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 9,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公共卫生, 环境
Clément Paule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78
Source : Wikipedia
2012年9月19日，由法国康城大学 (Université de Caen)分子生物学教授塞哈里尼 (Gilles-Éric Séralini)主导的一篇研究再次引起关於基因改造生物(Organismes Génétiquement Modifiés, OGM)技术和其应用在食品农业的争论。事实上，这篇研究的结论指证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的两项产品具有毒性：Roundup除草剂与NK 603基因改造玉米。然而，由於统计资料不足且研究方法不甚完整，这份研究遭到众多科学单位质疑。有评论者甚至提出这份报告是由一个知名的反基因改造生物组织所资助，而有利益冲突的问题。此外，部分法国机构，如生物科技高等委员会(Haut Conseil des Biotechnologies, HCB)丶国家食品卫生安全丶环境暨工作署(Agence nationale de sécurité sanitaire de l’alimentation, de l’environnement et du travail, ANSES)，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如欧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ecurity Authority, EFSA)，还有德国和澳洲的公共卫生主管机构等，都逐一否决了塞哈里尼教授团队的这项调查研究。这起争议还迅速地渲染到民间团体和政治人物─包含四位前法国环境部长，显然地，相关讨论已超越了法国国界。该如何对基因改造植物的冲击做出长远的评估，至此重新回到政治领导人的议程，我们可预期未来在欧盟境内将有更严格的管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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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基因改造最早出现於1970年代初期，而於十年之後出现第一批基因改造作物。相关科技的演进促使来自私领域的庞大资金投入生物科技领域。经由各大药厂的研发，基因改造科术很快地被这些跨国公司，如孟山都和拜耳(Bayer)，应用在农业领域。我们可以提到於1994年第一项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获准上市的基因改造作物「莎弗番茄」(Flavr Savr tomate)。影响所及，兴起於绿色革命的食品化学工业原本局限在除草剂和杀虫剂等生产工具的研发，至此演变成直接涉入基因改造种子的生产，且广泛运用在美国境内。依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 ISAAA)─支持植物生物科技的游说团体，今日有1,6亿公顷的农地种植基因改造作物─於1996年仅有170万公顷─，光是2011年就增加了8%。尽管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认为这项数据被夸大，我们仍可注意到在美国基因改造玉米所占的比率从1998年的30%增加到2009年的85%。
基因改造农业模式在新兴国家快速传播，最显着的例子如巴西和阿根廷的黄豆耕作。1990年代相关法规管制的缺乏促成食品农业生技的快速发展。然而，反覆爆发在西方国家的食品安全危机，如牛脑海绵状病变(狂牛症)，造成了跨国的公民动员，不论是各地的消费者保护协会或是环境领域的非国家组织(ONG)，甚至是由专门机构制定施行的食品安全法规。基因改造作物因此在许多欧洲国家被视为一项公共议题。欧盟以预防原则的名义於1999年6月至2004年5月通过执行对基因改造产品贩售的管制即是一项见证。最後，在国际领域，「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补充议定书─於2003年正式生效，但在164个签署国当中并不包含美国和加拿大。
理论框架
一丶社会科技争议的国际化。基因改造生物科技涉入食品农业衍生出众多疑虑，况且政治公权力在此议题上逐步撤退，其治理似乎难以执行。因此，专家意见在基因改造生物的全球管制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二丶 建立弊端揭发者的形象。在这个推论下，发布基因改造产品的质疑研究可被视为一种具策略性的攻击，目的是为了让後续的媒体回应引起社会关切，并同时回避科学的检验。
案例分析
关於植物生物科技的争议，其特别之处正在於争议的复杂性，因为牵涉其中的行为者来自各个不同的层级。基因改造生物的生产和贩售是由少数几家跨国食品化学公司掌控，其中多来自美国─孟山都丶杜邦(DuPont)丶陶氏益农(Dow Agrosciences LLC)─与欧洲，如拜耳作物科学公司(Bayer Cropscience)丶巴斯夫(BASF)与先正达(Syngerta)。显然地，争议突显出经济层面的根本考量，无论是美国和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贸易战，又或是已开发国家与进口相关农业科技的发展中国家的宰制关系。但除了经济层面的考量，也必须纳入公共卫生和环境议题，尤其部分行动积极的组织网络和国家政府特别关注这些层面。各个不同的层面的考量互相牵涉其中，将可削弱生技企业自以为正当合法的策略。譬如，基因改造粮食─特别是黄金米(Golden Rice)计画─被认为是对抗发展中国家人民长期营养不良的解决办法。此外，种子的生产业者为了捍卫他们的专利，诉求於「与贸易有关之智慧财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的相关规定，并且发展目前尚未商业贩售的「终结者基因」(Terminator Gene)。
发生在全球各地的基因改造生物争议都有跨国化的趋势，但规模则随着国家而不同。基因改造粮食在欧洲许多国家被视为公共议题(如法国丶希腊与奥地利)，但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却将基因改造作物与其他产品同等看待。这项不同彰显了欧盟依据预防原则所采取的强制措施，规定基因改造作物必须有明确的标志并注明产地。相反地，此类规范在美国并不存在，加州第37号提案要求基因改造食品加注标签也提出了这个问题。由於基因改造食品对人体长期是否有害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政治决策者往往使用「责难规避」(blame avoidance)策略，以让专家报告来承担责任。这导致基因改造食品的争议愈演愈烈，而象徵性的抗议行动─如在法国出现割除基因改造作物的动员，因此渐渐地被针对基因改造的科学性争论所取代。
在这个演变之下，科学研究报告的影响愈加重要：1999年康乃尔大学教授罗赛(Losey)发表的研究指出Bt基因改造玉米的花粉对帝王斑蝶具有毒性，这项研究被用来支持欧盟针对基因改造生物的耕种和贩售的管制。至於由塞哈里尼教授主持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项宣传的手段。实际上，研究报告的结果在正式公布的两星期之前就已经发送给部分法国媒体，资料还附带一项保密条款。此後，媒体对这项研究的报导即以感官新闻的方式来处理，而记者也无法再引用其他科学资料平衡报导。甚者，除了塞哈里尼教授的这项研究报告，另有两本着作和一个纪录片同时出版，似乎为了建立他「弊端揭发者」的形象，并确保这项宣传行动的成功─尽管几乎所有专家都不认同他的这项研究。在这个案例中，「专家意见」这个概念似乎被重新定义，我们观察到，专家意见也可以透过积极的宣传动员，发挥其影响力并穿越国界。先不论这份研究经费来源所牵扯出的利益冲突，这项「介於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宣传行动，替基因改造生物，这个被政府主关机关忽视的重大议题，重新赋予政治上的意义。
参考資料
« OGM : comment ils conquièrent le monde », Alternatives internationales (43), juin 2009.
Bérard Yann, Crespin Renaud (Éds.), Aux Frontières de l’expertise. Dialogues entre savoirs et pouvoirs,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0. Coll. « Res Publica ».
Kempf Hervé, La Guerre secrète des OGM, Paris, Seuil, 2003.
Oct 28,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欧盟, 诺贝尔奖, 非国家外交
Josepha Laroche
赵伟婷 译
Passage au crible n°77
Source: Wikipedia
2012年10月12日，欧洲联盟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Thorbjorn Jagland）宣布得奖者时发言表示：「欧盟在过去六十年中为促进和平丶和解丶民主和人权进步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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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1895年11月27日，瑞典杰出的化学家丶工业家兼慈善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在其遗嘱中奠定了以和平主义与普世价值为根基的国际奖励制度。遗嘱条文中列出了他指定创立的五个年度奖项1 ，物理丶化学丶生理学或医学丶文学及和平奖─每个奖项都必须对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并将诺贝尔和平奖的授与事务委托给挪威议会（Storting）。此项措施引起了瑞典的反弹，因为在当时挪威是由斯德哥尔摩所管辖。但是对於这位火药发明者而言，挪约议会所部属的和平行动，比起瑞典─挪威联盟内部的纷争更佳重要。深信自由主义和民主的诺贝尔刻意指定由挪约议会来颁予和平奖，因为他认为挪约议会是最有能力且最合法的机构来管理此一奖项。因此，从1901年，各个奖项颁发的第一年开始，是由挪约议会在奥斯陆颁发给对和平有贡献的个人或是组织。矛盾的是，颁发和平奖的所在国─挪约，是今日欧洲怀疑论最深的国家之一。
对於和平奖的具体遴选标准，此位瑞典慈善家并没有详细说明，而只是简单地概述了三个主要方向。他写到：「必须为国家之间的友好行为丶放弃或裁减军队以及举办与宣传和平会议方面做出贡献」。然而，我们仍可以从历届桂冠中区分出四大理想类型，一个世纪以来，这四个理想类型共同形塑与执行了诺贝尔外交政策，分别为： 1）致力於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运动；2）促进权利以实现和平，3）志愿传教4）以各项专业促进和平。但是，很明显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欧盟并不属於上述的任何一类。因此，要如何解释此次诺贝尔授奖行动呢？
理论框架
一丶行为式的权威（autorité performative）。行为式发言（énoncé performatif）的概念来自语言学家奥思丁（Austin）。不同於描述性发言(如「正在下雨」)，行为式发言能产生实际的作为，因为行为式发言者，拥有改变实际情况的能力，而且这项能力和发言者所处机构的地位以及所拥有的权威相关联。
二丶政策推动的机会之窗（policy window）。这个最初由约翰金登（John Kingdon）所提出的词汇，旨在描述一个当所有必要条件都被凝聚的特殊局势，而可以拿来对照发射之窗(launch window)，航空载具最适当发射时机)的概念。事实上，这个特殊的局面在某一个时间点出现时，将有助於一项政治决策的实行。机会之窗代表一个可让政策措施通过的关键时刻，一旦错过了，这些措施则没有任何机会被实行。
案例分析
已持续一世纪的诺贝尔授奖政策致力於遏止世界的动荡剧变。诺贝尔奖授奖可被视为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外交政策，透过诺贝尔机制的干涉，在世界的舞台上，强力展现出最根本的价值，如自由与民主。诺贝尔机制是一个全球性的系统，此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创立非国家性的外交，并支持丶保护和推动某些政治进程，以维护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优先事项和议程。在这种情况下，诺贝尔机制是一个创新的外交手段，不仅创立规范，更自我赋予足够的能力，以处理被诺贝尔委员会所认定的重大国际问题。同时也可以观察出，在某些情况下，此乃一种「干涉主义外交」（diplomatie interventionniste），涉入各国内政丶国际关系以及区域和国际争议。最後，诺贝尔机制确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外交形式，而且已经有足够的能力使用行为式的权威。因此，当诺贝尔外交想要涉入当前欧盟所面对的世纪挑战，而把和平奖颁给欧洲联盟也就不令人惊讶。
因为诺贝尔奖旨在塑造未来和平的样貌，诺贝尔外交遂逐渐进入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的范畴，并同时确立了一项政治陈述的新模式。诺贝尔委员会与和平奖获奖者认为自己可以作为最强悍的人权捍卫者，以对抗国家利益。藉由扮演一个批判性的普世力量，诺贝尔外交更频繁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无论是涉入有关於社会的议题，又或是更直接地关注政治性问题。在此状况下，诺贝尔外交会毫不犹豫地干预国家内部事务或涉入国际规范。诺贝尔委员会与和平奖获奖者运用各种的方法，以推广他们拥护的政策理念，不管是以宣扬知识为名或是捍卫公共财产。
授与欧盟诺贝尔和平奖，显现出此一奖项被赋予一个新的理想类型，而在2009年欧巴马获奖时，这个远大的企图即已绘出轮廓。事实上，诺贝尔外交目前已经累积了足够的象徵性权力，进而有能力运用行为式的权威。在此论述下，我们该探讨的不是欧盟机构是否有资格获奖，因为我们不是依照道德或观感好坏的标准来看待这个问题，而是依照政治标准。
无可否认的是，此次授奖给欧盟，诺贝尔委员会奖励了一个已经完成的和平进程。同时，藉由颁给欧盟这个重大的奖项，委员会试图鼓励与支持目前面临困难并饱受批评的欧盟。评审团指出此奖项是刻意颁给陷入危机丶「遭逢严厉的经济困境与社会动荡」的欧洲。在许多可能的获奖者中选择了欧盟，诺贝尔委员会藉由奖项和伴随而来的授奖仪式，赋予欧盟全球的合法性。此後，欧盟成为诺贝尔和其理念价值的受托人。欧盟将承担一个普世性的计画，必须展现诺贝尔外交的作为，而不能被局限於欧洲之内推动整合。在欧盟面临批评并被削弱的时候，这次授奖是一个清晰丶明确的政治决策。选择把奖颁给欧盟，忠实地体现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作为一位欧洲坚定的支持者，所留下的蓝图，因为颁奖给欧盟是一个具有象徵性和政治性的投资，将有助於欧洲一体化进程。当然，诺贝尔委员会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诺贝尔机制赌上了自身信誉─不论是象徵性的或是实质的信誉。在不久的将来，此象徵性的力量奖可能让欧盟更容易要求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同样地，此次授奖将提高欧盟的权威，使其重建会员国内的社会和平，因为各会员国正面对欧盟作为共同体的信心危机且被民粹主义所影响；此次授奖也向善忘的舆论提示欧盟整合替他们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最後，此次授奖提供了欧盟宝贵的象徵性资源，尤其当前关键的问题在於欧洲中央银行是否该管理负责金融稳定和互助的机构丶监督共同预算，以及即将成立的欧元区银行联盟(Union bancaire)，甚至是欧元区提振经济成长的预算。简而言之，此时欧洲正往一个整合更密切的联邦体制发展，在这个时机提到欧洲，诺贝尔外交抓住了政策推动的机会之窗，以整顿世界秩序。换句话说，诺贝尔和平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奖励，而是一个派遣任务的指令。诺贝尔委员会授权欧盟坚持一贯的目标，以期它能达成实际的作为并在机构体制上有所突破。这就是为什麽欧盟获颁诺贝尔奖在很多方面可被视为一种负担与义务，是诺贝尔机制要求欧盟最终实现欧洲梦的强制令：授与诺贝尔奖得主的重责大任。
参考資料
Austin, Quand dire, c’est faire, trad., Paris, Seuil, 1972.
Cobb Roger, Elder Charles,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The Dynamics of Agenda Building,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2.
Kingdon John W., Agenda,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2003.
Laroche Josepha, La Brutalisation du monde, du retrait des États à la décivilisaion, Montréal, Liber, 2012.
Laroche Josepha, Les Prix Nobel, sociologie d’une élite transnationale, Montréal, Liber 2012 ;
Laroche Josepha, Une injonction symbolique, PAC 1.
1为了忠实传达诺贝尔所关注的领域，瑞典国家银行在1968年─以庆祝其成立三百周年并纪念诺贝尔为由，增设第六个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颁发经济学奖以来，由於是唯一一门社会科学奖项，因此一直占有特殊的地位。直至今日，诺贝尔经济学奖仍是此一领域内国际公认的最高荣耀。
Oct 20,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国防, 安全, 非洲
Jean-Jacques Roche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76
Pixabay
2012年10月1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由马利政府提出并获得法国支持的第2071号决议文。针对发生在马利共和国北部的暴力冲突，法国敦促西非国家协调出共同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更宣称将透过「物资和後勤」支持这项行动。决议文通过的三日之前，法国总统在达卡表示拒绝任何和武装组织谈判的可能，因为他们「强制施行伊斯兰教法，砍断百姓四肢，甚至摧毁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和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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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非洲是最後一个法国仍有能力碰触丶干预的大陆，也是唯一个法国可以利用三百名士兵就改变其历史的大陆」。这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来自法国前总统季斯卡·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时代的外交部长德·圭汉勾(Louis de Guiringaud)，但我们可以拿来对照现任总统欧兰德日前的发言：「上个时代的法国─非洲的合作关系已经结束了」(2012年10月12日，欧兰德的达卡宣言)。如同历任法国总统，欧兰德必须在任期开端证明自己不延续後殖民时代法国政府的作为。密特朗执政初期任命的合作部长(Jean-Pierre Cot) 原本也被赋予改变对非洲关系的这项任务，但在1982年底时这个职位被废除。欧兰德仿效历任总统，在任期初期，定出非洲政策的新原则，但根本上并没有更动法国对非洲的终极目的，仍企图维持法国在非洲的势力。「革新法国和非洲的夥伴关系的决心」(2012年10月12日的达卡宣言)，呼应了「如果法国放弃在非洲的势力，法国将不再是世人眼中的法国」(密特朗，第十八届法国和非洲领导人会议，1994年11月8日)。当然，法国已经改变在非洲布局的模式，政府间签署秘密协议的年代也已经过去。然而，法国仍自视为在其势力范围内非洲国家安全的守护者，若不在前法国联盟境内发动两丶三次军事行动，法国第五共和的总统权威将无法建立。但仍须注意到，比起前几任总统，欧兰德更急切宣布在非洲发动军事干预。实际上，，季斯卡·德斯坦於1977年发动在毛利塔尼亚的军事干预 (Opération Lamentin)，距离他就任已有三年的时间。至於密特朗在进入爱丽舍宫两年後，才首次发动针对查德共和国的武装行动 (Opération Manta，1983年8月)。而席哈克则在当选的九个月之後，於1996年2月批准了在喀麦隆的军事行动(Opération Aramis)。最後，萨科齐在2008年2月决定介入在查德首府恩将纳(Ndjamena)的冲突，一方面支持伊德里斯·德比(Idriss Déby) 政权，一方面安排欧洲侨民撤出。
理论框架
今日，即便派遣法国军队投入行动这个选项已被排除─我们试问法国的援助和後勤支援该如何安排？─，问题仍在於法国是否有能力限制战争的规模，因为冲突敌方将无可避免地展开一场总体战(guerre totale)。换句话说，克劳塞维兹的总体战的概念是否已经不足以解释现今的冲突？克劳塞维兹式战争概念在冷战时代还未受到质疑。1950至1960年代关於核武威胁的争论可作为见证，当时马林科夫(Malenkov)主张拥有核武的国家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但在这个年代，已有论述指出发生极端暴力的风险危机难道不会使克劳塞维兹的理论框架显得过时，且当时唯一可能的战争被推挤到发生在国际战略体系的「边缘地区」。
1991年，范克雷维德 (Martin Van Creveld)发表「战争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一书。对这位以色列历史学家而言，克劳塞维兹的战争三位一体论(人民丶军队与政府)已不再适用，但西方国家的军队仍然使用对敌人的印象(mirror image)来看待对方，因此把他们视同为野蛮份子。季根(John Keegan) 的立论则和克劳塞维兹差异更大，1993年发表的「战争史」(History of Warfare)一书认为人绝对不是理性的政治动物，因为战争显露出的是人类的直觉。柯道尔(Mary Kaldor)在其1999年发表的着作中探讨新型态的战争(新旧战争─New and Old War)，她从社会经济层面，归结出与旧战争三项截然不同之处。首先，新型态战争的目的在於利用身分认同问题来确保政治动员。其次，制造恐惧和侵犯人权取代了传统的战争策略。最後，新型态战争的行为者可以同时是全球性与在地性的，是公共或私人的，并且在全球互动。法国的军事理论家格鲁拉(Galula) 的着作不断再版 (2005年於美国，2008年於法国)，其着名的反叛乱战争研究，连同上述着作，同样对克劳塞维兹的分析提出质疑，反叛乱战争获得胜利的关键在於「赢得人心和精神支持」并且能节制使用武力。
案例分析
当前针对反叛乱战争的质问─意即将无可避免地舍弃「不对等冲突」这一概念─，可用「有限战争」(guerre limitée )引申出的三个战略难题来解释。
首先，战争是一项决心的试验。陷入冲突的双方其实并没有相同的求胜欲望。矛盾的是，军备实力的差距对弱的一方比较有利，因其拥有更强的决心。由於面临失败的威胁，实力弱的一方必须发动「总体战」，而实力强的一方则理性地以「有限战争」应对。然而，克劳塞维兹提到「是对手决定另一方应该遵守的规则」。由於担心冲突将上升到极限，军备实力较强的一方反而无法主动应对决定胜败的战争规则。
失去主导权导致较强的一方陷入第二个战略难题，依据毛泽东的理论：「由於强国必须取得胜利，为了达成目的，强国被迫促使战争冲突升高，但风险却是失去人民支持或是暴露其无能」。由於是弱方决定战争法则，较强一方被引入一场没有能力取胜的致命战争。对国家正规军来说， 使用武力必须在「战争法」(jus in bello) 的规范内。相反地，反叛军不节制使用武力，甚至利用人民当作防卫，如逮获人质以逼使对手犯错。由於可以接受巨大风险和损失，反叛军逼迫对手仅能进行防御，而因此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较强的一方不会落败，但也几乎无法取得胜利。最後，为了确保势力而进行干涉，这类军事行动的目的和其他战争不同。如同阿宏(Raymond Aron) 观察到，较强的一方虽有求胜的企图心，「但反叛阵营不会让自己被歼灭 […] 只要反叛军在军事上不输，即可获得政治上的胜利」。因此，战争延长成一场持久战，且少有正规军能取得优势。此外，正规军被派到遥远的战地，花费高昂，在舆论迫使下，结局以既没荣耀也没胜利的撤兵收场。
如同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兹所述「我们没有办法在战争哲学中订出一项规则，若没有荒谬反例的存在」。「犯下这些恐怖恶行的作者」(引自2012年10月12日的达卡宣言)，以及其他抗争者丶恐怖份子丶反叛份子丶强盗与反社会份子(这些称号皆取自殖民字汇)将企图证明他们的对手是不人道或是没有能力做出决定的一方。对於这两个批评，我们仅能够选择後者(克劳塞维兹式的荒谬)来看待法国未来涉入马利的军事行动，但由此看来，此一任务的前景并不乐观。
参考資料
Keegan John, Histoire de la Guerre : du Néolithique à la Guerre du Golfe, Paris, Dagorno, 1996, 497 p.
Kaldor Mary, New and Old Wars – 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éd., 231 p.
Van Creveld Martin, La Transformation de la Guerre, Editions du Rocher, 1998, 318 p.
Oct 5,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南北对立, 国防, 安全
Josepha Laroche
赵伟婷 译
Passage au crible n°75
Pixabay, Téhéran
2012年8月 26日至31日，不结盟运动（Mouvement des non alignés, MNA）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第16届会议，这个松散的国际组织目前包含了120个国家。此会议共有 35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参加，伊朗更取得未来三年不结盟运动主席的席位。
德黑兰政府在此会议上运用了广泛的媒体外交（diplomatico-médiatique）手段，企图打破国际社会对於其核武政策上的隔离政策，并争取外界对於其亲叙利亚政策的支持。参与此会议的重要人士包含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尽管华盛顿方面强烈反对他出席），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Organisation de la Conférence Islamique, OCI），非洲统一组织（Organisation de l’Union Africaine)的会长和秘书长，俄国总统普丁（Vladimir Poutine），拉丁美洲国家与会者更包含了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Hugo Chavez），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Evo Morales），厄瓜多尔总统拉科雷亚（Rafael Correa）与以观察员身分参加的巴西副总统特梅尔(Michel Te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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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结盟运动发起於1961年9月的贝尔格莱德会议（Conférence de Belgrade）。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铁托元帅（Tito），埃及总统纳赛尔（Nasser）和印度总理尼赫鲁（Nehru）等三位国家元首，在不结盟运动组织创立和思想内涵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结盟运动有两大理论支柱，分别为：反殖民主义（anticolonialisme）及反两极政治（l’opposition à la bipolarité）。换句话说，不结盟（le non-alignement ,NA）特别定义为针对美苏时期东西冲突的行动，面对已开发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北冲突，参与不结盟运动的国家，自1995年万隆会议（Conférence de Bandung）以来，始终反对代表已开发国家的北方国家。
当时，为了杜绝政治制定上垄断，会员国拒绝建立一个常设性的组织，并建立了不结盟的单一政策与标准。从成立以来，不结盟运动有策略地拒绝系统性的结盟，特别是与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利用不同国家行为者之间对立背景，介入其中积极斡旋。
此状态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在苏联崩溃与东欧集团瓦解後，随着象徵性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解体，华沙公约组织（Pacte de Varsovie）的消失，及中欧与东欧的民主化，不结盟运动渐渐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影响力渐渐式微。原本以恐怖平衡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结构布局已经改变，变得更加混乱，创立者是否还存在着与当初创立『不结盟』概念上的连结呢 ? 此运动近年来在政策上与媒体影响力上已逐渐削弱。然而，德黑兰政府此时却希望恢复此运动早已失去的影响力。这是一个没有威信（crédit）的国家所采取没有威信的不结盟运动。
理论框架
一、用以回避西方社会所采取的强制外交（diplomatie coercitive）。强制外交的目标是占领的领土，攻击敌人或造成最可能发生的损失或破坏。相反地，强制外交的用意可能是要推动谈判或是讨价还价，最终实现以最快的方式和平解决。换句话说，它代表了一种讨价还价的能力（un pouvoir de marchandage），如同汤玛士，谢林（Thomas Schelling）所说的，「这是一种恶性外交，但仍是外交手段的一种」。
二、用以提高反西方路线。伊朗领导者试图联合其他反西方思维的邻近不结盟国家，从根本上反击西方各国对伊朗所采取的孤立政策。
案例分析
强制外交发展已经有好几年，主要应用在西方国家制裁伊朗违反1968年的核武不扩散条约（Traité de Non Prolifération, TNP），秘密发展核子武器计画。如同国际原子能机构(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atomique, AIEA）报告所指出的，伊朗的核武计画已经被证实，而伊朗却始终拒绝中此敏感计画。同时间，伊朗与六方国家会谈（E3+3: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中国，俄罗斯）也进展的不顺利。此系统性的阻塞使得联合国安理会提高了对於伊朗制裁的压力（对伊朗实施制裁委员会设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737号决议）。其他强制外交的例子更包括，美国与欧盟设立了严格的禁运措施，并增加对伊朗中央银行的压力，用以孤立伊朗政府，逼迫其放弃核武计画。
面对来自联合国的压迫措施，伊朗政府已经拟定应对策略，并获得多数不结盟国家的支持。举例来说，伊朗成功地使不结盟运动的最後宣言记录着核武问题是一个沈重且受争议的议题。换句话说，（与所有专家意见相反地），伊朗成功地证实其核子发展计画目的是民间使用。并且，伊朗也得到参与者对於其控制完整核循环权的承认。然而，这些言论是公然违反西方国家及联合国对於伊朗发展铀浓缩计画的禁令，除了伊朗之外同时也禁止中国，俄罗斯及西方国家本身加入。
然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行动是否可被视为是伊朗外交上的成功，使伊朗可以回避国际上制裁它的对象？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在伊朗权力的政治关切下，不结盟运动只是一种表象，一种单纯的象徵。并且，在记录上清楚地表明，在叙利亚问题上，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毫不犹豫地公开反对对伊朗的立场。第二个原因是，冷战之後，不结盟运动影响力已经被大幅削弱了，仅具有一个空壳而失去了实际作用力。事实上，它已经不再适用於目前包含无数的跨国网路和相互作用结构复杂的当代国际舞台。不结盟运动已经是过时的运动，没有任何威信，在这种状态之下，要如何期许它能起死回生呢？
参考資料
Hassner Pierre, « Violence, rationalité, incertitude: tendances apocalyptiques et iréniques dans l’étude des conflits internationaux », RFSP, 14 (6), déc. 1964, pp. 1019-1049.
Levy Jack, «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1 (1), 1997, pp. 87-112.
Schelling Thomas,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Willetts Peter,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the Origins of a Third World Alliance, Londres/New York, F. Printer, 1978.
Sep 15, 2012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全球公共财, 文化, 联合国 ch s
Alexandre Bohas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74
Wikipédia
2012年在马里发生了宗教极端分子洗劫穆斯林陵墓的事件，这事件引起了全球的震惊。在全球同声谴责却毫无效果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要检视文化共有财产的特殊性，文化共有财产的全球治理应该要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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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2012年5月4日，通布图的陵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世界遗产，受到伊斯教义分子破坏，这些极端分子认为对穆斯林圣人们的崇拜与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相违背。尽管许多国家与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刑事法庭已宣告，这些具有纪念性的建筑物正处于危险的状态，并且对遗迹破坏的行为加以谴责，极端分子的破坏行为却仍然层出不穷。
我们回顾当地的情况，几个月以来马里的北部地区包括贾欧地区、通布图地区与基达尔地区都被武装分子占领，他们是从2012年1月17日开始了叛乱行动。这些武装分子是由各个伊斯兰活动分子组成的混合联盟，像是 Ansar Eddine武装军团、马格里布盖达基地组织以及西非一元论与圣战运动(Mouvement pour l’Unicité et le Jihad en Afrique de l’Ouest, Mujao)，另外还有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Mouvement National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zawad) 的图阿格人，它们在结盟不久后就被排除在联盟之外。
为了实现对领土的占领，叛乱分子依赖地方人民对伊斯兰教本位主义的主张以及非法商业活动的收入，这些是发生在国家权力真空的地区与利比亚秩序混乱的区域。因为巴马科政府势力的瓦解与叛变，他们接着很快地取得发展。
理论框架
一丶特定共有财产(全球公域)的独特性。全球共有财产与全球公共财的概念有所差别，共有财产在消费观点上会产生敌对性，但本身则具有非排他性。随着全球化的过程，共有财产涵盖了越来越多领域，例如文化领域，这个领域的共有财产的处境则是加倍地危险。首先，这些文化财产遭受到了「偷渡者」行为(由Mancur Olson提出)以及公用地悲剧理论的次优问题(由Garrett Hardin提出)。被视为文化多样性的证明与未来的全球社群的体现，这些共有财产象征着一个经济、社会及宗教领域行为者未能共享的世界观，并且观念上也截然不同。
二丶 后西发利亚时期不适用的各项制度。国际组织在后西发利亚时期显得陈旧过时(Richard Falk)。当前全球化的进程动摇了西发利亚条约(1648)所建立的国家体系，引发了时间与空间的压缩现象(David Harvey)、持续加强的相互连接关系(David Held)、权力的分散(Susan Strange)以及全球各区域与行为者的复数化(Philip Cerny)。非国家间的暴力冲突与认同问题以及超越政治体制范畴的领土争端证明了国家之间无法解决全球问题的软弱无力。这也可以说是建立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所有机构的无能现象。
案例分析
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事先假定一个全球社群雏形的存在，也已经明确地预想要为未来的全球治理设置制度与法律的机制(David Held)。就此而言，文化共有财产让我们重新审视全球治理的基本定义。此外，1972年11月1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架构下所通过的世界遗产公约认可了「特定的财产需要特别的保护措施，像是那些属于全人类的世界遗产」，并且也强调「对地球上全人类而言，这些财产无论属于任何一个族群，保护保存那些独特而不可取代的财产是相当重要的1 。到2012年3月为止，一百八十九个国家批准通过此项公约，有七百七十四项文物被列于世界遗产名单中。特设委员会在全球策略中提到，遗产的分类必须反映「我们世界的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并且要确认与保护那些特殊文化遗迹，那些能显现不同人类族群互动、不同文化并存与体现精神性和独创性的遗迹2 。因此，这项遗产政策引导大众对普世价值与人类共同财产概念的认可。然而，这些整合的转变过程也伴随着分化分裂的情况，这引发了善恶二元论、族群认同与宗教价值方面的争论。在通布图这个被称为「三百三十三个圣人的城市」发生的疯狂破坏行为就是一个例证。
各国政府负责鉴别、保护、保存与增强文化与自然遗产，并且必须将其传输给未来的后代子孙，因此国家在这个全球问题的处理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 。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建立在现实主义理论的假设之上，也就是国家对于重大议题仍有能力与合法正当性来解决问题。然而，这个理论框架在今日却显得过时，这是由于国际关系中的非国家层次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软弱无力的马里政府其国家领土就具有指标性意义，在领土上有难以计数且难以控制的组织网，经济的、犯罪的与宗教各种组织网络，它们在当地合法或非法的商品交易、走私与非法移民等活动中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混乱关系。
我们因而注意到国家干预行为相对来说是失败的。事实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特定历史建筑物毁损情况的警告声浪在高涨，而反对遗址破坏的动员行动却仍无实质效果。除了马里之外，另外还可以列举2001年3月被塔利班分子摧毁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这个例子。由于政府的无能与因全球化而加深的族群认同问题，这些在遗产保护方面的困难在未来只可能更加恶化。最后我们要强调在全球共有财产的分类共识、全球共享和全球推广方面，我们欠缺了全球治理的工具与手段。这些文化共有财产既无法完全交由市场机制来运作，也不能完全放手让政府间国际组织来管理，这些财产的界定与维护在今日被视为一项挑战，因为这个问题的象征意义与这个认知的影响正冲击着守旧过时的机构体制所承袭的反普世价值。
参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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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 Stratégie Globale, 1994, consultable à la page web : http://whc.unesco.org/fr/strategieglobale.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11月16日于巴黎 第十七届大会通过的「世界遗产公约」， http://whc.unesco.org/, p.1.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年「全球策略」UNESCO， http://whc.unesco.org/fr/strategieglobale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11月16日于巴黎 第十七届大会通过的「世界遗产公约」， http://whc.unesco.org/, 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