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 5, 2013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人權
Michaël Cousin
趙偉婷 譯
Passage au crible n°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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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30日，俄國總統佛拉迪米·普丁 (Vladimir Poutine)頒布了一項法案禁止「向未成年人宣傳非傳統的性向關係」。這項法案目的在壓抑LGBTI (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變性及雙性人)活動份子使用公共空間用以請願、要求本身權益，目的在於防止「此類資訊傳遞可能引起未成年人對特別性向關係發展的興趣」。然而，此項新立法將引發破壞言論自由以及新聞自由的危機。並且，影響將不僅局限於俄羅斯人，更會牽連到在境內的外國人。
> 歷史回顧
> 理論框架
> 案例分析
> 參考資料
歷史回顧
2012年 9月27 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多數投票決議通過一向由俄羅斯發起「通過更良好的理解傳統人道價值，促進人權以及基本自由：最佳實踐方法」的決議案。此文案顯示莫斯科政府對LGBTI團體的深度反感，並且否絕了2008 年12月「國際人權法與性別取向和性別認同宣言」。
然而，在表決這項新條文時，理事會要求諮詢委員會繼續對傳統價值所扮演的的角色進行研究。此項報告的結果在去年3月公布。此份文件中，聯合國已明確警告反對各國政府使用「傳統價值」以區分或歧視特定族群。但這項聲明並沒有成功阻止俄羅斯國會在3個月後，投票通過另外一項立法，非常明顯地指出同性戀與雙性戀歸類於「非傳統」類別，而因此完全無視於國際人權法。
眾多不同的行為者介入此一議題並向莫斯科政府施壓，例如透過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要求普丁當局遵守奧委會包含多項保護性別取向和言論自由條款的規章。儘管如此，去年9月奧委會確認了，縱使俄羅斯政府持續在賽事之前、中間或之後執行破壞自由的措施，也將不會取消俄羅斯主辦下一屆2014年2月7日至23日在索棄(Sochi)的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資格。
此外，俄羅斯也被選為2018世界盃足球賽的主辦國。俄羅斯因此必須遵守國際足球總會（FIF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 de Football Association）所制定的守則中第3條款，保護參與者的性別取向;在此種情況下，國際足球總會已要求俄羅斯政府澄清其法律。同一時間，其他西方團體也採取對抗行動。其中一個例子是抵制俄國伏特加在同性戀酒吧或俱樂部販售，或是建立臉書頁面來抵制索棄奧運會。面對這些抗議動員，俄羅斯體育部長 Vitali Moutko，在2013年8 月事先沒有告知下發表聲明表示：「俄羅斯越是強悍，就越會得罪其他人。我們只是一個簡單的單一國家」。然而，此份言論暗藏了，針對特別性別取向的人們，將國家經濟體系和市民社會相互混淆。在此背景下，普丁政權下的反同性戀政策其實是史達林時期就已存在的觀念的延續，當時認為同性戀是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下固有的疾病。
理論框架
一、傳統價值的去歷史化與神話化。經過歷史淬鍊且被賦予普世價值的法律，自現在起應適用於全體人類社會，無論其文化根源為何。然而，此朝向單一化的原則卻經常被人民所誤解。事實上， 當新的國際規範加注於社會中時，人民將意識到他們的社會表徵(représentations sociales)遭受威脅。正是由於意識到規範、標準的喪失，來自社會內部的力量將重組以重述和發揚傳統價值。因此，這些抗議運動自視為傳統族群發言人，並宣稱被剝奪了身分意識。為了使這個立場合法化，他們利用傳統價值起源的神話，作為全球化進程下解決經濟、社會、文化問題的萬靈藥。
二、不一致的跨國性動員。跨國性抗議活動的成員，不僅包含各類組織團體，也包含了由個人所組成的網絡。但是，逐漸增加的參與者，雖有時能加強集體性活動的效益，但更常見的是導致意見分散、更頻繁的緊張局勢、甚至是衝突。跨國性的動員也因此相對被削弱。
案例分析
雖然俄羅斯在1993 年將同性戀除罪化，直至今日俄國的同性戀者在被認可為同性戀前，仍先顧慮「俄羅斯人」的身分。事實上，從世界開始消除反同性戀行動，並且頒佈「國際人權法與性別取向和性別認同宣言」時，俄羅斯如同其他多數國家，仍維持一貫反同性戀的政策立場。與此同時，同性戀者弱勢的局面仍持續惡化。
毫無疑問的，此為一種透過當權者衡量，建立於公民價值與喜好的鎮壓政策。事實上，俄羅斯政府為了逃避社會或經濟問題的辯論，轉移焦點，把同性戀議題當成代罪羔羊與被妖魔化的全球化相連結。藉此呼應部分非洲國家，如烏干達，認為同性戀者都是「白種人」，因此需要自我防衛的思維。最後，這些懲罰性的規定，也無法讓我們不喚起，在史達林統治時代，曾有數千名的同性戀者被送到古拉格。
在此新的法律規範下，不論是新聞媒體或是倡議團體都不能提及少數性別團體的存在。然而，市民社會原本就已被專制政權嚴重削弱，使得同性戀協會在現有秩序下力量薄弱; 尤其是，地方性與跨國性團體間的聯繫仍然相當脆弱。舉例來說，在奧林匹克委員會與國際足球總會的決定上，彼此間沒有建立任何協調性的抵制與施壓措施。同樣的，各個請願與國際上的公開接吻申援運動(kiss-in)也沒有匯集成一個全球性的抗議活動。跨國性運動的消退，合理解釋了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仍決議按照原訂計畫在索棄舉辦奧運，目前國際足總尚未做出任何決定。
參考資料
« Droits des LGBT et droits humains en Russie : l’inter-LGBT interpell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appelle à participer au rassemblement du 13 Septembre sur le Parvis des Droits de l’Homme », Inter-LGBT, 04/09/2013, http://www.inter-lgbt.org/spip.php?article1203
Laroche Joseph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2e éd., Paris, L.G.D.J, 2000
Siméant Johanna, « 6. La transnationalisation de l’action collective », in : Agrikoliansky Éric, Sommier Isabelle, Fillieule Olivier (Éds.), Penser les mouvements sociaux, Paris, La Découverte « Recherches », 2010, pp. 121-144.
Sep 24, 2013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全球化, 國際貿易
Alexandre Bohas
李若珊 譯
Passage au crible n°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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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歐盟為了達成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協議而展開談判，但因為在文化領域的歧見，於2013年的春天協商一度中斷。其實，在自由貿易協定計畫的初步談判過程，雙方意見不合。由於幾個歐洲國家的堅持，尤其是法國，限制自由放任政策 (laissez-faire, laissez-passer) 的態度總算再次得到確認。
> Rappel historique
> Cadrage théorique
> Analyse
> Références
Rappel historique
在國際貿易協定談判中，一國對某一產業堅持其訴求，最早的例子來自法國，緣起於1946年簽訂且引起諸多爭議的「布魯—拜尼斯協定」(Accords Blum-Byrnes) 。巴黎與華盛頓簽署的這項協定宣告法國電影補助政策的終結，但法國換得美國提供戰後重建的援助。1990年代期間，這項跨大西洋的爭議重新出現在國際談判桌上，如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烏拉圭回合和多邊投資協定 (Accord Multilatéral d’Investissement)。這些衝突一再顯示出兩個評價電影的對立觀點：其一將電影視為娛樂，另一則將電影歸類為藝術。
如此對立促成了支持文化多樣性的跨國聯盟的成立，其組成分子包含了國家政府，如法國和加拿大，以及其他非官方團體，如影視產業從業人員的代表。首先，它的主要作為在於爭取電影成為獨立於世界貿易組織管轄權之外的特殊產業，以讓各國政府有權利限定進口電影配額的數量，並制訂電影產業補助政策。之後，它致力將此原則納入國際法上，如2002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簽署的「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以及在2005年通過的「保護和促進文化表達多樣性公約」。
Cadrage théorique
受爭議的文化全球化。儘管我們已能理解全球化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層面的衝擊，但受到唯物主義的潛在影響，全球化對我們的習慣和行為的衝擊卻仍被低估、甚至忽略。究其原因，或來自個人接收訊息的差異(Liebs, Katz)，或由於以國家民族意識為主的思考模式仍根深蒂固(Smith)，或由於對文化性商品影響力的忽視。全球化所帶來的結構性改變強化了個人在文化層次的相互連結，儘管這個改變不是持續性的，我們仍然可以在行為、共同的意識形態上觀察出來，以及對一部分人來說，一份隱約處於同個世界的歸屬感(Rovertson, Beck)。
以主權為基礎的知識結構。被中世紀法學家定義為最終的權力，「共和國的絕對權力」(Boudin)，主權是現實主義的理論根基(Morgenthau)，因為主權，國家成為國際舞台上的基本單位。拒絕承認跨國權力關係的存在─跨越國界且在不等程度上連結各個社會 (Emmanuel, Wallerstein)，主權給予國家保存其文化自治的合法性，但這所謂的文化自主今日已受到全球化的強烈挑戰(Laroche, Bohas)。
Analyse
文化例外 (L’exception culturelle) 運動的訴求建立於三個層面上：文化、政治與經濟。首先，在各項劇變導致全球受到壓縮衝擊的情況下，文化例外旨在保障每個民族的身分認同。保護個人的價值和規範似乎是絕對必要的。同時，許多國家認為身分意識的保存必須依靠文化的創作，無論是美術、文學或是影視創作。然而，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各國影視創作受到好萊塢資本主義霸權的嚴重威脅。接著，在政治層面上，在烏拉圭回合的談判中(波蘭格但斯克，1993年11月)，當時的法國總統密特朗曾表示：「其中的關鍵議題，是對國家的文化認同，每個民族都有權利享有自己的文化」。最後，影視產業與其衍生商品是有形與無形「世界經濟」的傳播媒介。換句換說，影視作品藉由創作出新的生活形式，可促成一種文明的統治。
就是掌握生活方式的文明權利。
然而，僅靠文化例外就足以支持認同文化多樣性的想像共同體的凝聚力？如果文化例外確實保障了若干國家的電影產業的生存，但卻無力鼓勵文化多樣性的發展。很明顯地，大部分國家的電影都不受當地民眾的支持，從業人員則為了資金疲於奔命。相反地，僅有來自好萊塢的電影，由於其創作想像能獲得共鳴，而能在整個歐洲地區上映。結果，在電影領域，來自好萊塢的電影成為古老歐陸唯一共通指標。難道我們不該支持歐洲電影長片在歐洲國家之間的流通，且不論是透過電影院放映或是電視頻道。
更廣泛地說，如同後現代主義思想家所強調的，由美國電影所創造的想像和象徵性文化已滲透進消費性社會當中。此外，加州的創新科技與產品掌控了資訊與通訊科技，也就說掌控了知識傳播的關鍵，而傳達一種既定的思維模式與意識形態，並且認為這就是全球共通的價值。在這些條件之下，難道僅靠限制他國電影進口就足以維護本國電影的創作和行銷嗎？已不適用的進口配額制度與國界限制可能造成歐洲各國電影的衰退或邊緣化，然而，在歐盟引導之下，文化領域仍有非常大的運用空間，大企業、研究中心和地方政府都應該投入。在這邊仍須強調，文化多樣性的維護不能只局限於電影產業。同時也需要從政治、社會與經濟三方面思考出一個多元框架，讓新興和已開發國家，透過它們的影響力，能共同定義所謂的全球知識。
在自由貿易中，文化例外似乎仍是最根本的原則之一，但文化例外卻又不足以維護文化的多樣性， 因為文化商品涉及多項不同的領域，而從事業者其實不再擁有主導權。
Références
Arrighi Emmanuel, L’Échange inégal, Paris, Maspéro, 1969.
Bauer Anne, « Libre-échange : l’exception culturelle sauvegardée », Les Échos, 15 juin 2013.
Beck Ulrich, Cosmopolitan Vis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Laroche Josepha, Bohas Alexandre, Canal+ et les majors américaines. Une vision désenchantée du cinema-monde, 2e éd., Paris, L’Harmattan, 2008.
Morgenthau Hans,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48.
Robertson Roland, Globalization :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Smith Anthon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Wallerstein Immanuel, Comprendre le monde. Introduction à l’analyse des systèmes-mond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6.
Sep 10, 2013 | Théorie En Marche (chinois trad), 研究分享
結合國際關係與政治哲學兩門學科的理論分析基礎，作者以為當前的全球局勢在政治層面朝向整合統一的方向發展。在這個歷史轉折時刻，他指出造成這項趨勢的原因。其中是否與國家政府間愈趨緊密的關係相關？透過何種形式的官方機制，目的為何：法律正義、和平？為了回應這些問題，F. Ramel回到各個主要學派的立論，以更全面地釐清當前全球局勢的特徵。本書有助於讀者更正確地解讀國際上目前發生的爭議。且不論這些爭議來自世界主義 (cosmopolitisme) 與社群主義 (communautarisme) 間的對立，或是我們意識到短期內難以擺脫的悲觀願景，又或是人道主義被賦予一個新的地位，無論如何，衝突的癥結總是回到幾百年來介於普世價值與個人利益兩個觀點之間。
Frédéric Ramel, L’Attraction mondiale, Paris, Presses de Sc. Po, 287 p., (含24頁書目與索引).
Jul 8, 2013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全球化, 國際貿易
Alexandre Bohas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90
對照西方眾多汽車製造業者正面臨空前的危機，福斯集團的營收能持續穩健地成長，成為業界的一個罕例。其實，福斯汽車不僅代表了德國工業的實力，它的成功更受惠於德國在全球製造業的名聲。在討論全球化經濟的同時，重新檢視以國家思考為主軸的生產機制也顯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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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pel historique
成立於1936年，福斯集團直到二戰之後靠著金龜車才取得成功，而金龜車其實長久以來是福斯汽車生產的唯一車款。直到1970年代，福斯才開始擴充車系，隨著Golf、Polo與Passat等經典車款上市，福斯逐漸建立今日的規模。
六十多年來，福斯成為全球第三大汽車製造業者─在豐田(Toyota)與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之後，營業額於2012年達到1927億歐元，淨獲利達217億歐元。福斯集團旗下擁有最知名的汽車品牌，如奧迪(Audi)、保時捷(Porsche)、布卡提(Bugatti)和賓利(Bentley)，集團的年度總銷售達到900萬輛汽車，其中福斯品牌車款占740萬輛 。福斯汽車在拉丁美洲和亞洲市場實力雄厚，尤其在中國的市占率接近21% ，而在美國市場，儘管面對美國大廠的競爭，也擁穩固的基礎。此外，福斯汽車的生產線也已全球化，計有100個工廠分布於27個國家。總部位於沃爾夫福斯堡(Wolfsburg) 的福斯集團的目標為在2018年賣出1000萬輛車並成為全球第一大業者。
Cadrage théorique
國家民族意識呈現的延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定義這個概念如「施行的措施在未預期的時間點發揮成效，或是執行的動作明顯地不符合當前的情況，這一類意識持續的情況」 ，此一現象可用來解釋一個國家如何依靠其擅長某一領域的形象，長久以來爭取認同與好感。一國在某一領域掌握優勢的情況其實已被跨國生產模式所影響，傳統單一國家自主的思考模式遭受挑戰。但跨國企業了解到消費者對國家形象認知短時間內不會改變，進而運用消費者對這些國家保有的既定印象，並同時以全球化的思維設計、生產並銷售商品。因此，在此需觀察跨國企業如何利用消費者對一國的故有形象，執行不符合實際生產模式的行銷策略。
藝術資本主義(capitalisme artiste)的來臨 。延續後現代主義思考，許多作者已經探討過經濟和藝術因素如何影響具創造性和藝術性商品和服務的消費。此一現象突顯出現在的消費者追求「美化日常生活」 。因此，我們應該納入當代社會此一新的特徵，但同時也要避免對此類消費行為作出負面評斷。
Analyse
對於設計和生產都已全球化的商品，持續傳達其為特定一國製造的作法，其實令人詫異，但跨國公司仍盡其所能透過各項行銷策略來維持這個迷思。幾年來，福斯品牌的汽車使用「Das Auto」作為國際上的宣傳標語─彷彿德國生產足以保證品質─，甚至直接利用德國在科技領域的獨佔優勢(die deutsche Qualität)。福斯的這項策略可說是在特定產業領域的代表性行銷方式。然而，福斯對於經典車型的設計和命名，採用的其實是保守的策略，重點在於突顯各車系嚴謹的外型設計以及細心維護的品質。舉例來說，傳奇車款Golf自1970年來並未有重大的演變，但卻同時轉變成高階車款，設計納入最新的科技並講究各項細節。
十九世紀末，英國政府把來自德國的商品貼上德國製造(Made in Germany)的標籤。英國政府希望藉此激起人民的愛國心，降低德國商品的進口。但結果卻不同預期。德國製造的標籤成為消費者的購買依據，甚至加強了購買動機。同樣地，法國製造(Made in France)則在高級料理、奢侈品和高級訂製服領域享有盛名。就經濟學觀點，這類具象徵性的標記由於能在消費者購買時發揮影響力，並能增加產品的價值和獲利。就文化層面上，德國製造和法國製造標籤能提升產品的競爭力。
我們也觀察到，在德、法兩國各自擅長的領域，以國家為中心的宣傳訴求能在全球領域取得共鳴，尤其在市場產品爆滿的情況下，文化、社會與象徵性的層面成為突顯與競爭對手不同的關鍵。正因如此，矛盾的是，福斯集團最暢銷的車款，其特點在於昂貴的售價和高度強調的德國血統。相對地，福斯集團近期併購的喜悅汽車(Seat)與Skoda，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的汽車製造商則遭受金融危機的猛烈衝擊：由於缺乏具吸引力、能激起消費者想像空間的訴求，這些製造商只能靠位在新興國家設廠生產的低價車款在市場上競爭。
再者，國家民族形象的延續，對逝去時光的追憶，可幫助我們了解某些當代的反常現象。這個對國家印象的持續可激發出不符合經濟和社會實際狀態的行為，何況當今經濟和社會的演變持續改變我們的生活模式和生產機制。因此，這個概念有助於了解為何面對環境問題時出現遲疑，歐盟執委會為何無法維護歐盟整體的利益，以及「逐漸壓縮的地球所帶來的無可抵擋的壓力」如何造成各社群間上升的意識對立。
藉由國家形象和象徵價值的運用，德國製造的商品持續在全球市場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但這些建立於感知、信任與宣傳操作的無形價值其實無法反映出當今全球分工、鏈結的生產模式。標榜德國製造的商品，繼承其長久以來的歷史價值，但與當前面臨重大轉變的全球化並不一致。
Références
Bourdieu Pierre, Le Sens pratiqu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0, pp. 104-105.
DeJean Joan, The Essence of Style. How the French Invented High Fashion, Fine Food, Chic Cafés, Style, Sophistication and Glamour, New York, Free Press, 2006.
Duval Guillaume, Made in Germany. Le modèle allemand au-delà des mythes, Paris, Seuil, 2013.
Featherstone Mik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res, Sage, 1991, p. 71.
Laroche Josepha, La Brutalisation du monde. Du retrait des États à la décivilisation, Montréal, Liber, 2012.
« Le Grand Bond en avant de Volkswagen et ses résultats vertigineux », Le Point.fr, 14 mars 2013.
Lipovestky Gilles, Serroy Jean, L’Esthétisation du monde. Vivre à l’âge du capitalisme artiste, Paris, Gallimard, 2013.
Normand Jean-Michel, « Les vaches sacrées se portent bien », Le Monde, 15 fév. 2013.
Volkswagen A.G., Experience D[r]iversity, Rapport annuel 2012, disponible sur le site web suivant : www.volkswagenag.com.
Jun 18, 2013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TR), 安全, 網路
Adrien Cherqui
孫建庚 譯
Passage au crible n°89
Source: Wikimedia
最近幾天，美國的棱鏡計劃 (PRISM, Planning Tool for Resource Integration, Synchronization and Management)，集資訊整合，同步管理的電子監聽項目，從互聯網上獲取信息數據，成為國際各大新聞媒體的頭條新聞。那些著名標誌性的公司，如Google、Facebook、微軟、雅虎、AOL或電話運營商威訊(Verizon)均為美國安全機構提供訪問數據庫的許可。換句話說，美國情報機構已獲取了電話，電子郵件，照片，視頻以及其他信息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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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pel historique
2013年3月12日，美國國會宣布，美國國家安全負責人─同時也是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局長和網絡司令部司令 ─基思‧亞歷山大(Keith Alexander)將軍將組建由程序設計師和計算機專家共同組成的13支部隊，任務是保護美國的網絡免受來自外國的攻擊。這是歐巴馬政府首次公開承認一項國防戰略的構建和發展。幾個星期後，五角大樓官員向法新社證實，來自中國的駭客曾闖入美國網絡系統，並進入近30個國防科技項目和40個軍事武器裝備計劃─其中包括「愛國者」飛彈─同樣還有「宙斯盾」巡洋艦的反導系統和F35隱身戰鬥機，F/A-18「大黃蜂」艦載戰鬥機和黑鷹直升機項目。自2013年5月20日開始逃亡生涯的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分析師─愛德華‧斯諾登在香港告訴媒體，美國國家安全局入侵中國電腦並公開揭露棱鏡計劃(PRISM)的存在。2007年設立的這項監聽計劃授權並允許通過互聯網獲取信息。在眾多被入侵的機構中，包括香港大學和它的互聯網交換點(IXP : 一種有形的計算機網絡基礎設施可以為網絡服務商接入網絡來交換來自不同網絡之間的網絡資訊)。
Cadrage théorique
一、特定形態(configuration)。根據諾伯特‧伊利亞斯(Norbert Elias)，特定形態是指個體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這個概念超越了通常由社會科學以傳統二分法確立的個體和社會之間形成的固有矛盾。這一術語在這裡是指相互依存且保持持久變化的復雜關係。
二、霸權(hégémonie)。美國通過與一些跨國公司建立多方協作關係奠定了它的數字霸權地位，擁有將自己的規則和協定強加給國際舞台上其他重要成員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也就是說強勢美國在保護和鞏固美國大企業在數字信息化服務和新技術領域的壟斷和控制的同時，確立其網絡霸主的地位。
Analyse
顯而易見，信息與通信新科技的發展和互聯網的普及為溝通和互動提供了新的途徑。對於馬塞爾‧莫斯 (Marcel Mauss)而言，科技學(technologie)─他將其定義為研究科技的學科─是社會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領會科技增長和國際關系中的科技影響力這些概念，將會更好地了理解這一領域因受推動而產生的快速劇變。當前，人們正經歷著借助數字網絡空間社群，社交網絡，如Facebook，Twitter，或者論壇所形成的思想意識，身份認同和行為實踐的跨國化。
風險的概念構成了一個國家政治問題，強調在某些方面一些技術變革對某些社會團體而言意味著一種潛在的威脅(Ulrich Bech)。利用這一概念，美國合法化在壟斷合法有形暴力的基礎上設立的安全政策(Max Weber)。在人人都可以在互聯網上自由表達的時代，對於企業和國家來說，信息數據變得尤為重要。無論是埃獅龍網絡(Echelon)─由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情報機構聯合操縱的全球通信攔截系統─還是最近的棱鏡計劃(PRISM)，這些監控計劃並不是人們意想不到的新生事物。早在十八世紀，英國人邊沁(Bentham)便構想設計一個可以秘密監視囚犯的圓形監獄(panoptique)，這與棱鏡計劃(PRISM)通過向世界各地用戶提供網絡服務的美國大公司獲取個人信息數據如出一轍。這項計劃制訂旨在便於美國情報機構能夠獲取大量的機密信息數據。公私機構臨時性協同行動一起監控並獲取與網絡服務商如谷歌或雅虎的用戶相關的信息數據。棱鏡計劃(PRISM) 就屬於私人機構與政府部門協作，共同構成具有相互依存與合作這一特定形態的公私混合關系的產物。如此一來，公有與私營間壁壘的消失，也凸顯了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從而達到在同類角色間強化操縱管理的順利進行。因此，從現在開始人們將會看到在重新構建的國際秩序中，國家統治者與其他參與方互動協作配合，彼此之間或多或少變得相互依存。然而，這種合作伙伴關系並不是無足輕重，因為它有助於強化美國的網絡空間霸權。事實上，在霸權聯盟體系(Gramsci)框架內，這些跨國公司不僅為美國國家權利部門提供必要資源，同時還特許它們有權訪問矽谷(Silicon Valley) 數據庫。基於它們協作配合，美國制訂了一項在全球範圍內秘密獲取個人信息數據的戰略。由於使用的不斷增加，幾乎壟斷了全球數字信息化服務供應的這些美國公司幫助國家將這一戰略變為現實。
這種方式的使用，揭示了面對國家機器日漸無所不知，個體和國家在自由上存在的弱點。這就是為什麼像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美國保護公民自由的主要黨派之一) 這樣的協會組織極力反對美國政府對個人信息數據的搜集，並已提起訴訟以抗議這個監視計劃。這些激烈的反應顯現出在看似本沒有直接關連的組織和個體之間的團結互助關系。因此，可以看到一個由多方參與而且規模龐大的特定形態的形成，在這種形態下，私有團體與美國政府通力合作通過棱鏡計劃(PRISM)監控公民和網絡用戶。
網絡監控的蔓延說明了一個雙重現像：針對的政治對象無論規模大小，間諜活動都在不斷強化。愛德華‧斯諾登發出的警示不是闡明了美國非法入侵的對象不僅是中國的電腦，還包括類似香港的IXP這樣的網絡基礎設施嗎？最後，美國在數字空間領域的霸主地位根本取決於美國政府與私營機構所建立的關系。更確切地說，它著重指出由國家權力機構與大型跨國公司之間締結的紐帶關系，這些公司為國家權力機構提供資源，並支持其扮演主導控制的角色，目前,我們正關注這種控制影響力的發展。
Références
Arquilla John, Ronfeldt David, « Cyberwar is Coming! », Comparative Strategy, 12 (2), 1993, p. 141-165.
Assange Julian, « L’avancée des technologies de l’information annonce la fin de la vie privée », Le Monde, 7 juin 2013, disponible à la page : http://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13/06/07/le-fardeau-du-geek-blanc_3426437_3232.html
Mauss Marcel, Techniques, technologies et civilisation, Paris, PUF, 2012.
Mazzetti Mark, Sanger David E., « Security Leader Says U.S. Would Retaliate Against Cyberattacks», The New York Times, 12 mars 2013, disponible à la page: http://www.nytimes.com/2013/03/13/us/intelligence-official-warns-congress-that-cyberattacks-pose-threat-to-us.html?_r=2&
Rosenau James N., Sign J. P. (Ed.), Informations Technologies and Global Politics, The Changing Scope of Power and Governa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Samaan Jean-Loup, « Mythes et réalités des cyberguerres », Politique étrangère, 4, 2008, p. 829-8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