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着作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汇集了人类学家丶历史学家丶法律学家丶政治学家及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书中的强奸与性暴力案件分析涉及了像是孟加拉，哥伦比亚和刚果等多个国家。并讨论包含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国家以下的冲突，例如希腊内战以及在比哈尔邦内私人民兵反抗毛派游击队。
此共同研究点出了一个长期被社会科学所忽视的主题。事实上，相对於在战场上，此主题在学术领域上一直被边缘化。然而，对於市民社会而言此为一种极度恐怖的武器。尽管在当代的普通和军用刑法中都明文规定禁止使用此战术，此种犯罪行为在战争中仍占有核心地位。
Raphaëlle Branche, Fabrice Virgili (Éds.), Viols en temps de guerre, Paris, Payot, 2013, 359 p.
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
赵伟婷 译
Passage au crible n°95
2013年10月初兰佩杜萨岛(Lampedusa) 惨剧後，尝试渡过马尔它与该岛间海域的情形仍不断上演，此促使了欧盟间与国际间新的国际移民政策谈判。2013年10月 3日至4日晚间，在兰佩杜萨岛附近船难造成366人罹难，同一时间在美国纽约正召开第二届移民及发展政策高层会议。 此会议2006年由Kofi Annan发起，目的在评估移民治理的多边主义发展，此高层会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汇集政府间组织丶非政府组织丶移民出境国以及入境国丶学者专家与市民社会中与移民问题有关的成员。为了回应此悲剧，欧盟政府已授与欧洲对境外管理协助机构 (Frontex) 更多资源以强化其权力。与此同时， 10月24 日与25日欧盟移民管制政策高层会议上，点出了欧盟国家之间相互分担非法移民与寻求僻护负担的必要性。
这已不是兰佩杜萨岛第一次被提及。在电影《气盖山河》(Le Guépard)中，导演 Lucchino Visconti 从描述贵族世家对该岛的末代统治，带出义大利复兴运动时期政权从西班牙波旁王朝过渡到义大利王国下西西里岛历经的沧桑转变。但今日此岛则因其他惨剧而被关注。事实上根据统计，在二十年间约有20万人丧生於地中海沿岸，兰佩杜萨更是位居榜首的断魂地，主因於其位处欧洲最南端，介於卡本半岛与西西里岛间，地理位置易达。岛上居民基於海洋法对受难船支提供救援，但此举却违反了义大利对援助非法拘留者之相关法律，岛上居民同时面临发展观光业的难题，因为北方来的观光客带来的经济收益远比捕鱼来得丰厚。在Emmanuele Crialese所拍摄的电影TerraFerma中点出了此困境。目前记录到最极端的案例为，一艘载满塞内加尔偷渡者船只在地中海中部发生船难，落海者紧紧抓住养殖渔场的鱼网栅栏，其後被突尼斯渔民救起，但这些渔民在2008 年被以协助非法拘留义大利之罪名起诉。兰佩杜萨岛一直以来为寻求僻护和无证件移民的中继站，2000年中期後人数渐渐减少，偷渡者直达义大利本土。2011年阿拉伯革命後，兰佩杜萨岛又再次成为偷渡者和船只停泊的中途停靠站。在阿拉伯春季时有数以万计的突尼斯人和利比亚人偷渡过海。该通道在夏季时期的兴盛情况解释了在兰佩杜萨岛船难悲剧後，在该岛和马尔他之间仍涌入大量抵岸的偷渡客。有时这些非法移民已拔山涉水多月，经历被监禁，并支付走私者高额费用前往梦想中黄金欧洲大陆，希望能寻求僻护并且进入劳动市场。有些人孩子陪伴着一起来。此惨剧并不是单一案例，如果欧洲对於地中海移民迁移仍只加强边境管制，兰佩杜萨岛悲剧翻版将一再上演，并衍生出新问题。另外，负责在该地区巡逻的Frontex机构，被布鲁塞尔政府认为设施不足(每年87亿美元)。庇护法无法适用於此种混合情况，就如同经过了四年诉讼Leonarda的案子一般，处理过程往往显得缓慢。从人道细腻的背景来看，联合国纽约高峰会设置了有利於流动性以及人类发展泉源的讨论。此会议也建议在国际人权法保障下确保移民路线的安全。同时，会议也主张促使合格劳动力与非合格劳动力适应有需求的劳动市场。最後，会议点出，南北间存在着人口结构不平衡的状态。但令人惊讶的是，会议最终结论竟也只是加强安全和促进短期成效。
欧盟自2004年以来进行扩大整合，欧盟移民政策常受制於欧洲各国民调中对於不断上升安全感的需求。像是针对都柏林公约(Accords de Dublin II) 中提及有关避难所问题，欧洲国家之间在面对大量不规律抵达欧洲南部的移民者时，北方与南方国家之间却缺乏团结来处理接待难民的责任分担问题。附带一提，大多数的非法移民不是藉由此管道进入欧洲，他们合法的来到欧洲，之後想办法延长拘留。最後，欧洲政策督促委托欧洲境外的国家，特别是地中海南岸的国家，加强边境看管和不规律的抽检。但是，此措施似乎在Ben Ali 和 Kadhafi统治时期的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国家无法得到持续性的担保。因此，要如何协调专家报告丶国际组织丶法律背景下和欧洲回应等相关国际移民政策间的对话？对於满意单一安全途径以及军事化控制的盟国而言，此种差异反应了无法达成一个中期或是长期的协议的状态。
一、移民多边治理。在G8或是G20会议中都不会谈论到移民，因为这个议题容易引起争执对立。事实上，对於国际移民问题并没有世界性的会议，1994年在开罗针对人口的会议，北京针对妇女议题，和德班针对反歧视议题。尽管如此，主题只不过在巴塞隆纳针对欧洲地中海区协定以及地中海联盟协定中被隐藏了。然而，国际针对移民的讨论确确实实的存在，其寻求协调三个目标：1)稳固边界2)尊重人权法3)畅通劳动力市场所需劳工。但却缺少分析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的综合因素，因为如移民等外部因素(地区性危机管理，一级原料价格稳定，或是对於发展政策的定义)都可能影响人口流动进出。最後，针对兰佩杜萨岛悲剧，欧盟政府不情愿的点出地区性移民治理危机。唯一的解决方式仍是更严格的加强控管，而不是促进流通率以对抗经济转型。很明显的，欧盟化的移民政策在新主权主义的背景下以及强制性的安全措施原则下尽力的被重申。但显示出的治理模式却与纽约会议所定义的全球目标有所冲突。
二、主权原则的重申。在全球层面，由於地理上边界不再与政治上边界吻合，移民问题使得国家主权受到挑战。当人权法强调民族国家在流动管理中的首要地位时，却缺乏全球性移民治理及缺少对於流动性定义的法律。事实上，政府是拒绝流动性全球化的重要行为者，主因於其认为在国际秩序中许多重大的失败，经常来自於脱离国家掌控范围。必须注意的是，在这三十年间并没有任何威吓政策丶返还政策或是同样视角下更好的发展，可以显示出在边界管制上的成效。
在世界上有二十五个人员可以自由流动的区域，但由於国家间立场不同的政治冲突，使得当中少有令人满意的运作方式。然而，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国际移民却是全球化下最少流动的要素。此为一种与南北间发展矛盾有关的结构性现象，人类透过迁移渴望得到更都市化生活丶更丰富的教育资源及更良好的健康。移出国鼓励这种流动性，以输出对社会现状不满的抗议者(有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为25岁以下)，并期盼回流的资金(2012年移民约汇回约4000亿美元的资金回原籍国)。所有研究皆表示，移民率增加伴随着移出国的经济水平上升，因为人民抱持高度的期望，更因为移民者的平均教育程度较高。一言以蔽之，移民显示了国家越是开放，人员的流动性将会越高，较少人会定居，最後流动性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东欧的铁幕打开後就可以观察到此现象。地中海以南国家合法移民人数提升(包含低教育工作合约丶观光客丶学生丶跨国企业家)将可促进南北两侧区域的发展，因为许多移民都是受到签证困难的阻碍。很明显的，今後密封的屏障无法阻挡移民潮反而使得偷渡更加兴盛。
Wihtol de Wenden Catherine, Le Droit d’émigrer, Paris, CNRS Editions 2013.
Wihtol de Wenden Catherine, Pour accompagner les migrations en méditerranée, Paris, L’Harmattan, 2013.
Yves Poirmeur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94
Pixabay
国际刑事法院於2013年9月10日展开针对肯亚副总统威廉·鲁托(William Ruto) 的诉讼。针对肯亚总统乌胡鲁·肯亚塔(Uhuru Kenyatta) 的诉讼则将於11月12日开始。这两件诉讼旨在评断2007年总统大选後发生的暴力冲突，两人的责任归属。非洲联盟於2013年10月11-12日衣索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召开会议，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延後一年审理这两件肯亚的诉讼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十六条)。非洲联盟并未要求34个签署罗马条约的非洲国家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而是选择采行外交手段修改罗马规约，尤其第27条明定任何官方身分─尤其是国家领导人─或是免罪权都不得免除个人对於规约的刑事责任。
依据第二初审法庭於2010年3月31日通过的许可，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展开发生在肯亚裂谷省的政治丶种族暴力冲突的调查，整起事件共造成1200人死亡，超过30万人迁居。六名肯亚重要人士被传唤出庭，他们被指控犯下违害人类罪。其中有三位联合政府的成员：总统肯亚塔丶副总统鲁托丶财政部长丶高教部长，以及工业部长H. Kiprono Kosger。於2013年3月当选总统与副总统，肯亚塔与鲁托以他们职位的民主合法性以及人民赋予的主权为理由，要求更改司法程序。他们要求延後开庭，甚至取消整起诉讼。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反对绝大部分的要求，肯亚政府遂威胁退出罗马规约，并以「非洲联盟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关系」为主题召开非洲联盟峰会，以取得其他国家的支持。
这起事件的独特性其实反映出长久以来非洲联盟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冲突。原因在於若该国司法机制不进行调查(罗马规约第13条)，而联合国安理会涉入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诉讼─或如同这起案例由检察官主动展开调查─各国有和国际刑事法院合作的义务。此外，对抗免罪而激起的反抗情绪也让整起事件更具争议性。实际上，为了让被告摆脱司法调查，他们的支持者激化各方批评，并以此攻击国际刑事法院的公信力。因此，非洲联盟的现任主席德萨莱尼(Hailé Mariam Dessalegn)在2013年5月即批评国际司法执行「针对非洲人的种族追杀」，且非洲联盟视同这起控诉案如同一项威胁，「对在肯亚或是非洲其他地区目前推广和平丶民族和解，以及推动民主法治和国家安定所尽的一切努力都有负面影响」。更危险的是，这些刻意毁谤国际司法的人士以共同退出罗马规约为最终的政治施压，以外交手段影响司法程序。许多人道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同时也是促成国际刑事法院成立的重要推手─和非洲重要人物抨击这项策略。他们列出对国际刑事法院的不实指控，尤其有关非洲国家的八件诉讼中有五件是由非洲国家自行向国际法院提出控诉：中非共和国丶刚果民主共和国丶象牙海岸丶卢安达与马利。对於国际法院被贴上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标签也提出反对意见，如同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Fatou Bensouda是干比亚籍，并且十八位法官中有四位来自非洲国家」。此外，他们也警告民众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可能招致的风险，而这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屠图(Desmond Tutu)所呼吁的。很显然地，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将使某些领导人持续罪刑而免受罚则，将会使得非洲成为「危险之地」。
一、维护国家利益。让国际刑事法院运作的最根本原则将损害国家利益，因为各国今後必须遵守国际司法。然而，非洲联盟提出延後已经展开的司法程序的要求，相反地突显出维护国家利益的诉求。这些反对国际司法的诉求强调维护宪政秩序的必要性，并维持国家运作并管理国内和地方事务。此外，如同之前奈洛比恐怖攻击事件，最适当的作法为投入「足够的时间，持续改善对抗区域内的恐怖主义组织与其他形式的暴力」。但是，要求修改罗马规约(第27条)，以重新建立免罪的机制，让犯刑不受惩罚，才是整起事件中维护国家利益诉求中最强烈的一项。
二、非洲国家认同刑事司法的跨国化。非洲联盟对国际刑事法院所采取的敌对态度其实无法代表非洲国家对国际司法的支持。许多非洲国家都是国际刑事法院的会员国，而且主动向国际司法提出控诉。此外，国际刑事法院给与非洲国家不可忽略的象徵性利益。因此，非洲国家得以民主国家的姿态呈现在国际舞台上，表达尊重普世道德价值，打击免罪。同样地，国际司法介入调停区域冲突丶维持和平与重建政权，非洲国家也得到实质上利益。透过国际司法的协助，非洲国家因此能够 1) 委外处理最政治性的司法审判；2) 以争取受难者的权益；3) 逮捕嫌犯丶并在国外审判，帮助族群和解等，以上进行公平审判的重要条件。
面对国际刑事法庭的起诉，非洲联盟采取两个不同的回应态度。凡是非洲境外缉捕的起诉案件，非洲联盟和绝大部分的非洲国家直接拒绝配合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因此，在达佛冲突加剧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协议文第1593号，2005年)，国际刑事法院针对苏丹总统巴希尔(O. El Bechir) 发出的战争罪暨危害人类罪 (2009年3月4日) 以及种族屠杀 (2010年7月12日) 逮捕令，但是非洲各国并未执行命令，巴希尔仍进行正式访问─衣索比亚丶查德丶肯亚丶马拉威丶利比亚丶吉布地丶埃及和辛巴威。此外，非洲联盟甚至禁止其会员国配合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或引渡巴希尔。至於为何拒绝逮捕苏丹总统巴希尔，查德的官方解释提到必须优先遵守对非洲联盟的义务，而非洲联盟反对安理会涉入国际刑事法院而派出的这项逮捕令。而马拉威则以国家领导人依据国际法惯例享有豁免权(国际法院2002年2月14日，2000年4月11日逮捕令，刚果民主共和国/比利时) 以及国际刑事法院要求逮捕并引渡一位现任国家元首的矛盾为例 (罗马规约第98-1条) ，拒绝逮捕巴希尔。此外，联合国安理会於2011年2月26日通过後(第1970号决议文，2011年)，国际刑事法院於2011年6月27日，对卡达菲和其亲信所犯下的危害人类罪(在利比亚犯下的谋杀和镇压)所发出的逮捕令，同样地遭到非洲国家的忽视。但随着这位利比亚强人逝世，这项司法案件并未造成冲突。然而，由非洲国家主动提出的控诉案则产生全然不同结果，非洲联盟不排斥国际刑事法院介入调查：刚果民主共和国(2004年在伊图里地区发生的内战)丶乌干达(2003年针对北部地区反抗军的控诉)丶中非共和国(2002年1月以来的种族冲突)丶象牙海岸(2010-2011年选举之後发生的暴力事件)。但在另一个情况下，为了追求最大利益，被牵涉的国家反而积极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以肯亚的案子为例，两位被告自行和解并共同行使政权，但却缺乏一个真正的领导人，而两方又互控对方阵营或取不法利益，这个形况造成肯亚司法难以和国际司法合作，国际刑事法院最後主动开启调查。这案例可解释长久以来领导人如何以国家利益为手段，逃避司法调查。然而，在国际刑事法院的积极介入下，想以这个方式逃避过去所犯下罪刑的豁免权已不太可行了。
Mouangue Kobila James, « L’Afrique et les juridictions internationales pénales », Cahier Thucydide, (10), février 2012.
Laroche Josepha,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09-2010, Paris, L’Harmattan, 2010, pp. 49-53.
Bussy Florence, Poirmeur Yves, La Justice politique en mutation, LGDJ, 2010.
作者多年来深入探讨移民问题，并在本书中提出一个矛盾的情况：当商品丶资金和资讯都能自由流通的今日，并非所有人都享有在国际间移动的权利。这个问题涉及所有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事实上，某些国家现正面临对外国人仇视意识的兴起，以及民族主义政党在各项选举获得胜利。
面对这个情况，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把建立国际移民法视为一项最迫切的需求，并且此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关键方向」。对这位政治学家来说，若要保护这些移民，前提在於定义出「去疆域化的公民权」，他们人数於2013年约有2亿4000万名，意即仅占了全球人口的3.1%。
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 Le Droit d’émigrer, Paris, CNRS Éditions, 58 p., bibliographie.
Josepha Laroche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93
Source : Wikipedia
几个星期以来，所有国际媒体预测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 (Malala Yousufzai) 将成为下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但最後却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rganis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於10月11日获此殊荣。然而，这个决定实际上并不应该令人惊讶，相较於各方草率的评论，或是认为诺贝尔委员会有潜在动机的质疑。相反地，授奖给这个国际组织再一次突显出诺贝尔外交政策的一致性。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於1997年4月29日成立，其宗旨为维护於1993年签订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执行。也就是说，它的主要功能在於防止化学武器的制造和储存。此外，当签署国家决定摧毁化学武器工厂时，它也涉入监察以确保化学武器确实摧毁。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设立於荷兰海牙，现有189个会员国，涵盖全球98%的人口。北韩丶埃及丶安哥拉和南苏丹并未签署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至於缅甸和以色列虽已签署，但两国的国会却没有通过该公约。叙利亚则是今年9月才加入。之後，叙利亚已经呈交化学武器清册，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也已经开始在叙利亚境内执行任务。最新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因此在销毁叙利亚境内的化学武器以及冲突上扮演关键的角色。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任务涉入国际上重大的冲突核心，但至今却鲜少有媒体报导，尽管执行的任务遍及全球各区域。自1997年来，此一多边组织在86个缔约国境内共执行286次任务，总计完成2731次化学武器销毁调查。调查人员共摧毁超过5万8000顿的化学物质，不论在伊拉克丶利比亚丶俄罗斯或是美国。此外，阿尔班尼亚和印度在加入去除武装协议後，更已完全摧毁化学武器库存。
在去除武装的历史上，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凭藉其创新的监察措施，因此成为第一个能实际运作且成效良好的多边组织。实际上，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调查团队能在一定的期限内，实地监督缔约国摧毁武器的进度；而在冷战期间，尽管也曾经签订许多去除武装协议，但各国从未遵守协议内容。
一、赋予全球声望。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在2013年8月21日，於大马士革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之後，介入叙利亚冲突，但在此之前，一般大众并不认识这个国际组织。然而多年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执行多项重要任务。颁给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同时授予这个国际组织诺贝尔奖长年累积的信誉和威严。透过国际性的授奖机制，诺贝尔委员会也传承累积了一个世纪的全球声望。因此，诺贝尔委员会透过授奖的动作，提升这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应享有的媒体能见度。
二、突显外交干涉的合法性。许多分析认为这项授奖旨在质疑阿萨德领导的政权以及俄罗斯政府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批评。我们则认为此乃诺贝尔委员会刻意创造机会以和其他国家政府共同参与「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诺贝尔委员会介入叙利亚冲突的治理，而突然出现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选择推崇一个维护国际安全和多边主义的组织，诺贝尔委员会不仅在国际议程上突显这些价值，更自视为─透过这个象徵性的授奖决定─各国政府处理国际冲突不可忽略的调停者。何况，凭藉一世纪以来累积的声誉，诺贝尔委员会已取得足够的合法性以涉入外交议题。
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未能获奖的确令人遗憾。她的作为象徵了女性对抗塔利班份子和争取全民教育权的典范。此外，捍卫遭受强暴妇女权益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医生穆克维格 (Denis Mukwege) 也值得获此殊荣。这位被称为「修护女人的男人」的妇科医生，近十五年来在刚果东部地区诊治了四万名被强暴或是遭受性侵害的妇女。去年就曾被预期获得诺贝尔奖，穆克维格於2012年10月躲过一次谋杀攻击。然而，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两位人士在未来无法获颁诺贝尔奖，尤其他们的作为符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於1895年11月27日留下的遗嘱规范，且符合诺贝尔奖欲彰显。但是诺贝尔和平奖的遴选不以道德和个人贡献作为标准。诺贝尔和平奖的给奖机制是一项政治选择，且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更严格的说，藉由一次又一次的授奖，塑造并强化出一条外交路线。而这也是诺贝尔本人当时的诉求。因此，授奖给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完全没有违背诺贝尔奖一贯的理念，大多数的分析评论因此都不正确。
事实上，自从诺贝尔奖的评审选择颁给美国总统欧巴马以来，此一奖项就愈来愈不倾向奖励一项已经完成的成就。但这不是新鲜事，过去一直是如此。但是，最近几年的获奖结果逐渐证实这个全球知名的奖项背後有庞大的野心：改变决策路线，试图影响国际重大政治议题的治理，已达到整顿世界的目的。掌握住授奖机制伴随的媒体效益，诺贝尔奖运用每年这个特定时刻介入全球政治舞台─尽管各界批评接踵而至─，而且凭藉它累积的信誉，合法正当地突显特订议题。无可否认地，诺贝尔奖就是普世价值的代表。诺贝尔奖因此运用它的威望，试图排订重要国际议题并传递它认定的价值，尤其是各国政府无力面对的领域。然而这个创新且积极介入它国内政的外交政策对诺贝尔委员会来说并非毫无风险。加冕一个仍在执行中的任务 ，诺贝尔委员会同时表现出对该任务与得奖者的信任，以支持这项任务能够完满达成。然而，诺贝奖对得奖者来说，是任务必须成功的重担，对诺贝尔委员会来说也是一个有风险的赌注，因为若以长远来看，受考验的将是诺贝尔奖的信誉。
Laroche Josepha, Les Prix Nobel, sociologie d’une élite transnationale, Montréal, Liber, 2012.
Laroche Josepha,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09-2010, Paris, L’Harmattan, 2010, pp. 19-22 ; pp. 41-45.
Laroche Josepha, (Éd.), Passage au crible,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2011, Paris, L’Harmattan, 2012, pp. 47-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