因其不足之處而備受批評：一方面，成立世界環境組織(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Environnement, OME)的計畫失敗現在已得以驗證。由歐盟發起的這一舉措旨在改革目前由聯合國環境署和多邊環境協議(Accords Multilatéraux sur l’Environnement, AME) 所承擔的全球環境治理工作。另一方面，即使文件簽署各方確定要促進綠色經濟，人們也會明顯地注意到缺少對已發展國家宣揚的這一概念的明確定義。換句話說，經過長達數月談判後所得的結果令那些致力於環保的人士大失所望。
目前似乎還很難對本次峰會作出一個比較全面透徹的總結。值得注意的是絕大多數的與會方曾在本次國際峰會召開前幾個星期都表示了他們對會議結果的疑慮。里約+20峰會的舉行事實上也驗證了已經形成的以南北劃分為框架的穩定外交機制，所謂的南北劃分即指工業化國家與擁有132個成員的77國集團和中國。而巴西一直試圖讓其他國家認可其在南北外交機制中所扮演的調解員和仲裁員的角色。反復討論的有關共同責任但責任承擔比例的問題，再一次引起爭論並沒有任何明顯的進展。如果是只能在主辦國的倡導下才可以勉強正式確定一項協議，顯而易見，作為導致2009年底哥本哈根峰會一無所獲根源的缺乏約束力的多邊主義，正處於缺少一位公認的主導者的境地。從這方面來看，與國際上的協商機制相比，長期的談判更像是在為倉促解決一系列的衝突。實力關係的凝聚似乎因經濟危機而得到加強 – 尤其是在歐元區 – 同時導致出現了保持現狀以及對所有中長期財政投入的承諾有所保留。值得強調說明的是，因這方面原因而缺席里約+20峰會的巴哈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和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卻出席了2012年6月18日和19日在墨西哥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G20)。那些提前開始四處活動的所有與會者都各懷心腹事，在某種程度上，峰會的失敗就如同一個自編自導的預設。最終達成的共識很明顯也只能是在最低程度上正式表明繼續20年前開啟的環保運動，同時也證實了對峰會無所作為的指責。
里約+20峰會不僅被綠色和平組織譏諷為一次「了不起」的失敗，也激起眾多主張各異的抗議活動。同樣，一些好萊塢的藝術家和名人為保護聖域北極而發起的請願簽名活動，也得到了媒體界相當大的關注；一些非政府組織和環保社團譴責峰會上的經濟至上邏輯。在這方面，那些石油生產國，比如加拿大和委內瑞拉，就拒絕減少對石化能源的補貼。此外還有，已經注意到跨國公司大肆游說以推廣作為環境控制手段的商業機制特別是通過「京都議定書」建立起來的碳交易市場形式。這也就是綠色經濟概念看似如同一個模糊的折中方案，在這個方案框架下保護世界公共資產同時讓這些資產產生經濟效益，也就是說將世界公共資產納入控制架構當中。一些南方成員國對這一危險定位表示反對，首當其衝的是玻利維亞和厄瓜多兩國的總統，他們譴責這一以擔心環境問題為藉口下的新殖民主義形式。土著人民紛紛動員揭露以犧牲當地生活習俗為代價的無節制的資源掠奪，尤其是在巴西和南美經常會看到當地土著人的生活方式時常受到那些發展項目的威脅。至此，在全球經濟至上並且現有模式已黔驢技窮但新模式尚未誕生的背景下，對世界公共資產的保護表現出從來沒有過的相互配合。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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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de l’IDDRI (Institut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e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 http://www.iddri.org [1er juillet 2012].
Uzenat Simon, « Un multilatéralisme sans contraintes. Les engagements des États dans le cadre de Copenhague », Passage au crible (15), 18 fév. 2010
Jul 3,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全球公共財, 南北對立
Armand Suicmez
張瀞云 譯
Passage au crible n°70
Pixabay, Yémen
2012年5月23日，七個非政府組織發表了一個新聞公告，揭露了當前正肆虐於葉門的饑荒情況。在內戰與人口大量遷徙的背景下，將近一半的居民都受到這場饑荒危機的影響，其中大多數是兒童。在這種情況下，相關的非政府組織行為者認為資金的援助並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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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1990年，葉門源自於兩個共和國的統一—北部的葉門阿拉伯共和國和奉行馬克思主義的南邊的葉門人民民主共和國，這個國家位於阿拉伯半島的西南邊，它目前仍面臨著往日南部與北部黨派對抗的紛亂情況。然而，在1980年代末期發現的石油與天然氣礦床讓外界預期此國家經濟好轉的景象，即使它並不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成員，也不是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會員。但是儘管初級能源原料的輸出在今日佔國內生產總額的70%，基礎建設的缺乏卻讓資源的開發無法有效進行。
在2007到2008年間，農產品價值的飆漲導致了在世界上最貧困地區許多危機的爆發，並且也發生在工業化國家。這個由於耕地縮減而造成的情況—主要發生在亞洲，其他原因還包括大規模城市化、金磚五國工業日益成長的需求(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這個情況也讓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其他金融交易所對生活必需品像是穀物與奶製品進行投機的交易行為。
葉門的購買力平價為每年每人2500美金，就人類發展情況而言在聯合國排名全球第173。 生活必需品價格的漲跌幅超過70%，這使得葉門人民今日需要花費超過80%的每日薪資來維持生活，特別是這個地區已經被視為全世界最貧困的區域之一。
在這個43%的居民年齡小於十五歲的土地上，主要的犧牲者為孩童，他們的母親將他們從學校帶回並讓他們到街上去乞討 。Oxfam、Save the Children以及Care等非政府組織揭露了這個發生在葉門的荒誕情況，因為其實在當地市場仍有庫存的糧食。然而超過半數的人口卻因為過高的商品定價而沒有足夠的金錢能維持生活。
此外，當地的獨立主義分子、部落民族與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AQPA)之間衝突或結盟迫使人民大規模地遷徙，因而有將近50萬人成群移居。根據難民委員會HCR的觀察，難民營的大量增加致使葉門人民貧困的情況更加嚴重，暴力的問題也因此大幅地增長。身處當地的非政府組織行為者特別指出資金援助的不足，尤其當我們知道聯合國組織要求的4億4千7百萬美元人道援助資金，其中只有43%的金額捐贈成功。
理論框架
一丶對於糧食商品的投機行為。這種投機行為通常與金錢交易有關，許多與消費性商品有關的欺性投機行為應運而生，這導致了商品價格的增長。在許多金融交易所操作進行的高風險投資行為引發了發展中國家商品數量的減少以及飢荒的惡化。
二丶 伊斯蘭地方主義的出現。建構一個伊斯蘭共同體，如同相對於北方主宰的替代選項，在面對西方國家圍堵的情況下，這個群體顯得更加地堅固。然而在這個多民族混雜的地區，新興國家與傳統區域強國之間相互爭奪著象徵性的領導地位。
案例分析
自2007年起，規模遍及全球的糧食危機同時影響到工業化國家與較落後國家，例如葉門。因為社會轉型造成的結構性因素能用來解釋需求的增長與同時間供給的減少。這些結果又因為金融資本家而更加惡化，這些資本家試圖從中進行投機行為以謀取利益。這樣的轉變也提高了股東們的收入。
從前購買期貨與囤積基礎商品已造成小麥價格從每噸145美元飆漲至230美元。價格的膨脹從此時起顯得更加難以承受，特別是在那些居民薪資收入低而不得不把所有收入用在日常飲食的地區。這個情勢由非政府組織作見證，這些駐紮在當地的非政府組織不間斷地提供相關的資訊。根據這些組織的分析，當地商品價格的浮動很明顯地是人為操作的結果，因為這些產品其實並不稀有。相反地，商品價格卻與當地人口收入水準呈現不一致的情況。
這種同時混合了微觀與宏觀行為者的情況顯現了充分全球化的經濟情勢。事實上，由國際金融機構所作的決定對那些葉門偏遠的小鎮產上了直接的影響。然而，這些衍生的損失被各個伊斯蘭教派歸咎於西方系統運作的失敗，這個西方體系普遍地被視為對伊斯蘭教共同體不利。這個領導地位的轉變從而使得兩個主要的參數有所變動。一方面，問題焦點回到了伊斯蘭教傳統條文的討論，在另一方面也突顯出關於發展援助的問題。沙烏地阿拉伯就葉門的情況運用了兩個方法使自身在此地區保有影響力。舉例來說，最近聯合國舉行大會討論來徵集資金與遏止葉門嚴重的糧食危機。然而，在調度的40億美元資金中，有32,5億美元是來自沙烏地阿拉伯，只有2億美元是來自歐盟國家。
總而言之，這個情況也證明了複式互賴存在於各式的宗教、社會與經濟背景之下。很明顯地，葉門境內人口55%為遜尼派，45%為什葉派，因此這個國家對於欲掌握主導權的地方強國而言相當地重要。在這些地方強國當中，例如沙烏地阿拉伯—傳統強權國家—試圖扮演領導的角色，這項舉動使土耳其大表不滿，而土國在這個地區早已經建立其長久的影響力。
參考資料
Le Monde.fr, Le Yémen touché par une grave crise alimentaire, http://www.lemonde.fr/proche-orient/article/2012/05/23/le-yemen-touche-par-une-grave-crise-alimentaire_1705873_3218.html, dernière consultation : le 11 juin 2012.
Oxfam, Yemen on Brink of Hunger Catastrophe Aid Agencies Warn, http://www.oxfam.org.uk/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12/05/yemen-on-brink-of-hunger-catastrophe-aid-agencies-warn,
dernière consultation : 12 juin 2012.
Ravignan Antoine de, « Agriculture : pourquoi ça flambe ? », Alternatives Économiques, (305), sept.2009, p.52.
Piromallo-Gambaderlla Agata, « La communauté entre nostalgie et utopie », Sociétés, (87), janv. 2005, pp. 65-73.
Hibou Béatrice, « Le réformisme, grand récit politique de la Tunisie contemporain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56), mai 2009, pp. 14-39.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 出自Le Monde.fr,《葉門遭逢嚴重的糧食危機》, http://www.lemonde.fr/proche-orient/article/2012/05/23/le-yemen-touche-par-une-grave-crise-alimentaire_1705873_321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