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 15, 2013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安全, 環境
Clément Paule
李若珊 譯
Passage au crible n°88
Source : Wikipedia
2013年4月初，在日本福島縣發現放射性物質外洩的情況，在兩年前，這一地區曾遭受核災的重創。根據東京電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 TEPCO)─負責福島核電廠營運的私人企業─的說法，大概120噸受汙染的廢水已從地下的蓄水池外洩。截至目前為止，該日本電力公司估計此次汙染約達到7100億貝克。另外還必須提及先前三月底供電故障導致冷卻系統停止運作的意外，電廠的操作人員竭盡全力才讓系統回復正常運作。接二連三的事故凸顯出這個高危險地區安全維護工程的不妥善，而在2011年12月日本政府卻宣布該核電廠已達到穩定的「冷停堆」狀態。然而，於2013年1月，福島第一核電廠的三個反應爐仍以每小時一千萬貝克的輻射量持續釋出放射性同位素─銫134及銫137─於大氣中。因此，核災對公共衛生和環境的衝擊引發疑慮，相關爭論伴隨著重建工程所衍生出的晦暗和矛盾決定更持續擴大。
> Rappel historique
> Cadrage théorique
> Analyse
> Références
Rappel historique
福島核災被國際核事件分級表 (International Nuclear Event Scale, INES) 列為第七級─即此一分級的最嚴重等級；這起於2011年3月11日發生的地震、海嘯與核電廠事故「三重災難」迅速被拿來與車諾比核災(1986年4月)相比。位於基輔北部的這座前蘇聯核電廠的爐心熔毀事故仍是歷史上最嚴重的核能意外。當時釋出的放射性核物質─尤其是碘和銫137─所造成的汙染面積超過十萬平方公里，並導致數十萬人必須撤離並重新安置。我們也可以提到1979年發生在美國的三浬島核事故：將近43000居里的輻射氣體外釋至空氣之中。
然而，這三件主要的民用核能災害顯示出一個共通點，即有關於放射性核物質對人體健康所造成的潛在危害的相關爭議持續擴大。在這方面，哥倫比亞大學的一支團隊曾於1990年發表一篇以三浬島核事故為主題的研究論文。然而，此研究的結論指出缺少確切的案例，以在流行病學的基礎上證明外洩的放射性核物質對人體有害。但之後發表的研究報告卻指出賓夕凡尼亞州的居民罹患某些癌症的機率確實增高了。至於車諾比核災，聯合國於2005年9月間發表的報告遭受許多組織協會的強烈抨擊，他們指控國際原子能總署 (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Atomique, AIEA)低估這起災難的受害者人數。
Cadrage théorique
一、全球性汙染的管理缺失。交錯複雜的併發事件持續阻礙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控管危機的行動。由於污染已擴散至全球，這樣不穩定的情況對日本以及「環境」這項全球公共財(Biens Publics Mondiaux, BPM)將構成永久的威脅。
二、不明確且受爭議的災難管制。儘管聯合國專家認為福島核災的影響衝擊有限，但相關管制的明顯缺失卻仍擴大民眾社團對政府主管機關以及核能業者的不信任。
Analyse
首先，重要的是探討在2011年3月11日災難之後，受創土地的重建問題。在此方面，十六萬名失去家園並被要求撤出禁區的民眾的安置與賠償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此外，民眾和地方政府的強勢動員再再凸顯已完全喪失威信的日本政府和核能企業主管的無能為力。特別是反核運動正逐漸增加─如「告別核電」(さよなら原発)活動已募集到八百萬人的連署簽名─，這類訴求目前也已得到某些政治黨派的支持。然而，新上任的日本政府似乎已要放棄前首相大力提倡在2030年達到全面廢核的目標：2012年6月兩座反應爐重啟運轉的決策即可為證。甚者，國家的重建也備受連串的醜聞影響，部分企業和黑道組織(極道)被指控濫用帳款與詐欺。此外，媒體也同時譴責核災救援人員所承受的不合法的工作條件與一再違反法規的衛生標準：暴露在高度輻射下清理核電廠的三千名人員所遭受的待遇及其命運即可證明。日本經濟為此災難付出了龐大的代價，尤其農、漁業受到嚴重的損害，而能源進口的增加也造成負面影響。單是關閉福島核電廠的反應爐，所需的成本估計總共約需一兆美元，且將耗時四十年。
除了確保受損設備的安全性─主要工作在於拆除廢燃料池中的燃料棒─，長遠的目標仍是受核災放射性物質汙染約2400平方公里區域的去汙作業。此去汙作業相當於必須先搜集並處置三千多萬立方公尺災後殘留物(廢土、樹枝等)。然而，幾百萬噸囤積的放射性汙泥成為另一挑戰，而鄰避效應 (NIMBY：Not in my backyard) 卻在許多地方市鎮發酵，沒有人願意接收處理這些汙染物。對於東京電力公司欲把每公升含數千貝克的核汙水排入太平洋且宣稱這些汙水不具有任何顯著的危險，部分公民團體也已起身正面對抗。至於對海洋生物的影響，監管機構在捕獲的多種魚類中檢測出遠超過日本政府對漁產所訂下的法定容許值100貝克/公斤的高劑量銫。然而，某些研究人員表示實際的超標數字遠比日本東京電力公司所公布的數據來的高。因此，2012年10月發表的一個研究推斷19個月以來放射性物質仍持續自核電廠外洩，此外也不排除深海已受到汙染的可能性。
低劑量輻射對人體健康的影響至今還難以證明，但對往後好幾世代可能造成危害的疑慮仍在各地蔓延。2012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發表的一篇資料詳細地研究了放射性核種的排放對全球公共衛生的影響，而另一份由「輻射防護與核能安全研究中心」(Institut de Radioprotection et de Sûreté Nucléaire, IRSN)所提出的報告也認同這項觀察。依據此一研究中心的觀察報告，福島核災後外洩的放射性同位素─碘131、銫134/147與碲132─自2011年3月24日起即可在法國境內偵測到。但是車諾比災後，於1986年5月測出的放射性物質的濃度是福島核災後的500至1000倍。這些觀察結果已被聯合國原子輻射效應科學委員會(United Nations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the Effects of Atomic Radiation, UNSCEAR) 證實，並將納入由此一聯合國專門機構即將於2013年10月完成福島核災的最終報告。而世界衛生組織於2013年2月發布的一項新的研究報告則遭到綠色和平組織批評。此一環境領域的非政府組織(ONG) 認為世界衛生組織報告中的某些數據被美化了。而聯合國原子輻射效應科學委員會也成為日本政府批評的目標，譴責這項報告誇大局部地區癌症發病率的提高。我們可以觀察到這些矛盾相斥的立場和論點不斷擴大民眾團體對核能產業各個公、私行為者的疑慮，甚至是對核能安全相關規範的懷疑，何況各行為者顯然不遵守這些規範。因此，此次受爭議且混亂的核災管制再次引起全球性風險的責任承擔的問題。
Références
Paule Clément, « De l’opacité des responsabilités à la mutualisation forcée du risque. La gestion de l’accident nucléaire par TEPCO à Fukushima-Daiichi, 11 mars 2011 », in: Josepha Laroche (Éd.), Passage au crible de la scène mondia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11, Paris, L’Harmattan, 2012, pp. 17-22. Coll. Chaos International.
Site de l’IAEA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consacré à l’accident nucléaire de Fukushima : http://www.iaea.org/newscenter/focus/fukushima/ [2 avril 2013].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Health risk assessment from the nuclear accident after the 2011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and Tsunami », 2013, consultable sur le site de l’OMS: http://www.who.int [3 avril 2013].
Apr 2, 2013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全球公共財, 環境
Valérie Le Brenne
張瀞云譯
Passage au crible n°87
2012 年3月3至14日於曼谷舉行的第十六屆華盛頓公約締約國大會 (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集合了來自一百七十八個國家超過了二萬名的參與者。適逢締約的四十周年，大會在開幕時就揭示了本屆會議的訴求，「反對過度捕撈，反對非法採伐，反對透過各種動物非法牟利的行為」。同時，各個締約國也把一些如今已滅絕的物種從公約附錄中去除，例如具象徵性的塔斯馬尼亞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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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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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此大會自1976年以來每三年舉行一次，華盛頓公約締約國大會宗旨在代表一個全球性的監管機構，以保護生物多樣性為目的來管理與動植物有關的交易行為。要做到這一點，大會也具備了最新的科學鑑定技術工具。歸類為三項附錄，這些條文內容經過不斷地修正，成為各個成員國的指導方針。
華盛頓公約的源起是在1963年由世界自然保育聯盟的聯合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這個決議主張建立一個國際公約，對「稀有或瀕臨絕種的野生物種的出口、轉運與進口」制定正式的管理規章。事實上，這個初始的提案是來自於對農村現象的觀察，貧困農村地區的居民進行的商業活動導致當地野生動植物快速地消失。在這方面，我們要注意到這個提案是出現在1960年代，當時國際社會就已經透露出對全球環境議題的憂慮，這個主題也出現在1970年代各大國際高峰會的討論議程之中。然而，國際社會直到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會議才對此一主題有了新的提案，並且提議舉行全權代表大會。1973年3月3日，八十個會員國在華盛頓會議結束時共同制定了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簡稱華盛頓公約)。
從那時起，締約國的數量漸漸擴增到178個國家，許多非政府環境保護組織和私人企業也參與其中。目前華盛頓公約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仍然是最有力的國際條文。事實上，有三萬個動植物物種適用於相關的特別保護措施，此保護措施還針對了某些特別受歡迎的物種，像是北極熊、非洲大象和鯊魚。
理論框架
一丶全球公共財的破壞。野生動植物物種屬於全球公共財，因此必須透過全球治理來處理這個問題，而國家應該要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因此，建立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多邊協議機制似乎是國際貿易框架下保護動植物資源最好的手段，因為國際商業活動對生態環境造成傷害，也成為破壞動植物資源的第二大主因。
二丶國家主權帶來的阻礙。全球治理立法機制的建立常常受到國家主權權力的限制，真正比較具有規範性的手段就是首腦外交。儘管如此，非政府環境保護組織數量持續地增長，他們向社會大眾揭露了非法商業活動對生物物種造成的惡果。
案例分析
然而，現今世界缺乏一個可以合法建立超國家司法機關的全球政府，所以野生動植物物種的國際貿易管制就必須仰賴國家之間的合作。因此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也牽涉到國際建制的建立，有鑑於國家仍屬於主要的行為者，能夠管理各國自己的市場動態，因此這個國際建制就必須具有一定的約束力，讓相關的規範確實地被執行。
在這方面，透過不同會議的協商，各國逐步修訂了公約的三項附錄，這三項附錄成為現今環保議題多邊論壇上常被引用的重要條文。這個公約建立在對生物物種進行科學分類的基礎上，提供了一個不同等級的分類標準:附錄一列舉了瀕臨絕種的物種，嚴禁各種商業貿易行為；附錄二適用於若無嚴格管制貿易行為可能會瀕臨絕種的物種；附錄三則提及各國視其國內需要，對特定受到威脅的物種進行區域性貿易管制。因此，每一屆的華盛頓公約締約國大會都會對條文的內容作更新與補充。當某些物種正式地滅絕了，這些物種就會在名單中被移除，新的瀕臨絕育物種也會被更新在名單內。然而，這個程序常常因各方不同的利益衝突而受到阻礙，這是因為公約內容的更新必須要取得大多數成員國的同意才能實行。此外，公約中的特殊條文卻也讓某些國家藉機會逃避條文規定，即便是這些特別應該受到管制的國家。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舉日本的科學捕鯨計畫為例，日本聲稱以科學為目的獵捕鯨魚，就是援引公約附錄一裡的特許條文。這項舉動引發了非政府國際環保組織的撻伐，他們強烈地譴責成員國在會議中只求利己的討價還價行為。
如果說當前對於生物物種的合法交易行為仍必須仰賴各國政府更積極的作為，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實際上目前國際社會在這方面仍欠缺真正具有強制約束力量的工具手段。打擊非法貿易行為仍是華盛頓公約帶來的貧乏卻也最主要的作為。然而公約附錄一中的許多物種相繼地滅絕，某些物種也因為非法盜捕盜獵而顯得岌岌可危，這些情況都證明了公約的效力不彰。更糟糕的是，華盛頓公約的條文走向甚至可能無意間造成某些瀕臨滅絕的物種在非法市場上價格的提高，反而帶來反效果。
參考資料
Constantin François (Éd.), Les Biens publics mondiaux. Un mythe légitimateur pour l’action collective ?, Paris, L’Harmattan, 2002.
lemonde.fr, Planète, « Constat d’échec pour la défense du monde sauvage », disponible à la page : http://www.lemonde.fr/planete/article/2013/03/02/constat-d-echec-pour-la-defense-du-monde-sauvage_1841752_3244.html, dernière consultation le 31 mars 2013.
lemonde.fr, Planète, « Le commerce d’ivoire qui menace les éléphants d’Afrique, a triplé en quinze ans », disponible à la page : http://www.lemonde.fr/planete/article/2013/03/02/constat-d-echec-pour-la-defense-du-monde-sauvage_1841752_3244.html, dernière consultation : le 31 mars 2013.
Site officiel de la CITES, disponible à la page : http://www.cites.org, dernière consultation : le 31 mars 2013.
Mar 29, 2013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全球公共衛生
Clément Paule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86
Source : Flickr Mikey
2013年3月19日，法國肉品加工製造商 Spanghero 公司再次以詐欺的罪名遭到起訴：來自英國的57噸羊肉被發現儲藏在其倉庫內─但英國羊肉被禁止進口至歐盟。一個月之前，這間公司才涉入另一件類似的醜聞，這間食品公司用馬肉替代牛肉來製作冷凍加工食品。然而，整起因食材標籤不合法律規定而起的爭議並不能全然歸罪於這一間法國公司，而是歐盟整個食品工業都應該共同承擔責任。此外，這起事件快速地「國際化」，在短短幾日之內，批評聲浪在俄羅斯、多明尼加甚至是香港蔓延。各國主管機關以加強食品控管作為應急的解決方式，而更密集的抽檢自然發現其他有關食品安全的問題：如在IKEA內販售的大量甜點可能已被大腸桿菌汙染，亦即食品可能遭到糞便汙染。食品業者的詐欺行為引發消費者對食品衛生安全的疑慮，眾多的專家學者更質疑歐洲的食品工業已經出現嚴重的危機。此外，於2013年二月間，非政府組織「Oceana」提出一項在美國執行的調查，檢驗美國二十多州的魚肉加工食品。這項調查凸顯出類似的嚴重問題：三分之一受檢的魚肉加工食品樣本並不符合產品包裝標示的魚肉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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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食品加工產業在歐盟多個國家跨國發展。這個過程凸顯出私領域行為者的興起，尤其是大型的零售商，如Tesco或家樂福；而另一方面，各國政府卻同時間施行較為寬鬆的管制政策。演變至今，食品農業成為由少數幾家專門業者控制、受多層級規範管制的市場。在這些規範當中，我們可以提及由食品與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FAO)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1960年代共同通過的國際食品規範「Codex Alimentarius」，國際標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隨後也針對這項規範提出補充。為了維護食品安全，各國政府也透過立法或是設立相關主管機關─如英國設立食品標準署(Food Standards Agency, FSA)。近年來，歐盟在食品安全領域扮演的角色也逐漸提高，重要的措施有「衛生守則」(Paquet hygiène)─六項歐盟食品安全法規，以及自2000年以來成立的歐盟食品安全署(Agence Européenne de Sécurité des Aliments, AESA)。
儘管歐盟已執行相關改革，近二十年來仍發生眾多食品衛生危機，如1996年爆發的牛腦海綿狀病變(Encéphalopathie Spongiforme Bovine, ESB)─即俗稱的狂牛症。此外，在英國也曾於2001年和2007年爆發口蹄疫。最近一次嚴重的疫情則是發生於2012年由大腸桿菌O104 H4菌株所引發的腸胃炎及溶血性尿毒綜合症(Syndrome hémolytique et urémique, SHU)。在歐洲造成近五十人死亡，這個致死病菌一開始被認為來自西班牙的小黃瓜─後經證實並不是起因─造成食品出口的的大幅衰退，甚至促使許多國家的對歐盟食品的禁運，如俄羅斯。連串的食品衛生危機突顯了食品檢查控管系統的缺失，打擊了整個農業食品產業和公家機關的信譽，尤其是在法國和英國。正是在此一背景下，於2012年底於英屬島嶼發現了食品標籤不實的情況。各方批評很快地集中針對Findus食品集團而來─媒體甚至把整起事件稱為Findusgate─，各國政府主管機關經調查後逐漸找出幾項可疑的食品加工業，並同時在歐盟內部研擬一項共同的行動計畫。
理論框架
一、規避責任。截至目前為止，涉入這起醜聞的各個業者不停自稱是受害者，指控加工生產鏈的其他業者才是禍源。但食品加工產業牽涉規模之大，加上整個供應鏈結並不透明，業者自然沒有自主管理的能力。
二、產地追蹤失效。在狂牛症爆發之後，產地追蹤原則一致被認為是重建食品加工業信心的最佳措施。然而，業者的不實欺騙手法卻反而彰顯了產地追蹤措施其實並不足以確保食品安全。
案例分析
這起案例首先表明了經濟活動的去疆域化不僅更加深遠，食品加工產業從此也被牽涉其中。從屠宰場到大型零售商，乃至於負責協調的買手，整個產業鏈都出現問題。這次涉入馬肉醜聞的業者因此有多達十餘家不同國籍的企業─包含賽普勒斯、法國、荷蘭、英國與羅馬尼亞等等─見證了食品工業成為由跨國企業掌控的複雜商業系統。此外，初步的調查結果亦顯示擔任中介的私人投資公司，在畜牧業者和食品加工廠中間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賽普勒斯的中盤商Draap Trading─由荷蘭籍的交易商主導─於2012年一月即曾經因為類似的事件而被控訴，在這次醜聞中再次成為主要的詐欺嫌犯。儘管這項食品醜聞目前仍侷限在「公共衛生危機」的範疇之內，但衍生的經濟損失已經非常重要：英國最大的零售商Tesco在醜聞揭露後其營業額隨即減少近三成，是近十年來最嚴重的損失。而第一個被媒體披露的冷凍食品集團Findus，則是面對品牌形象受創的危機。除了販售數量下滑，這家公司的形象，以及它所代表的冷凍食品產業，皆嚴重受損。
然而事件發展至今，各國主管機關處理的態度仍不明確，管制規範更因此顯得無能。事實上，政府主管機關一方面被迫必須安撫消費者的信心，宣稱將執行一系列的調查和強制措施，但另一方面卻也任由早已習慣自我掌控的食品業者自行解決危機。因此，受到醜聞波及的各國政府僅靠發言人說明回應：英國的環境部長公開指出這是一場國際的陰謀犯罪，法國的社會經濟和援助部長則是指控冷凍食品加工公司Spanghero「經濟詐騙」。然而，這些公開聲明旨在斥責這些「脫序」的業者，卻並未針對整個產業體系和規範的缺失提出檢討。部分環保人士和社團因此批評業者和政府間可能存在某種秘密協議。除了各國政府相關主管機關欠缺處理危機的方法，歐盟各國政府也因為彼此間的協調管道不順暢而產生衝突，如法國和愛爾蘭政府即因為這次醜聞導致雙方關係一度緊張。
整體而言，反覆出現的欺騙案件突顯了整個食品加工產業的責任歸屬問題，尤其是食品的運輸甚至是走私問題。這起事件因而再次打擊了在1990年代建立的食品產地追蹤原則。這項措施旨在拉近畜牧和糧食生產業者和消費者間的距離，但必須要有企業的主動配合，在獲利和提高生產效率等目標以外，業者還必須考量到相關生產技術的正當性。因此，產地追蹤雖然是管制的方式之一，但也讓整個食品產業朝工業化模式發展，長遠來看並非良策。整個食品產業的管制系統若不進行徹底的改革，由這起醜聞被揭發出的企業謀利掠奪策略似乎應證了經濟和金融體系全球化所帶來的又一個負面影響。
參考資料
Aginam Obijiofor, Hansen Christina, « Food Safety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Policy Brief (6), 2008.
Andreff Wladimir (Éd.), La Mondialisation, stade suprême du capitalisme, Paris, PUN, 2013.
Granjou Cécile, « L’introduction de la traçabilité dans la filière de la viande bovine »,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115), 2003, pp. 327-342.
Hugon Philippe, Michalet Charles-Albert (Éds.), Les Nouvelles régulations de l’économie mondiale, Paris, Karthala, 2005.
Site de la DGCCRF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Concurrence, de la Consommation et de la Répression des Fraudes) : http://www.economie.gouv.fr/dgccrf/viande-cheval-dans-plats-cuisines-0 [27 mars 2013].
Mar 20, 2013 | 出版品, 出版書籍
法國「跨國主義研究中心」匯集探討 2012 年國際時事的分析與評論。這些簡潔扼 要的分析與評論,有助於讀者了解目前國際舞台上的權力架構。首先,本書前六篇文 章突顯了國際關係中象徵性資源的權力,它們每每在關鍵時刻中發揮重要的功能。接 著,我們探討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尤其是發展政策對社會經濟的衝擊,因為新 興國家為了在國際市場上豪奪獵取,甚至不惜破壞環境生態與公共衛生。
本書亦頗析了全球性問題的去疆域化,因為所謂的全球治理實質上並不存在。當 然,有時候這個情況能帶來正面的影響,尤其是在人權和個人自由的拓展方面。最後, 本書的最後一章彰顯了全球所有國家政府的脆弱化。其實,無論是瀕臨崩潰的國家, 如馬利,又或是目前正在成形的國家,如巴勒斯坦,甚至是霸權美國,我們都可以提 出同樣的觀察:所有國家都參與了現今混亂的國際局勢(chaos international)。
Feb 12, 2013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安全, 建構主義
Thomas Lindemann
張瀞云譯
Passage au crible n°85
Pixabay
北韓剛剛在2013年2月12日進行了新的核子試爆。這是繼2006年與2009年之後的第三次核試爆。聯合國安理會為此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
北韓早在2012 年12月12 日就進行了一次導彈試射，以彈道飛彈技術發射了一枚衛星。這個行動已遭到聯合國安理會的制裁。在2013年1月25日，北韓政府甚至威脅，倘若南韓參與聯合國對北韓的經濟制裁，就要對南韓進行軍事攻擊。儘管相關的制裁措施因為中國政府的要求而減輕― 像是對於特定海外僑民與海外公司的資產凍結， 北韓官方的反應仍然非常地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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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
在蘇聯的幫助下，北韓這個國家在二次大戰後反抗日本統治的背景下成立。接著北韓政權漸漸地擺脫其保護者蘇聯與中國的束縛，並發展出一個封閉而專制的政治體系。北韓政體在意識形態上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更引起了許多的國際危機。此外，南韓在北韓海岸附近實行的軍事演習則是造成2010年 12月兩國之間有限的軍事衝突的根源。
理論框架
就建構主義的研究角度來說，行為者的利益並不存在於利益的本身，而是由集體信念塑造而成，這個集體信念則是透過行為者的互動而建立。就北韓領導者而言，他們的行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捍衛一個「充滿戲劇性的腳本」，這個腳本解釋了他們「英雄式的行動」。在這個情況下，戲劇性的腳本這個詞語意味著北韓昭然若揭的信念，他們相信透過這個劇本就能夠在國際舞台上體現北韓的優勢。而這壯觀的自我表演(參考學者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論述)，卻處於脆弱而不穩定的狀態，因為所有牽涉其中的國家都持續地對這個腳本的演出造成影響。北韓領導人所訴求的形象與國際社會所反映的形象並不一致，長期以來兩者的差異一直是觸發北韓驚人之舉的原因，而北韓的行動目的就是進一步肯定這個腳本的演出。這個戲劇性的腳本包含了以下兩個要素 :
一丶角色分配。倘若這個自我表演主要是建立在具有特殊威望領導人的正統性之上，政治決策者就更加必須在國際層面上承擔更大的風險，來證明自身非凡的特性。此外，倘若官方的論述是建立在無辜受害人的假想之上― 通常是鄉村村民、老年人、婦女和兒童，和平的選項就會輕易地被屏除，否則就會被視為懦弱的表現。最後，在故事情節中若有某些角色一直被認為是「懦弱的、挑釁的、麻木無情的」，就更可能會去合理化他們的報復行為。
二丶戲劇性的片段。當國家的歷史越是以受害者的角度來呈現，並且以簡單的戲劇片段來展現― 侵略(日本帝國主義、美國帝國主義)、苦難(例如「慰安婦」)和反擊(游擊隊、閉關自守的政經體制)，則暴力行為越可能被正當化。倘若軍事力量的展現在戲劇腳本中成為司空見慣的、不可或缺的或甚至是一個光榮的舉動，這個行動也就更容易被正當合理化。當其他國家試圖要影響戲劇腳本的演出，這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就可能採取容易引發衝突的政策，因為對這個戲劇腳本的弱化會使領導者失去統治的正當性，也會傷害領導者的威望。
案例分析
「主體思想」(Juche)這個意識形態正式說來，它目的並非要在國際關係中取得支配領導的地位，這個思想旨在保護北韓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Chaju這個詞意指獨立自主)。這個僵化的思想讓北韓對於任何外來的質疑特別地敏感。我們應該注意到幾個例證 :在這個國家只從2008年開始開放使用手機，而與國外的通訊則是完全不可能。此外，所有的現象都顯示北韓的好鬥性都是為了防備異議思想的蔓延。因此在2011年12月，僅僅三棵放置於國界附近的簡單裝飾的聖誕樹就已經造成南北韓兩國之間緊張的局勢。金氏王朝不就是被開國者金日成與他太太金正淑以神化的方式來把此家族尊奉為世俗化的神 ?因此，北韓的曆法就是以金日成的出生年為北韓元年。但北韓統治的權威也同樣展現在建築方面，像是高達150公尺的主體思想塔，塔頂的火炬總長20公尺照亮著首都平壤。同樣地，綾羅島5月1日競技場可容納 十五萬名觀眾，這實際上是全世界最大的運動場。這樣驕傲自大的自我表演有助於我們理解北韓的挑釁舉動，因為新領導人金正恩需要藉由行動來向北韓菁英分子與北韓人民證明他神聖的血統。2012年12月12日的飛彈試射以及2013年2月12日的第三次核子試爆也因此可以被解讀為北韓領導人想要展現自己剛強有力的形象。一般其他國家對亞利安火箭的試射都是隔著特定的距離來拍攝，而北韓卻是隔非常近的距離來拍攝，因為此舉能更輕易地展現國家的氣勢。同樣地，這個火箭發射的速度也明顯地因為太過重要而無法遵照萬有引力定律來執行。最後，第三次的核子試爆也以極為轟動與挑釁的方式來執行，因為在北韓的世界觀裡，所有其他的國家都是永恆不變的敵對侵略者。所有的敵人都被抽象地定義為帝國主義者與愛好支配佔領的統治者。這個評定的標準仍然在於社會階層。在飛彈試射後，聯合國通過了經濟制裁，軍方也因此又再宣布了多項飛彈試射計畫與更高階的核子試驗計畫:這些決策都旨在與美國對抗，而美國正是北韓指定的頭號敵人。
如果北韓官方正式地譴責暴力，但武力的展現在這個國家卻也是常見的現象。北韓舉行的軍事遊行常常都是相當壯觀而轟動的，況且北韓擁有120萬士兵，其軍事力量屬於全世界第四強。北韓領導人的公開談話讓其他國家認為北韓並沒有意願要共同遵守禁用核武這個禁忌，反倒很明顯地把核武當作工具。2010年當時在任的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李英浩更表示，倘若帝國主義者與其追隨者侵犯到北韓國家主權與尊嚴，北韓就會動用核武。
基於北韓領導人對自傲自戀形象的維護與對武力的崇拜，其他國家很難勸阻北韓的挑釁舉動，即便北韓舉動的主要訴求對象是本國人民。而各國在未來能否成功制止北韓的挑釁行為，最終將取決於各國對抗北韓策略的高明與否。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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