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 5, 2013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人权
Michaël Cousin
赵伟婷 译
Passage au crible n°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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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30日，俄国总统佛拉迪米•普丁 (Vladimir Poutine) 颁布了一项法案禁止「向未成年人宣传非传统的性向关系」。这项法案目的在压抑LGBTI(女同性恋丶男同性恋丶双性恋丶变性及双性人)活动份子使用公共空间用以请愿丶要求本身权益，目的在於防止「此类资讯传递可能引起未成年人对特别性向关系发展的兴趣」。然而，此项新立法将引发破坏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的危机。并且，影响将不仅局限於俄罗斯人，更会牵连到在境内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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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2012年 9月27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数投票决议通过一向由俄罗斯发起「通过更良好的理解传统人道价值，促进人权以及基本自由：最佳实践方法」的决议案。此文案显示莫斯科政府对LGBTI团体的深度反感，并且否绝了2008 年12月「国际人权法与性别取向和性别认同宣言」。
然而，在表决这项新条文时，理事会要求谘询委员会继续对传统价值所扮演的的角色进行研究。此项报告的结果在去年3月公布。此份文件中，联合国已明确警告反对各国政府使用「传统价值」以区分或歧视特定族群。但这项声明并没有成功阻止俄罗斯国会在3个月後，投票通过另外一项立法，非常明显地指出同性恋与双性恋归类於「非传统」类别，而因此完全无视於国际人权法。
众多不同的行为者介入此一议题并向莫斯科政府施压，例如透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要求普丁当局遵守奥委会包含多项保护性别取向和言论自由条款的规章。尽管如此，去年9月奥委会确认了，纵使俄罗斯政府持续在赛事之前丶中间或之後执行破坏自由的措施，也将不会取消俄罗斯主办下一届2014年2月7日至23日在索弃(Sochi)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资格。
此外，俄罗斯也被选为2018世界杯足球赛的主办国。俄罗斯因此必须遵守国际足球总会（FIF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 de Football Association）所制定的守则中第3条款，保护参与者的性别取向;在此种情况下，国际足球总会已要求俄罗斯政府澄清其法律。同一时间，其他西方团体也采取对抗行动。其中一个例子是抵制俄国伏特加在同性恋酒吧或俱乐部贩售，或是建立脸书页面来抵制索弃奥运会。面对这些抗议动员，俄罗斯体育部长 Vitali Moutko，在2013年8 月事先没有告知下发表声明表示：「俄罗斯越是强悍，就越会得罪其他人。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单一国家」。然而，此份言论暗藏了，针对特别性别取向的人们，将国家经济体系和市民社会相互混淆。在此背景下，普丁政权下的反同性恋政策其实是史达林时期就已存在的观念的延续，当时认为同性恋是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下固有的疾病。
理论框架
一、传统价值的去历史化与神话化。经过历史淬炼且被赋予普世价值的法律，自现在起应适用於全体人类社会，无论其文化根源为何。然而，此朝向单一化的原则却经常被人民所误解。事实上， 当新的国际规范加注於社会中时，人民将意识到他们的社会表徵(représentations sociales)遭受威胁。正是由於意识到规范丶标准的丧失，来自社会内部的力量将重组以重述和发扬传统价值。因此，这些抗议运动自视为传统族群发言人，并宣称被剥夺了身分意识。为了使这个立场合法化，他们利用传统价值起源的神话，作为全球化进程下解决经济丶社会丶文化问题的万灵药。
二、不一致的跨国性动员。跨国性抗议活动的成员，不仅包含各类组织团体，也包含了由个人所组成的网络。但是，逐渐增加的参与者，虽有时能加强集体性活动的效益，但更常见的是导致意见分散丶更频繁的紧张局势丶甚至是冲突。跨国性的动员也因此相对被削弱。
案例分析
虽然俄罗斯在1993 年将同性恋除罪化，直至今日俄国的同性恋者在被认可为同性恋前，仍先顾虑「俄罗斯人」的身分。事实上，从世界开始消除反同性恋行动，并且颁布「国际人权法与性别取向和性别认同宣言」时，俄罗斯如同其他多数国家，仍维持一贯反同性恋的政策立场。与此同时，同性恋者弱势的局面仍持续恶化。
毫无疑问的，此为一种透过当权者衡量，建立於公民价值与喜好的镇压政策。事实上，俄罗斯政府为了逃避社会或经济问题的辩论，转移焦点，把同性恋议题当成代罪羔羊与被妖魔化的全球化相连结。藉此呼应部分非洲国家，如乌干达，认为同性恋者都是「白种人」，因此需要自我防卫的思维。最後，这些惩罚性的规定，也无法让我们不唤起，在史达林统治时代，曾有数千名的同性恋者被送到古拉格。
在此新的法律规范下，不论是新闻媒体或是倡议团体都不能提及少数性别团体的存在。然而，市民社会原本就已被专制政权严重削弱，使得同性恋协会在现有秩序下力量薄弱; 尤其是，地方性与跨国性团体间的联系仍然相当脆弱。举例来说，在奥林匹克委员会与国际足球总会的决定上，彼此间没有建立任何协调性的抵制与施压措施。同样的，各个请愿与国际上的公开接吻申援运动(kiss-in)也没有汇集成一个全球性的抗议活动。跨国性运动的消退，合理解释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仍决议按照原订计画在索弃举办奥运，目前国际足总尚未做出任何决定。
参考資料
« Droits des LGBT et droits humains en Russie : l’inter-LGBT interpell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appelle à participer au rassemblement du 13 Septembre sur le Parvis des Droits de l’Homme », Inter-LGBT, 04/09/2013, http://www.inter-lgbt.org/spip.php?article1203
Laroche Joseph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2e éd., Paris, L.G.D.J, 2000
Siméant Johanna, « 6. La transnationalisation de l’action collective », in : Agrikoliansky Éric, Sommier Isabelle, Fillieule Olivier (Éds.), Penser les mouvements sociaux, Paris, La Découverte « Recherches », 2010, pp. 121-144.
Sep 24, 2013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全球化, 国际贸易
Alexandre Bohas
李若珊 译
Passage au crible n°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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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欧盟为了达成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议而展开谈判，但因为在文化领域的歧见，於2013年的春天协商一度中断。其实，在自由贸易协定计画的初步谈判过程，双方意见不合。由於几个欧洲国家的坚持，尤其是法国，限制自由放任政策 (laisser-faire, laissez-passer) 的态度总算再次得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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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在国际贸易协定谈判中，一国对某一产业坚持其诉求，最早的例子来自法国，缘起於1946年签订且引起诸多争议的「布鲁—拜尼斯协定」(Accords Blum-Byrnes) 。巴黎与华盛顿签署的这项协定宣告法国电影补助政策的终结，但法国换得美国提供战後重建的援助。1990年代期间，这项跨大西洋的争议重新出现在国际谈判桌上，如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和多边投资协定 (Accord Multilatéral d’Investissement)。这些冲突一再显示出两个评价电影的对立观点：其一将电影视为娱乐，另一则将电影归类为艺术。
如此对立促成了支持文化多样性的跨国联盟的成立，其组成分子包含了国家政府，如法国和加拿大，以及其他非官方团体，如影视产业从业人员的代表。首先，它的主要作为在於争取电影成为独立於世界贸易组织管辖权之外的特殊产业，以让各国政府有权利限定进口电影配额的数量，并制订电影产业补助政策。之後，它致力将此原则纳入国际法上，如200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签署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以及在2005年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
理论框架
受争议的文化全球化。受争议的文化全球化。尽管我们已能理解全球化在经济丶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冲击，但受到唯物主义的潜在影响，全球化对我们的习惯和行为的冲击却仍被低估丶甚至忽略。究其原因，或来自个人接收讯息的差异(Liebs, Katz)，或由於以国家民族意识为主的思考模式仍根深蒂固(Smith)，或由於对文化性商品影响力的忽视。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构性改变强化了个人在文化层次的相互连结，尽管这个改变不是持续性的，我们仍然可以在行为丶共同的意识形态上观察出来，以及对一部分人来说，一份隐约处於同个世界的归属感(Rovertson, Beck)。
以主权为基础的知识结构。被中世纪法学家定义为最终的权力，「共和国的绝对权力」(Boudin)，主权是现实主义的理论根基(Morgenthau)，因为主权，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基本单位。拒绝承认跨国权力关系的存在─跨越国界且在不等程度上连结各个社会 (Emmanuel, Wallerstein)，主权给予国家保存其文化自治的合法性，但这所谓的文化自主今日已受到全球化的强烈挑战 (Laroche, Bohas)。
案例分析
文化例外(L’exception culturelle) 运动的诉求建立於三个层面上：文化丶政治与经济。首先，在各项剧变导致全球受到压缩冲击的情况下，文化例外旨在保障每个民族的身分认同。保护个人的价值和规范似乎是绝对必要的。同时，许多国家认为身分意识的保存必须依靠文化的创作，无论是美术丶文学或是影视创作。然而，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各国影视创作受到好莱坞资本主义霸权的严重威胁。接着，在政治层面上，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波兰格但斯克，1993年11月)，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曾表示：「其中的关键议题，是对国家的文化认同，每个民族都有权利享有自己的文化」。最後，影视产业与其衍生商品是有形与无形「世界经济」的传播媒介。换句换说，影视作品藉由创作出新的生活形式，可促成一种文明的统治。
就是掌握生活方式的文明权利。
然而，仅靠文化例外就足以支持认同文化多样性的想像共同体的凝聚力？如果文化例外确实保障了若干国家的电影产业的生存，但却无力鼓励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很明显地，大部分国家的电影都不受当地民众的支持，从业人员则为了资金疲於奔命。相反地，仅有来自好莱坞的电影，由於其创作想像能获得共鸣，而能在整个欧洲地区上映。结果，在电影领域，来自好莱坞的电影成为古老欧陆唯一共通指标。难道我们不该支持欧洲电影长片在欧洲国家之间的流通，且不论是透过电影院放映或是电视频道。
更广泛地说，如同後现代主义思想家所强调的，由美国电影所创造的想像和象徵性文化已渗透进消费性社会当中。此外，加州的创新科技与产品掌控了资讯与通讯科技，也就说掌控了知识传播的关键，而传达一种既定的思维模式与意识形态，并且认为这就是全球共通的价值。在这些条件之下，难道仅靠限制他国电影进口就足以维护本国电影的创作和行销吗？已不适用的进口配额制度与国界限制可能造成欧洲各国电影的衰退或边缘化，然而，在欧盟引导之下，文化领域仍有非常大的运用空间，大企业丶研究中心和地方政府都应该投入。在这边仍须强调，文化多样性的维护不能只局限於电影产业。同时也需要从政治丶社会与经济三方面思考出一个多元框架，让新兴和已开发国家，透过它们的影响力，能共同定义所谓的全球知识。
在自由贸易中，文化例外似乎仍是最根本的原则之一，但文化例外却又不足以维护文化的多样性， 因为文化商品涉及多项不同的领域，而从事业者其实不再拥有主导权。
参考資料
Arrighi Emmanuel, L’Échange inégal, Paris, Maspéro, 1969.
Bauer Anne, « Libre-échange : l’exception culturelle sauvegardée », Les Échos, 15 juin 2013.
Beck Ulrich, Cosmopolitan Vis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Laroche Josepha, Bohas Alexandre, Canal+ et les majors américaines. Une vision désenchantée du cinema-monde, 2e éd., Paris, L’Harmattan, 2008.
Morgenthau Hans,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48.
Robertson Roland, Globalization :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Smith Anthon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Wallerstein Immanuel, Comprendre le monde. Introduction à l’analyse des systèmes-mond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6.
Sep 10, 2013 | Théorie En Marche (chinois simpl), 研究分享
结合国际关系与政治哲学两门学科的理论分析基础，作者以为当前的全球局势在政治层面朝向整合统一的方向发展。在这个历史转折时刻，他指出造成这项趋势的原因。其中是否与国家政府间愈趋紧密的关系相关？透过何种形式的官方机制，目的为何：法律正义丶和平？为了回应这些问题，F. Ramel回到各个主要学派的立论，以更全面地厘清当前全球局势的特徵。本书有助於读者更正确地解读国际上目前发生的争议。且不论这些争议来自世界主义 (cosmopolitisme) 与社群主义 (communautarisme) 间的对立，或是我们意识到短期内难以摆脱的悲观愿景，又或是人道主义被赋予一个新的地位，无论如何，冲突的症结总是回到几百年来介於普世价值与个人利益两个观点之间。
Frédéric Ramel, L’Attraction mondiale, Paris, Presses de Sc. Po, 287 p., (含24页书目与索引).
Jul 8, 2013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全球化, 国际贸易
Alexandre Bohas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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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西方众多汽车制造业者正面临空前的危机，福斯集团的营收能持续稳健地成长，成为业界的一个罕例。其实，福斯汽车不仅代表了德国工业的实力，它的成功更受惠於德国在全球制造业的名声。在讨论全球化经济的同时，重新检视以国家思考为主轴的生产机制也显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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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成立於1936年，福斯集团直到二战之後靠着金龟车才取得成功，而金龟车其实长久以来是福斯汽车生产的唯一车款。直到1970年代，福斯才开始扩充车系，随着Golf丶Polo与Passat等经典车款上市，福斯逐渐建立今日的规模。
六十多年来，福斯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制造业者─在丰田(Toyota)与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之後，营业额於2012年达到1927亿欧元，净获利达217亿欧元。福斯集团旗下拥有最知名的汽车品牌，如奥迪(Audi)丶保时捷(Porsche)丶布卡提(Bugatti)和宾利(Bentley)，集团的年度总销售达到900万辆汽车，其中福斯品牌车款占740万辆1 。福斯汽车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市场实力雄厚，尤其在中国的市占率接近21% 2，而在美国市场，尽管面对美国大厂的竞争，也拥稳固的基础。此外，福斯汽车的生产线也已全球化，计有100个工厂分布於27个国家。总部位於沃尔夫福斯堡(Wolfsburg) 的福斯集团的目标为在2018年卖出1000万辆车并成为全球第一大业者。
理论框架
国家民族意识呈现的延续。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定义这个概念如「施行的措施在未预期的时间点发挥成效，或是执行的动作明显地不符合当前的情况，这一类意识持续的情况」3 ，此一现象可用来解释一个国家如何依靠其擅长某一领域的形象，长久以来争取认同与好感。一国在某一领域掌握优势的情况其实已被跨国生产模式所影响，传统单一国家自主的思考模式遭受挑战。但跨国企业了解到消费者对国家形象认知短时间内不会改变，进而运用消费者对这些国家保有的既定印象，并同时以全球化的思维设计丶生产并销售商品。因此，在此需观察跨国企业如何利用消费者对一国的故有形象，执行不符合实际生产模式的行销策略。
艺术资本主义(capitalisme artiste)的来临4 。延续後现代主义思考，许多作者已经探讨过经济和艺术因素如何影响具创造性和艺术性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此一现象突显出现在的消费者追求「美化日常生活」5 。因此，我们应该纳入当代社会此一新的特徵，但同时也要避免对此类消费行为作出负面评断。
案例分析
对於设计和生产都已全球化的商品，持续传达其为特定一国制造的作法，其实令人诧异，但跨国公司仍尽其所能透过各项行销策略来维持这个迷思。几年来，福斯品牌的汽车使用「Das Auto」作为国际上的宣传标语─彷佛德国生产足以保证品质─，甚至直接利用德国在科技领域的独占优势(die deutsche Qualität)。福斯的这项策略可说是在特定产业领域的代表性行销方式。然而，福斯对於经典车型的设计和命名，采用的其实是保守的策略，重点在於突显各车系严谨的外型设计以及细心维护的品质。举例来说，传奇车款Golf自1970年来并未有重大的演变，但却同时转变成高阶车款，设计纳入最新的科技并讲究各项细节。
十九世纪末，英国政府把来自德国的商品贴上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的标签。英国政府希望藉此激起人民的爱国心，降低德国商品的进口。但结果却不同预期。德国制造的标签成为消费者的购买依据，甚至加强了购买动机。同样地，法国制造(Made in France)则在高级料理丶奢侈品和高级订制服领域享有盛名。就经济学观点，这类具象徵性的标记由於能在消费者购买时发挥影响力，并能增加产品的价值和获利。就文化层面上，德国制造和法国制造标签能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我们也观察到，在德丶法两国各自擅长的领域，以国家为中心的宣传诉求能在全球领域取得共鸣，尤其在市场产品爆满的情况下，文化丶社会与象徵性的层面成为突显与竞争对手不同的关键。正因如此，矛盾的是，福斯集团最畅销的车款，其特点在於昂贵的售价和高度强调的德国血统。相对地，福斯集团近期并购的喜悦汽车(Seat)与Skoda，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汽车制造商则遭受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由於缺乏具吸引力丶能激起消费者想像空间的诉求，这些制造商只能靠位在新兴国家设厂生产的低价车款在市场上竞争。
再者，国家民族形象的延续，对逝去时光的追忆，可帮助我们了解某些当代的反常现象。这个对国家印象的持续可激发出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实际状态的行为，何况当今经济和社会的演变持续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和生产机制。因此，这个概念有助於了解为何面对环境问题时出现迟疑，欧盟执委会为何无法维护欧盟整体的利益，以及「逐渐压缩的地球所带来的无可抵挡的压力」如何造成各社群间上升的意识对立。
藉由国家形象和象徵价值的运用，德国制造的商品持续在全球市场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但这些建立於感知丶信任与宣传操作的无形价值其实无法反映出当今全球分工丶链结的生产模式。标榜德国制造的商品，继承其长久以来的历史价值，但与当前面临重大转变的全球化并不一致。
参考資料
Bourdieu Pierre, Le Sens pratiqu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0, pp. 104-105.
DeJean Joan, The Essence of Style. How the French Invented High Fashion, Fine Food, Chic Cafés, Style, Sophistication and Glamour, New York, Free Press, 2006.
Duval Guillaume, Made in Germany. Le modèle allemand au-delà des mythes, Paris, Seuil, 2013.
Featherstone Mik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res, Sage, 1991, p. 71.
Laroche Josepha, La Brutalisation du monde. Du retrait des États à la décivilisation, Montréal, Liber, 2012.
« Le Grand Bond en avant de Volkswagen et ses résultats vertigineux », Le Point.fr, 14 mars 2013.
Lipovestky Gilles, Serroy Jean, L’Esthétisation du monde. Vivre à l’âge du capitalisme artiste, Paris, Gallimard, 2013.
Normand Jean-Michel, « Les vaches sacrées se portent bien », Le Monde, 15 fév. 2013.
Volkswagen A.G., Experience D[r]iversity, Rapport annuel 2012, disponible sur le site web suivant : www.volkswagenag.com.
1. Volkswagen A.G., Experience D[r]iversity, Rapport annuel 2012, disponible sur le site web : www.volkswagenag.com, p. 105.
2. Ibid., p. 125.
3. Cf., Pierre Bourdieu, Le Sens pratiqu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0, pp. 104-105.
4. Cf., Gilles Lipovestky, Jean Serroy, L’Esthétisation du monde. Vivre à l’âge du capitalisme artiste, Paris, Gallimard, 2013, p. 37 sq.
5. Mike Featherstone,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res, Sage, 1991, p. 71.
Jun 18, 2013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安全, 网路
Adrien Cherqui
孙建庚 译
Passage au crible n°89
Source: Wikimedia
最近几天，美国的棱镜计划(PRISM, Planning Tool for Resource Integration, Synchronization and Management)，集资讯整合，同步管理的电子监听项目，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数据，成为国际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新闻。那些着名标志性的公司，如谷歌丶Facebook、微软、雅虎、AOL或电话运营商威讯(Verizon)均为美国安全机构提供访问数据库的许可。换句话说，美国情报机构已获取了电话，电子邮件，照片，视频以及其他信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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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2013年3月12日，美国国会宣布，美国国家安全负责人─同时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局长和网络司令部司令 ─基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将军将组建由程序设计师和计算机专家共同组成的13支部队，任务是保护美国的网络免受来自外国的攻击。这是欧巴马政府首次公开承认一项国防战略的构建和发展。几个星期後，五角大楼官员向法新社证实，来自中国的骇客曾闯入美国网络系统，并进入近30个国防科技项目和40个军事武器装备计划─其中包括「爱国者」飞弹─同样还有「宙斯盾」巡洋舰的反导系统和F35隐身战斗机，F/A-18「大黄蜂」舰载战斗机和黑鹰直升机项目。自2013年5月20日开始逃亡生涯的前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分析师─爱德华·斯诺登在香港告诉媒体，美国国家安全局入侵中国电脑并公开揭露棱镜计划(PRISM)的存在。2007年设立的这项监听计划授权并允许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在众多被入侵的机构中，包括香港大学和它的互联网交换点(IXP: 一种有形的计算机网络基础设施可以为网络服务商接入网络来交换来自不同网络之间的网络资讯)。
理论框架
一、特定形态(configuration)。根据诺伯特-伊利亚斯 (Norbert Elias)，特定形态是指个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个概念超越了通常由社会科学以传统二分法确立的个体和社会之间形成的固有矛盾。这一术语在这里是指相互依存且保持持久变化的复杂关系。
二、霸权(hégémonie)。美国通过与一些跨国公司建立多方协作关系奠定了它的数字霸权地位，拥有将自己的规则和协定强加给国际舞台上其他重要成员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强势美国在保护和巩固美国大企业在数字信息化服务和新技术领域的垄断和控制的同时，确立其网络霸主的地位。
案例分析
显而易见，信息与通信新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为沟通和互动提供了新的途径。对於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而言，科技学(technologie)─他将其定义为研究科技的学科─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领会科技增长和国际关系中的科技影响力这些概念，将会更好地了理解这一领域因受推动而产生的快速剧变。当前，人们正经历着借助数字网络空间社群，社交网络，如Facebook，Twitter，或者论坛所形成的思想意识，身份认同和行为实践的跨国化。
风险的概念构成了一个国家政治问题，强调在某些方面一些技术变革对某些社会团体而言意味着一种潜在的威胁(Ulrich Bech)。利用这一概念，美国合法化在垄断合法有形暴力的基础上设立的安全政策(Max Weber)。在人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自由表达的时代，对於企业和国家来说，信息数据变得尤为重要。无论是埃狮龙网络(Echelon)─由美国丶英国丶加拿大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报机构联合操纵的全球通信拦截系统─还是最近的棱镜计划(PRISM)，这些监控计划并不是人们意想不到的新生事物。早在十八世纪，英国人边沁(Bentham)便构想设计一个可以秘密监视囚犯的圆形监狱(panoptique)，这与棱镜计划(PRISM)通过向世界各地用户提供网络服务的美国大公司获取个人信息数据如出一辙。这项计划制订旨在便於美国情报机构能够获取大量的机密信息数据。公私机构临时性协同行动一起监控并获取与网络服务商如谷歌或雅虎的用户相关的信息数据。棱镜计划(PRISM) 就属於私人机构与政府部门协作，共同构成具有相互依存与合作这一特定形态的公私混合关系的产物。如此一来，公有与私营间壁垒的消失，也凸显了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从而达到在同类角色间强化操纵管理的顺利进行。因此，从现在开始人们将会看到在重新构建的国际秩序中，国家统治者与其他参与方互动协作配合，彼此之间或多或少变得相互依存。然而，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并不是无足轻重，因为它有助於强化美国的网络空间霸权。事实上，在霸权联盟体系(Gramsci)框架内，这些跨国公司不仅为美国国家权利部门提供必要资源，同时还特许它们有权访问矽谷(Silicon Valley)数据库。基於它们协作配合，美国制订了一项在全球范围内秘密获取个人信息数据的战略。由於使用的不断增加，几乎垄断了全球数字信息化服务供应的这些美国公司帮助国家将这一战略变为现实。
这种方式的使用，揭示了面对国家机器日渐无所不知，个体和国家在自由上存在的弱点。这就是为什麽像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美国保护公民自由的主要党派之一) 这样的协会组织极力反对美国政府对个人信息数据的搜集，并已提起诉讼以抗议这个监视计划。这些激烈的反应显现出在看似本没有直接关连的组织和个体之间的团结互助关系。因此，可以看到一个由多方参与而且规模庞大的特定形态的形成，在这种形态下，私有团体与美国政府通力合作通过棱镜计划(PRISM)监控公民和网络用户。
网络监控的蔓延说明了一个双重现像：针对的政治对象无论规模大小，间谍活动都在不断强化。爱德华·斯诺登发出的警示不是阐明了美国非法入侵的对像不仅是中国的电脑，还包括类似香港的IXP这样的网络基础设施吗？最後，美国在数字空间领域的霸主地位根本取决於美国政府与私营机构所建立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它着重指出由国家权力机构与大型跨国公司之间缔结的纽带关系，这些公司为国家权力机构提供资源，并支持其扮演主导控制的角色，目前,我们正关注这种控制影响力的发展。
参考資料
Arquilla John, Ronfeldt David, « Cyberwar is Coming! », Comparative Strategy, 12 (2), 1993, p. 141-165.
Assange Julian, « L’avancée des technologies de l’information annonce la fin de la vie privée », Le Monde, 7 juin 2013, disponible à la page : http://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13/06/07/le-fardeau-du-geek-blanc_3426437_3232.html
Mauss Marcel, Techniques, technologies et civilisation, Paris, PUF, 2012.
Mazzetti Mark, Sanger David E., « Security Leader Says U.S. Would Retaliate Against Cyberattacks», The New York Times, 12 mars 2013, disponible à la page: http://www.nytimes.com/2013/03/13/us/intelligence-official-warns-congress-that-cyberattacks-pose-threat-to-us.html?_r=2&
Rosenau James N., Sign J. P. (Ed.), Informations Technologies and Global Politics, The Changing Scope of Power and Governa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Samaan Jean-Loup, « Mythes et réalités des cyberguerres », Politique étrangère, 4, 2008, p. 829-8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