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 7,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公共卫生, 南北对立
Clément Paule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73
Source : Wikipedia
2012年7月22日至27日，来自一百八十三个国家将近二万四千人参与了第十九届由国际艾滋病协会 (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 在华盛顿举办的国际爱滋会议。这个会议从1994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已经举办过许多的活动，无论是科学研讨会、决策者的演说或艺术活动，这些活动旨在唤起大众舆论对人类免疫缺乏病毒/艾滋病议题的重视。尽管此疾病三十年内造成三千万人死亡，这个会议被视为一项成功的创举，在会议中各方认真地讨论此疾病在不久的未来被杜绝的可能性。这些看来相对乐观的看法—其明确的口号为「让我们一起扭转这趋势」，这些展望是建立在那些决定性的技术突破之上，而金融危机却让捐款人的意愿大为降低。从那时起，相关行为者开始呼吁各方动员起来，为了能够让那些97%生活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的病患能够获得治疗，这必须透过加强医疗研究上的努力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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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在1980年代初期对于病毒进行鉴定与分离后，许多国家开始实行相关公共政策来控制疫情的扩散。这些政策常常遭到批评，太过排挤病患或甚至谴责病患—例如对病患进行隔离的措施，这些当地政策对于抑制艾滋病是没有帮助的，艾滋病在往后的几十年转变为全球性的传染病。最终，对抗这个公共卫生灾难的战斗扩大到全球各地，于是在1995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应运而生。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各个协会组织活动的增加—像是法国的Sidaction或AIDES组织，其中某些组织甚至能发挥国际性的影响力，像是爱滋平权联盟(ACT UP)。各国政府也努力建立各种合作机制，以便降低疫情严重地区的死亡率，尤其是在撒哈阿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因此，布什总统在2003年成立具有数十亿美元资金的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被视为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最大的国家参与行动。在此逻辑下，在 2006年联合国的联合援助计划(UNITAID)也因此展开，目的在协助发展中国家对于疾病医疗药品的采购，在三十多个国家对机票抽取团结税来做为此计划的资金。我们要注意到在此出现了公共与私人并行的结构，像是2002年成立的对抗艾滋病、结核病与疟疾的全球基金，这个财政援助计划负责集中与分配所有用于反爱滋活动的资金。
在这个复杂的结构中，成立于1988年的国际艾滋病协会(IAS)今日集合了一万六千名成员，这些成员包括了许多研究人员和与病毒相关的专业人员。这个非营利性质的协会宗旨在成为领先的专业平台: 获得200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近来被提名为协会主席就是一项证明。因此，国际爱滋会议(IAC)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透过对全球的动员与对出资者的鼓励捐赠，它向大众宣传科学上对此疾病的最新发现。此外，各方专家选择在此会议上宣布未来根绝此疾病的可能性，这具有相当重大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因为这项观点是建立在显著的技术突破之上。我们必须提及全球第一位痊愈的柏林艾滋病患，他在2007 年进行骨髓移植后痊愈。最后我们应该注意到今日还有三千四百万人带有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一千五百万名病患中仅有54%即八百万人享有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此外，联合国预估在2010年可能有二百七十万个新的感染病例产生—从2001年以来降低了20%，然而在相同期间里与病毒相关的死亡人数却提高到一百八十万。
理论框架
一丶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本次会议让我们瞥见在全球公共问题上所有的合作伙伴，在这个场合中的议题是全球流行的艾滋病。但重要的是要探索在这个议题中各方的角力，这个议题聚集了各个相关利益者与不同的资金来源，这对全球灾害治理并非没有影响。
二丶科学的进步vs社会经济逻辑。尽管病毒方面的研究进展如今让我们能预期疾病的消失，大多数的与会者一致认为全然技术性的方法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个疾病被深深地嵌入不同层面的社会关系中，从全球南北方的差异到道德教化的谴责。
案例分析
首先，要强调此一活动贡献者的多样性:政治人物有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前美国总统柯林顿以及南非副总统莫特兰蒂(Kgalema Motlanthe) ;另外还有艺人如艾尔顿强，国际官员如世界银行行长金镛(Jim Yong Kim)以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董事米歇尔·西迪贝先生(Michel Sidibé)，商界人士如比尔盖兹，或有名的科技界人士。这个多部门的动员阐明了国家、国家间行为者与影响力日与俱增的非政府行为者之间渐进的共存现象，特别是那些跨国公司与私人基金会。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提到牵涉到个人的多重关系结构，像是前美国总统柯林顿就与制药公司谈判降低某些治疗药物的价格。然而，慈善资本家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像是盖兹基金会已经投资了二十五亿美元来对抗艾滋病，许多南方世界国家无法填补捐助国因实行紧缩政策而停止捐助的资金缺口: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七十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到2015年将会增加到三倍之多。特别是美国总统欧巴马，除了缺席此会议之外，他还宣布2013年起要裁减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的预算。
即便困难重重，根据国际艾滋病协会发起的「寻找HIV治疗方法」，研究的成果看来是相当有希望的，同时全球公共卫生指标看起来似乎有所改善。尽管疫苗尚未成功地被开发，新的观点已被提出来，预期能够使现有的治疗方式更完美，而医疗的花费也已经大幅降低。我们注意到特鲁瓦达(Truvada) 这个例子，它是一种预防性的治疗药物，能降低非安全性行为中的传染风险—根据临床研究，每日服用者能降低90%的风险，此药物在本届国际爱滋会议举行前已经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然而，这项新事物却引起了许多协会组织的忧虑，像是爱滋平权联盟(ACT UP)就提出预防性药物本身可能带有潜在的反效果。更普遍而言，这些技术的实行仍饱受争议，这个疾病所牵涉到的社会逻辑仍然是相当地复杂。
因此，尽管各方一再地呼吁勿对受艾滋病毒感染的患者进行谴责，许多南方国家的行动活跃分子却未能取得签证到华盛顿参加会议。美国政府事实上拒绝了那些性工作者的签证申请，因而他们选择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同时举行一场反高峰会活动。此活动聚集了一千多名示威者，它被取名为性工作者自由节，这个活动是为了要求让性工作者能融入并参与国际爱滋活动，尤其是对抗爱滋的相关决策对这个族群影响极大。这一个行动受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董事的支持，他指出国际捐助仅有少于1%分配给性工作者族群，然而这个疾病对此族群的影响却最严重。此外，那些示威者也谴责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资金分配的附加条件，这项计划要求受资助的协会组织要签署一项反卖淫条款。这个例子显示了在技术层面之外，当问题仍牵涉到政治的因素，要解决一个全球传染病的问题仍有相当的困难。
参考資料
Dixneuf Marc, « La santé publique comme observatoire de la mondialisation », in : Josepha Laroche (Éd.), Mondialisation et gouvernance mondiale, Paris, PUF, 2003, pp. 213-225.
Site de la 19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sur le sida : http://www.aids2012.org [20 août 2012].
UNAIDS, UNAIDS Guidance Note on HIV and Sex Work, avril 2012, consultable à l’adresse : http://www.unaids.org [21 août 2012].
Sep 5,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人权, 国际司法
Yves Poirmeur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72
Pixabay, Sierra Leone
赖比瑞亚的前总统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於2012年5月30日被狮子山共和国特别法庭判决50年的有期徒刑。他被指控涉入在狮子山境内历时十一年的内战并犯下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纽伦堡法庭曾判决希特勒的短暂「继承者」卡尔·多尼兹(Karl Dönitz)将军十年徒刑，而这项判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有国家元首因为在位时行使的职权被国际司法判刑。这项重大的审判，对打击未受惩罚的国际罪犯，又迈进了一步。它代表了国际司法亟欲设立典范，惩处涉入他国内战的国家政府领导人，制裁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而制造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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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泰勒曾是赖比瑞亚爱国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 patriotique du Liberia, FNPL)的领导人(1989-1997)，当时他试图推翻由赛谬尔·卡尼翁·多伊(Samuel Kanyon Doe)所领导的政府，而为了削弱国外对手的势力，他更於1991年起利用福戴·桑科(Foday Sankoh) 所领导的革命联合阵线(Front révolutionnaire uni, FRU)，发动军事行动攻击狮子山共和国。泰勒於1997年当选赖比瑞亚的总统，他持续干涉发生在邻国(几内亚丶象牙海岸)的武装冲突，并在狮子山依靠革命联合阵线的武装攻击掠夺利益，更曾分别於1998丶1999年试图掌控科诺区(Kono)与自由城(Freetown)。泰勒暴力的打压政策引起反对声浪，他於2003年被迫辞职，2003年3月7日狮子山共合国特别法庭指控他协助狮子山的反叛势力，在内战期间犯下重大罪刑：战争罪(恐怖主义行为丶伤害人性尊严丶残酷不人道的待遇丶招募儿童军以参与战争和掠夺)与危害人类罪(杀人丶强暴丶性奴隶和其他不人道行为)。奈及利亚原本提供泰勒政治庇护，但後来却任由他被逮捕，更在赖比瑞亚新政府的要求下，於2006年把他送交至特别法庭。为了不让这项审判引起区域性的不安，泰瑞是在荷兰海牙而并非在狮子山共和国接受审判。
理论框架
一、政治经济犯罪的跨国化。在失败国家和崩解国家(Failed States, collapsed States)，政府往往要应付民间军队派系的攻击，国家内部的无政府状态遂让跨国犯罪组织有机会壮大。跨国犯罪组织提供军队派系武器以扩大它们的交易。它们以暴力占领土地并掠夺资源，为了达成目的，不惜在国际上犯下重罪。而当邻国的领导人士涉入这些非法交易，和平更是难以重建。事实上，和来自国外的反叛团体结合，国家政府的领导人与其共同参与跨国犯罪；他们的势利让联合国安理会推动国际和平的努力蒙上阴影。
二、政府滥用行政职权可被认为是一项重罪。尽管「被告的正式身分，无论是国家元首或是高级官员」，不再被国际刑法(纽伦堡军事法庭规约第七条)认为是「一种绝对的藉口，或是可以减轻罪行的理由」，国际刑事法庭的司法判例目前正经历一个演变。国际刑事法庭认为政府若滥用行政职权可视同犯下一项重罪，并将以此裁定刑期。这个严厉的策略将有助於打击这类型的跨国犯罪，因为政府领导人往往是这类犯行的直接共犯。
案例分析
狮子山共和国内战最主要的关键在於争夺钻石产区和市场的控制权，因为狮子山的政府从来无法独占这个事业，赖比瑞亚爱国民族阵线(FNPL)与狮子山革命联合阵线(FRU)的结盟以分别夺取两国的政权更是内战兴起的直接导火线。这些珍贵矿石所引发的交易冲突持续多年，因为赖比瑞亚在泰勒的统治下成为「血钻石」的交易中心。狮子山的革命联合阵线控制了靠近赖比瑞亚边境的钻石产区，而赖国总统泰勒私下与他们交涉走私钻石，因此透过泰勒，革命联合阵线可以容易地取得火药武器。安全理事会为了终止这个因为经济犯罪而起的战争，曾尝试过许多不同方法。
为了阻断交易并切断反叛军队的资源，安全理事会首先要求邻近国家，尤其是赖比瑞亚，共同孤立革命联合阵线《第1171(1998)号决议文》。此外，安全理事会还命令赖比瑞亚停止对革命联合阵线提供任何军事和金钱上的协助并协助冻结其资产。而为了控制走私并打击「洗钱者」，唯有附带狮子山政府核发的产区证明的钻石原石才能被核准进口《第1306(2000)号决议文》。为了提高这项措施的效力，安理会最後决定禁运所有来自赖比瑞亚的钻石以及所有输往赖国的武器《第1343(2001)号决议文》。此外，由联合国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Communauté économique des États de l’Afrique de l’Ouest, CDEAO)一同执行的政权过渡与和解方案并无法有效制止冲突(2000年5月革命联合阵线共拘捕了500名联合国维和部队军人)，安理会必须执行一项维护和平的行动计画《第1270(1999)号决议文》，创立了「联合国狮子山计画」(MINUSIL)，计画规模庞大并派遣了17500人。
狮子山特别法庭由狮子山共和国和联合国的一项共同协议所创立(2002年1月16日)，旨在审理须「承担最大责任的罪犯」，因此这项对查尔斯·泰勒的判决不仅立下典范，在未来也可吓阻其他国家领导人继续进行此类蓄意的政治经济犯罪。事实上，特别法庭的第一审判庭并不仅仅指控泰勒在狮子山境内协助丶策动并计画犯下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特别法庭更认为泰勒滥用他身为赖比瑞亚总统的职权，以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之下的五国委员会，利用联合国筹画的和平重建任务来犯下罪刑。再者，特别法庭认为泰勒利用冲突获取个人利益：所有这些指控都认为泰勒犯下重罪。
这个决定可视为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Tribunal pénal international pour le Rwanda, TPIR)司法判例的延伸。1998年，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判决前总理坎班达(Jean Kambanda)犯下种族灭绝罪，且并不因其政府首长的职权而「有任何减刑的可能性」(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1998年9月4日，坎班达)。
参考資料
Chataignier Jean-Marc, L’ONU dans la crise en Sierra Leone. Les méandres d’une négociation, Paris, Karthala, 2005.
Decaux Emmanuel, « Les gouvernants », in : Hervé Ascensio, Emmanuel Decaux, Alain Pellet (Éd.), Droit international pénal, Paris, Pedone, 2000.
Martineau Anne-Charlotte, Les Juridictions pénales internationalisées, Paris, Pedone, 2007.
Strange Susan, Le Retrait de l’État. La dispersion du pouvoir dans l’économie mondiale, trad., Paris, Temps Présent, 2011.
Jul 7,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全球公共财, 多边主义, 环境
Clément Paule
孙建庚 译
Passage au crible n°71
Source : Wikipedia
2012年6月20日至22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在巴西著名的大都市里约热内卢举行。大会汇集了包括跨国公司，农业生产者和土著人以及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学者还有工会等超过40,000名代表与会，同时还有近130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了本次大会。经过自2010年便展开的长期谈判，最终促成了本次大会的召开。会议宗旨意在重新将环境问题提到国际议事日程，并确定有关各方的中期目标。会议讨论了众多议题，从温室效应的废气减排到生物多样化的威害，以及森林的过度砍伐和野蛮的城市化发展。大会还促成公开发表了由近700名代表签署的题为“我们期望的未来” – The Future We Want – 的一份49页会议文件，文件中的283个条款明确了未来环境发展的前景与承诺。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对致力于联合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以协调经济发展和对世界公共资产(Biens Publics Mondiaux)进行保护的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给与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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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我们注意到，自1972年6月5日至16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一次联合国环境会议以来，这类全球性会议每十年举行一次。大会伴随着1982年在内罗毕，1992年在约翰内斯堡以及2002年在里约热内卢的举办，会议程序模式的规范化正式确立。尽管这些会议成果参差不齐，但是会议促成了197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PNUE)的成立以及20年后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CCNUCC)的通过。特别指出的是，在被组织者形容具有人类历史性时刻意义的1992年地球峰会上，对于环境威胁的重视得以进一步加强。“二十一世纪议程”的通过和致力于控制全球气候变暖和保持生物多样性的两项相关具有约束力协议的签署验证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进步。 1997年签署并于2005年开始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旨在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积极巩固和加强国际合作。
然而，2009年第十五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ted Nations Fram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缔约方会议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的失败，被看作是对会议谈判的一次重大打击，当时美国和中国得以阻止会谈的进展。与之相反，次年的坎昆峰会在多边主义方面显示了积极一面的迹象，尤其推出了旨在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今后参与更多行动的绿色基金构想。从这方面来看，被看作具有象征性和决定性意义的里约+20峰会延续着自1992年以来便开始进行的努力。
理论框架
一、分散治理的可预见性失败。会议正式召开之前，与会各方已公开表现出对会谈的疑虑，这显示在大会内部有关围绕南北划分问题上举行的谈判困难重重，这就如同一次自编自导的预设对与会各方对会谈结果的预期产生很大影响。
二、绿色经济和世界公共资产的商品化。作为可持续发展新产物的绿色经济构成了发达国家以资本主义逻辑来组织参与保护环境的主要建议之一。然而，绿色经济概念已遭受到来自持不同意见的参与方所组成的混合联盟的种种谴责。
案例分析
就在大会开幕和那些国家政府首脑到会之前的几个小时，谈判各方才得以完成起草最后的声明，从而避免了重蹈类似哥本哈根峰会的覆辙。我们都还记得，各方代表在2012年6月初也只是通过批准了最终选定的283项条款中的四分之一。这次的急于行事与其说是为了限制会议开始后出现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倒不如说是尽一切所能来控制类似2009年末第15届缔约方会议期间弥漫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有关文本起草的进展，许多评论家对“千年发展目标” (Objectifs Millénaires du Développement, OMD)中所涉及到环境部分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Objectif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rable, ODD)的设立表示欢迎。但是，这份文件也因其不足之处而备受批评：一方面，成立世界环境组织(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Environnement, OME)的计画失败现在已得以验证。由欧盟发起的这一举措旨在改革目前由联合国环境署和多边环境协议(Accords Multilatéraux sur l’Environnement, AME) 所承担的全球环境治理工作。另一方面，即使文件签署各方确定要促进绿色经济，人们也会明显地注意到缺少对北方国家宣扬的这一概念的明确定义。换句话说，经过长达数月谈判后所得的结果令那些致力于环保的人士大失所望。
目前似乎还很难对本次峰会作出一个比较全面透彻的总结。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的与会方曾在本次国际峰会召开前几个星期都表示了他们对会议结果的疑虑。里约+20峰会的举行事实上也验证了已经形成的以南北划分为框架的稳定外交机制，所谓的南北即指工业化国家和拥有132个成员的77国集团和中国。而巴西一直试图让其他国家认可其在南北外交机制中所扮演的调解员和仲裁员的角色。反复讨论的有关共同责任但责任承担比例的问题，再一次引起争论并没有任何明显的进展。如果是只能在主办国的倡导下才可以勉强正式确定一项协议，显而易见，作为导致2009年底哥本哈根峰会一无所获根源的缺乏约束力的多边主义，正处于缺少一位公认的主导者的境地。从这方面来看，与国际上的协商机制相比，长期的谈判更像是在为仓促解决一系列的冲突。实力关系的凝聚似乎因经济危机而得到加强 – 尤其是在欧元区 – 同时导致出现了保持现状以及对所有中长期财政投入的承诺有所保留。值得强调说明的是，因这方面原因而缺席里约+20峰会的巴哈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却出席了2012年6月18日和19日在墨西哥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G20)。那些提前开始四处活动的所有与会者都各怀心腹事，在某种程度上，峰会的失败就如同一个自编自导的预设。最终达成的共识很明显也只能是在最低程度上正式表明继续20年前开启的环保运动，同时也证实了对峰会无所作为的指责。
里约+20峰会不仅被绿色和平组织讥讽为一次 “了不起”的失败，也激起众多主张各异的抗议活动。同样，一些好莱坞的艺术家和名人为保护圣域北极而发起的请愿签名活动，也得到了媒体界相当大的关注；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环保社团谴责峰会上的经济至上逻辑。在这方面，那些石油生产国，比如加拿大和委内瑞拉，就拒绝减少对石化能源的补贴。此外还有，已经注意到跨国公司大肆游说以推广作为环境控制手段的商业机制特别是通过“京都议定书”建立起来的碳交易市场形式。这也就是绿色经济概念看似如同一个模糊的折中方案，在这个方案框架下保护世界公共资产同时让这些资产产生经济效益，也就是说将世界公共资产纳入控制架构当中。一些南方成员国对这一危险定位表示反对，首当其冲的是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两国的总统，他们谴责这一以担心环境问题为借口下的新殖民主义形式。土著人民纷纷动员揭露以牺牲当地生活习俗为代价的无节制的资源掠夺，尤其是在巴西和南美经常会看到当地土著人的生活方式时常受到那些发展项目的威胁。至此，在全球经济至上并且现有模式已黔驴技穷但新模式尚未诞生的背景下，对世界公共资产的保护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相互配合。
参考資料
Déclaration finale du sommet Rio+20 intitulée The Future We Want, consultable à l’adresse web : http://www.uncsd2012.org [30 juin 2012].
Jacquet Pierre, Tubiana Laurence, Pachauri Rajendra K. (Éds.), Regards sur la Terre 2009. La gouvernance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09. Coll. « Annuels ».
Site de l’IDDRI (Institut du Développement Durable e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 http://www.iddri.org [1er juillet 2012].
Uzenat Simon, « Un multilatéralisme sans contraintes. Les engagements des États dans le cadre de Copenhague », Passage au crible (15), 18 fév. 2010.
Jul 3,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全球公共财, 南北对立
Armand Suicmez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70
Pixabay, Yémen
2012年5月23日，七个非政府组织发表了一个新闻公告，揭露了当前正肆虐于也门的饥荒情况。在内战与人口大量迁徙的背景下，将近一半的居民都受到这场饥荒危机的影响，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非政府组织行为者认为资金的援助并不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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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1990年， 也门源自于两个共和国的统一—北部的也门阿拉伯共和国和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南边的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家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边，它目前仍面临着往日南部与北部党派对抗的纷乱情况。然而，在1980年代末期發現的石油與天然氣礦床讓外界預期此國家經濟好轉的景象，即使它並不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成員，也不是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會員。但是儘管初級能源原料的輸出在今日佔國內生產總額的70%，基礎建設的缺乏卻讓資源的開發無法有效進行。
在2007到2008年间，农产品价值的飙涨导致了在世界上最贫困地区许多危机的爆发，并且也发生在工业化国家。这个由于耕地缩减而造成的情况—主要发生在亚洲，其他原因还包括大规模城市化、金砖五国工业日益成长的需求(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这个情况也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其他金融交易所对生活必需品像是谷物与奶制品进行投机的交易行为。
也门的购买力平价为每年每人2500美金，就人类发展情况而言在联合国排名全球第173。 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涨跌幅超过70%，这使得也门人民今日需要花费超过80%的每日薪资来维持生活，特别是这个地区已经被视为全世界最贫困的区域之一。
在这个43%的居民年龄小于十五岁的土地上，主要的牺牲者为孩童，他们的母亲将他们从学校带回并让他们到街上去乞讨1 。Oxfam、Save the Children以及Care等非政府组织揭露了这个发生在也门的荒诞情况，因为其实在当地市场仍有库存的粮食。然而超过半数的人口却因为过高的商品定价而没有足够的金钱能维持生活。
此外，当地的独立主义分子、部落民族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QPA)之间冲突或结盟迫使人民大规模地迁徙，因而有将近50万人成群移居。根据难民委员会HCR的观察，难民营的大量增加致使也门人民贫困的情况更加严重，暴力的问题也因此大幅地增长。身处当地的非政府组织行为者特别指出资金援助的不足，尤其当我们知道联合国组织要求的4亿4千7百万美元人道援助资金，其中只有43%的金额捐赠成功。
理论框架
一丶对于粮食商品的投机行为。这种投机行为通常与金钱交易有关，许多与消费性商品有关的欺性投机行为应运而生，这导致了商品价格的增长。在许多金融交易所操作进行的高风险投资行为引发了发展中国家商品数量的减少以及饥荒的恶化。
二丶伊斯兰地方主义的出现。建构一个伊斯兰共同体，如同相对于北方主宰的替代选项，在面对西方国家围堵的情况下，这个群体显得更加地坚固。然而在这个多民族混杂的地区，新兴国家与传统区域强国之间相互争夺着象征性的领导地位。
案例分析
自2007年起，规模遍及全球的粮食危机同时影响到工业化国家与较落后国家，例如也门。因为社会转型造成的结构性因素能用来解释需求的增长与同时间供给的减少。这些结果又因为金融资本家而更加恶化，这些资本家试图从中进行投机行为以谋取利益。这样的转变也提高了股东们的收入。
从前购买期货与囤积基础商品已造成小麦价格从每吨145美元飙涨至230美元。价格的膨胀从此时起显得更加难以承受，特别是在那些居民薪资收入低而不得不把所有收入用在日常饮食的地区。这个情势由非政府组织作见证，这些驻扎在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不间断地提供相关的信息。根据这些组织的分析，当地商品价格的浮动很明显地是人为操作的结果，因为这些产品其实并不稀有。相反地，商品价格却与当地人口收入水平呈现不一致的情况。
这种同时混合了微观与宏观行为者的情况显现了充分全球化的经济情势。事实上，由国际金融机构所作的决定对那些也门偏远的小镇产上了直接的影响。然而，这些衍生的损失被各个伊斯兰教派归咎于西方系统运作的失败，这个西方体系普遍地被视为对伊斯兰教共同体不利。这个领导地位的转变从而使得两个主要的参数有所变动。一方面，问题焦点回到了伊斯兰教传统条文的讨论，在另一方面也突显出关于发展援助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就也门的情况运用了两个方法使自身在此地区保有影响力。举例来说，最近联合国举行大会讨论来征集资金与遏止也门严重的粮食危机。然而，在调度的40亿美元资金中，有32,5亿美元是来自沙特阿拉伯，只有2亿美元是来自欧盟国家。
总而言之，这个情况也证明了复式互赖存在于各式的宗教、社会与经济背景之下。很明显地，也门境内人口55%为逊尼派，45%为什叶派，因此这个国家对于欲掌握主导权的地方强国而言相当地重要。在这些地方强国当中，例如沙特阿拉伯—传统强权国家—试图扮演领导的角色，这项举动使土耳其大表不满，而土国在这个地区早已经建立其长久的影响力。
参考資料
Le Monde.fr, Le Yémen touché par une grave crise alimentaire, http://www.lemonde.fr/proche-orient/article/2012/05/23/le-yemen-touche-par-une-grave-crise-alimentaire_1705873_3218.html, dernière consultation : le 11 juin 2012.
Oxfam, Yemen on Brink of Hunger Catastrophe Aid Agencies Warn, http://www.oxfam.org.uk/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12/05/yemen-on-brink-of-hunger-catastrophe-aid-agencies-warn, dernière consultation : 12 juin 2012.
Ravignan Antoine de, « Agriculture : pourquoi ça flambe ? », Alternatives Économiques, (305), sept.2009, p.52.
Piromallo-Gambaderlla Agata, « La communauté entre nostalgie et utopie », Sociétés, (87), janv. 2005, pp. 65-73.
Hibou Béatrice, « Le réformisme, grand récit politique de la Tunisie contemporaine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56), mai 2009, pp. 14-39.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 出自Le Monde.fr,《葉門遭逢嚴重的糧食危機》, http://www.lemonde.fr/proche-orient/article/2012/05/23/le-yemen-touche-par-une-grave-crise-alimentaire_1705873_3218.html
Jun 18,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中国, 全球化, 文化, 文化产业
Justin Chiu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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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1日，中国万达集团并购AMC影院 (American Multi-Cinema)，北美第二大的影院公司。万达在中国已经拥有730个屏幕，而才刚购得的子公司将为这个中国集团增加5034个屏幕。万达集团因此成为全球第一大的电影院线。
本次并购案达到26亿美元(20亿欧元)，金额之高引来各方争议。然而，对众多观察家来说，万达将无法在短时间内回收利益。实际上，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电影票房收入持续下滑而AMC甚至於2011年净亏损8200万美元。此外，并购案甚至不会改变AMC现行的组织营运方式。万达不但认为美国子公司有能力转亏为盈，更将额外投入5亿美元协助重整债务并更新影院设备。但是，由於流动现金不足，万达必须藉由巨额贷款以完成投资计画。既然万达不求近利，我们因此有理由质问这个中国集团是否追求更长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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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王健林於1988年於中国大连创立万达集团，营运初期专注於房地产业。2011年集团的营业额达到1051亿人民币(约130亿欧元)，其中光是来自商业地产的营收就占了953亿人民币(约118亿欧元)。集团最知名的产品─万达广场，结合购物中心丶娱乐中心丶高级商务酒店和办公大楼的超大型建案─尤其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原因在於万达广场从动工到启用仅需18个月，地方首长可以藉此达成中国政府订下的都市发展目标；最近几年来，万达的建案更延伸至内陆的中型城市。此外，董事长王健林身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显赫的地位让他比竞争同业更容易取得建筑执照。
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趋缓，房地产价格也开始下跌。万达预期2012年的营收约可成长11%，但这也就是说将大幅低於前几年的表现 (达到40%)。2011年，万达集团的总资产达到2030亿人民币 (252亿欧元)，但其中净资产仅占205亿人民币(25亿欧元)。这表示万达集团的负债率达到89.9%。
其实为了分散集团事业，自2005年起，万达即开始投入文化产业。值得留意的是，在一连串有关於软实力(soft power)的争论之後，文化产业成为中国政府首要的施政方针。在中国政府支持并担保低利贷款的背景之下，2010年来，万达与四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丶中国农民银行丶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都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挹注的资金将用来协助万达集团在国际上推展媒体丶电影和旅游业。
理论框架
一、文化产业的金融化。在国际上，近二十年来，企业合并或并购成为重要的经营策略之一，目的是为了在短时间内提高市占率丶获得关键技术与产品销售的最佳管道。由於产品的供给逐渐集中於少数独占业者以及交易的金融化，通讯全球化促成多媒体产业朝向资本主义形态发展。在国际金融的支持下，文化领域的资本主义企业现在也试图投入新的市场并抢夺市占率。
二、建立全球名声。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分析可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名声这一概念，实际上名声可以看作个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建设过程。如果一个行为者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以维持他的形象，这是因为他坚信日後将可凭着自身形象获得更多的回馈。依照这个逻辑，AMC影院的并购案不该被分析成一个单纯的经济考量决定，它也是一个象徵性的行动。万达试图在国际上获得更高的知名度并建立更崇高的声誉，就算万达必须因此冒些风险。
案例分析
藉由最近的并购案，万达集团企图取得全球第一影院的地位，甚至更胜於在北美电影市场增加获利。此外，并购案成本之高让人诧异。万达集团的融资能力不仅增加了它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在国内也能吓阻其它竞争同业。不过，这仍是一场高风险的赌注，因为万达本身并没有足够的资金而必须依靠贷款。其实，对这个集团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学习AMC影院的管理模式，以及获得IMAX屏幕架设的关键经验。一旦取得这些宝贵的技术，万达将可应用在中国市场上。矛盾的是，依靠这一次具象徵性的国际并购行为，万达瞄准的是日渐崛起的中国电影市场。
2011年，中国的电影市场成长了28.93%，总票房收入达到131.2亿人民币(16.3欧元)。为了支持这项蓬勃发展的产业，合法播映影片的数量必须符合市场需求，另外电影院的兴建也必须持续进行。2012年2月17日，於正式访问美国期间，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美国副总统拜登就电影贸易问题签署了一份协议：中国同意在每年20部外国进口影片的限制之下，额外增加14部3D或以IMAX规格播放的影片配额。面对这个有利於好莱坞大片的协议，於2012年3月24日，万达和加拿大企业IMAX签署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让加拿大企业能独家涉入万达於中国境内新电影院的兴建。在AMC影院并购案之後，我们可以预期万达集团的子公司─万达院线─於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我们似乎可以乐观期待万达集团的前景发展。然而，实际情况总是比呈现出的表象来得更加复杂，更深入的观察将有助於分析万达寻求企业转型的过程。其实，为了签订每一次的合作案，万达应该都经历了冗长丶艰苦的协商过程，以AMC影院的并购案为例，双方前後交涉了整整两年。因此，万达最显着的优势在於它和中国各级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并能锐利地选择商业夥伴进而签订对自身有利的合约。
尽管中国的电影市场目前呈现一片荣景，中国电影工业的未来发展却仍然难以预期。因为，就算中国於2011年生产了558部剧情长片，单单20部美国和外国大片就囊括了总票房的46.39%。无可否认地，对中国观众来说，好莱坞影片是选择时的参考依据，甚至是品质保证的代表。最後，不同於绝大部分的预测，中国电影市场愈是繁盛，好莱坞在全球电影市场的宰治将愈加突显。
参考資料
Bohas Alexandre, Disney. Un capitalisme mondial du rêve, Paris, L’Harmattan, 2010. Coll. Chaos International.
Braudel Fernand, 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 Paris, Flammarion, 2008.
Caixin – China Economics & Finance, « 万达50亿美元收购资金何来?», [D’où viennent les 50 milliards de dollars de Wanda pour les acquisitions ?], le 11 juin 2012, à l’adresse web :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6-08/100398578.html
China National Radio, « 2011年中国电影产量和票房收入均创历史新高 », [La production cinématographique et les recettes en salles en Chine battent les records historiques en 2011], consulté le 15 juin 2012, à l’adresse web: http://www.cnr.cn/gundong/201201/t20120111_509046175.shtml
Cerny Philip G., Rethinking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Neoplu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Jervis Robert,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Thibault Harold, « Wang Jianlin fait du groupe chinois Wanda le numéro un mondial des cinémas », Le Monde, 23 mai 2012.
万达集团官方网站 : http://www.wand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