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 9, 2017 | Charlot soldat,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环境
Stephan C. Aykut
邓皓琛 译
Passage au crible n° 133
Source: Wikimedia
在2015年12月将在巴黎举行的缔约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会议(COP 21)。作为对环境的全球治理中的一件大事,该次会议力图达成国际协议,以应对全球变暖。这一问题在国际议程上的突显,体现了1992年里约谈判以来二十多年的历程。然而,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浓度,在2013年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研究小组的第五次报告,全球变暖很有可能超过2度的临界值。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明显的谈判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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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我们可以粗线条地以三阶段来回顾整个历程。第一阶段,始于1992年签署的气候公约。这标志着气候机制的出现。柏林墙倒塌后,以各国间合作的方式来治理世界似乎是板上钉钉之事。1997年京都协议向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分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的具体份额。这一机制,引入了一种利用市场力量、且较低成本地实现减排目标的“灵活机制”。第二阶段,则始于2001年美国不签署京都协议。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在2005年京都协议生效后,欧盟便主导了谈判的议程。随后,我们便看到发展中国家对该议题的重要性。首先,各方要寻求一个适应气候变化、且提供低碳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资金转移。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无果而终后,各方需要一个取代京都协议的新文件。第二阶段,也结束于此时。从哥本哈根会议达成的最低共识来看,新的情况出现了:美国的重现和新兴国家的崛起,且它们纷纷强调自己的立场,倒是欧洲被边缘化了。
哥本哈根会议后,或者说是2012年后的一整段事件,世界有一双重要务。一方面,各方要在2015年之前签署新文件,规定所有的国家行为,并在2020年生效。另一方面,各方要设计出覆盖至2020年的计划。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和减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缺口。在COP21前夕,颇有些和气候议题不太相关的事件转移着人们的视线,例如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等。这一切,均打消了各方有效处理气候议题的幻想。
理论框架
一、气候治理体系
。在国际关系中,体系的概念是指“政治安排、条约、法律程序的设置等。 “构建围绕给定主题的世界舞台(Krasner,1983;Keohane,1984)。该术语也可应用到其他学科。例如,它被福柯用来描述所有形成“真理体系”的种种制度、文化以及其他机制(Foucault,2001:160; Leclerc,2001)。而在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这一概念旨在把握“知识产生背后的政治和经济模式”(Gibbons等,1994; Pestre,2003)。应用到气候问题上,这些含义不同、相互重叠的领域体现出攸关各国利益、且牵涉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复杂体系。这便要求有一新的研究实践,建立评估和验证标准,以便厘清各方的经济利益和政治问题。再者,它也体现了了科学、专业知识、政策和市场四者间的特殊关系。
二、现实中的撕裂。德国政治学家Oskar Negt(2010)提出了“现实中的撕裂”的概念来分析宪法危机的种种信号。这些信号,常常被掩盖在民主进程中的表面连续性之下。O.Negt通过对罗马共和国之前的元首制以及对纳粹夺权前魏玛共和国的分析,发现:这些阶段均有两种形式合法性并存的特点。第一点,是民主进程基础上的仪式以及修辞和议会辩论的规则。第二点,则是对军事力量、暴力的以来以及对公共广场的占领。Negt笔下的“现实中的撕裂”(德语Wirklichkeitsspaltung)这一从心理学借用的概念,在政治分析中得到了验证。另一方面,公民却继续遵从民主规则,民主的大厦看似毫发无损,这便掩盖未来很可能发生灾难的迹象。
案例分析
类似的掩盖,在气候治理问题上也有体现。这种撕裂,体现九十年代末期美国保守派的政策选择上,具体体现为每股偶侧重于军事实力和拒绝多边主义。1997年,著名的Byrd-Hagel参议院决议反映出美国拒绝在没有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情况承担义务,而在海湾战争(1990年至2003年)和阿富汗(2001年)战争中,美国却维护其至关重要的安全和石油供应利益,延续美式生活方式。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对这些冲突的深刻意义和美国退出气候谈判作过实质性分析。
气候谈判的僵局,也体现在结构层面。一些研究国际制度相互影响(Obertur和Stokke,2011)指出,气候问题和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而且这些因素有着其固有的运行机制。气候谈判中的现实撕裂,便体现在:机构与机构之间互不往来。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就对无污染、低碳经济不作具体区分。而世界银行又继续大幅资助那些不重视环保的基础设施项目。更重要的是,京都协议的结果相当于割裂开两个大气体系:一是二氧化碳合乎排放气体,一是能源燃烧产生的气体。然而,该协议只注重排放的气体,没有关注各国的发展模式。可以说,气候议题本身就和其他议题之间存在着“防火墙”(Altvater, 2005:82)。
于是,两种现实便被分隔开来。一方面,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世界中有着化石能源资源的开采肆无忌惮和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各国就气候议题的谈判和治理有着越来越大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巴黎会议要想有所收获,就必须要清醒地终止这种在诸重大问题上割裂的状况。
参考資料
Altvater Elmar, Das Ende des Kapitalismus, wie wir ihn kennen, Münster, Westfälisches Dampfboot, 2005.
Foucault Michel, Dits et écrits, Paris, Quarto Gallimard, 2001.
Gibbons Michael, Nowotny Helga, Limoges Camille, et al.,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Sage, 1994.
Keohane Robert O.,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Krasner Stephen D., (É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Leclerc Gérard, « Histoire de la vérité et généalogie de l’autorité »,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2 (111) 2001, pp. 205-213.
Negt Oskar, Der politische Mensch. Demokratie als Lebensform, Göttingen, Steidl Verlag, 2010.
Oberthür Sebastian et Stokke Olav Schram, (Éds), Managing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Regime Interpla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Pestre Dominique, Science, Argent et Politique. Un essai d’interprétation, Paris, Inra, 2003.
Mar 29, 2017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国际移民, 欧盟
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
邓皓琛 译
Passage au crible n° 132
Source: Pixabay
2014年,欧盟共接收了625000名难民。这一数字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以往仅仅是每年约200000名左右。而在2015年,逃离欧洲周边战乱地区(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和东非地区)的难民便有300000之多。其中,2000人溺于大海。让人揪心的是,这一情况持续恶化。在2000年和2015年之间,估计有30000难民在海中丧命。倘若从1990年开始算起,则高达40000人。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5年9月宣布的举措更是一大转折。她宣布德国在随后的时间内将接收80万难民。而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则呼吁在全体欧盟成员国中根据各国人口和能力采取共同和必要的接收难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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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欧洲的难民政策基于1951年的《日内瓦难民地位公约》。该公约对难民作出的定义为:“具有正当理由而畏惧会因为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身份或政治见解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不能或由于其畏惧而不愿接受本国保护的任何人。”符合这一条件的人,便可到他国申请避难。因此,避难申请权便是一个获得多数国家承认的权利。目前,全世界只有约五十多个国家没有对此予以承认。然而,鉴于欧洲各国的不同立场,欧盟一直都致力于平衡处理这些立场。
欧洲第一次难民危机,发生在苏联解体之后。也恰是这个时候,欧洲有了相应的对策。当时,有50万难民涌向欧洲。在1992年,便有432000人进入德国。欧洲采取的对策,便是针对当时难民在多个登记以便挑选最佳避难国的现象(Asylum shopping)。自此,在1990年《都柏林协议》后,难民在一个国家的申请便在欧盟全体成员国中予以受理和答复。对难民申请的批复,无论是批准或是拒绝申请,也遵循这一规定。由于多数的申请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登记,因此这两个国家便要求其他国家一同分担。2003年欧盟的《都柏林第二公约》,便通过了“在第一到达国登记”的原则(one stop, one shop)。然而,这一原则却让那些地处欧盟外围、且接待条件不佳的国家(如意大利和希腊)备受困扰。而且,这些国家也不像德国和瑞典那样有着接收难民的经验。因此,初到意大利或希腊的难民便纷纷离开这些国家,且尽力避免护照上留下这些国家的公章,否则他们将会被遣返到最初到达国。欧盟如此一种举措,造成了像雅典和加莱地区的难民聚集。这两地的难民,都向往前去英国避难。
2008年,《欧洲移民与避难协议》(不是公约)在其五大原则中表明了欧洲避难申请的协调机制。在这一协议下,马耳他便有了一个协调办公室,负责不同申请者的诉求。那时,一大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及不合符规定的申请人名单便流传于欧盟内部。这让难民获批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可是,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以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危机,还有阿富汗难民的到来,让《都柏林第二公约》的原则形同虚设。现在欧盟采取的新政策,让这些难民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可以按自己意愿去到避难申请国。此外,该政策还让各国在处理申请时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根据申请人和欧盟某地的联系来受理申请。默克尔的新举动,无疑会令《都柏林第二公约》成为一纸空文。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2014和2015年申请避难的人数激增。对此,欧盟委员会在2015年6月先是撤销了之前各国摊分的数额,随后更是对各国强硬采取了新的摊分办法。我们应该留意到,一方面有着一些愿意接收难民的国家,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不愿受欧盟强制分配接收数额的国家(例如中东欧国家、英国、爱尔兰和丹麦)。
理论框架
- 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后的避难问题。在考虑难民的个人背景和受迫害程度等问题上,《日内瓦难民地位公约》是否还应继续被遵守?难道欧盟对叙利亚这一从2011年便有近六百万人离开家园、四百万人在国外的国家不应采取一种针对全体叙利亚人的政策?部分国家已经接收了几百万叙利亚难民,它们主要是:接收了180万人的土耳其、120万人的黎巴嫩和60万人的约旦。换言之,这种罕见且棘手的危机是否应该采取特殊措施,正如像1975-1980年对待东南亚难民(Boat people)那样?除这个问题外,欧盟国家还不愿意接受数额被强制分派的机制。始于2001年的某种欧盟临时收紧机制,大可以像当年接收前南斯拉夫的难民那样调动起来。然而,这些机制并没有出现在后来提出的解决方案中。
- 欧盟的避难协调机制。在欧盟中,每个成员国都有其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具体某个难民流出国有着特别的关系。同时,在欧盟不太明朗的难民政策中,各成员国也可以决定是继续维持或终止其原有的难民接收传统。然而,那些申请人却对具体要去的国家非常明确,个中可能有语言、亲属、工作机会和福利等多方面原因。这便是所谓欧盟成员国在难民申请人眼中毫无差别这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在这个背景下,极右翼的解决方案便是利用这一新形势,要求欧盟采取全面的限制性移民政策。
案例分析
欧盟目前面临的难民危机,揭示出这一方面的讨论已经饱和。事实上,尽管欧盟在近25年有着越来越深厚的应对经验,它的举措却无法减少难民的申请数,也无法阻止难民的正常或非正常进入。而且,它也意味着欧盟内部的东西分歧。这一局面,意味着前共产阵营的欧盟成员国的拒绝姿态。同时,它也透露出欧盟的南北差异,即北欧国家不愿对大量从南欧(例如意大利和希腊)涌入的难民采取一致立场。而像意大利一国,在2013年11月到2014年11月便采取了特别行动(Mare Nostrum)应对。最后,各成员国各自为政的局面,也影响着欧盟的团结。不过,我们应明白:欧盟是在人权和分担责任的考量中作出接收或不接收难民的决定的。
参考資料
Balleix Corinne, La politique migratoire de l’Union Européenne, Paris Doc française 2013.
Höpfner Florian, L’Évolution de la notion de réfugié, Paris, Pédone, 2014.
Thiollet Hélène, Schmoll Camille, Wihtol de Wenden Catherine, Migrations en Méditerranée, Paris, CNRS Editions 2015.
Vaudano Maxime, « Comprendre la crise des migrants en Europe en cartes, graphiques et vidéos », LeMonde.fr, [En ligne], 4 sept. 2015, disponible à l’adresse suivante : http://www.lemonde.fr/les-decodeurs/article/2015/09/04/comprendre-la-crise-des-migrants-en-europe-en-cartes-graphiques-et-videos_4745981_4355770.html.
Dernière consultation : le 17 sept. 2015.
Wihtol de Wenden Catherine, Le droit d’émigrer, Paris CNRS Editions 2013.
Wihtol de Wenden Catherine, Faut-il ouvrir les frontières?,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15.
Wihtol de Wenden Catherine, La Question migratoire au XXIe siècle. Migrants, réfugiés e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13.
Sep 15, 2015 | Passage au crible (chinois), 中国, 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 外交, 多边主义, 非国家外交
Justin Chiu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 131
Source: Jason Lee / Reuters pour Le Monde
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投行) 协定的签署仪式於在北京举行。这个新创立的多边银行吸引全球57国加入成为创始会员,其资本额将达到1,000亿美元,其中30%来自中国。亚投行的创立被认为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大胜利,同时也象徵了中国政府投入全球金融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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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顾
2013年9月,中国总理习近平在上位六个月之後,提出一套经济和贸易的总体战略,称为一带一路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了确保原物料取得的管道以及进出口运输的畅通,首要的目标放在巩固通讯网路以及海上和陆路交通,以强化中国与亚丶欧贸易夥伴的交流。然而,依照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如要维持目前的经济成长,持续亚洲的基础建设工程,每年需要8,000亿美元的投资。但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仅能提供200亿美元的资金。因此,於2013年10月提出的亚投行计画的不仅是一项政治操作,更回应了实际的经济需求。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量逐渐增加,出超更是持续扩大(2014年达到3824亿6000万美元)。2015年3月,中国的外汇存底达到3兆7300亿美元。中国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2013年7月拥有美国国债达到1兆2770亿美元,现在也开始透过欧洲稳定机制(Mécanisme européen de stabilité, MES)投资欧债。然而,为了分散投资,同时加强与开发中国家的合作关系,中国创立了许多新的跨国机构,如在2006年成立的中非投资基金。
在北京设立的亚投行以及在上海的金砖四国开发银行见证了中国政府正在修正经济策略,从以往着重制造业产品出口,到现在积极布局资本的出口。此外,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也在多项双边合作计画中扮演关键的角色。透过这两个银行,北京对拉丁美洲国家於2005至2011年的借款额达到730亿美元,甚至超过世界银行的530亿美元。
理论框架
1. 「竞争型国家」 (Competition State) 的跨国战略。英国国际关系学者Philip Cerny认为,为了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竞争型国家逐渐取代社会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在政策拟定的过程中,今日的政府必须在国家内部需求与国际目标的竞逐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能够跨国推动政策计画丶合作网络与策略,该国将有更大的机会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利,并同时捍卫国内私人团体的利益。因此,与另一位英国学者Susan Strange的国家撤退论不同,Cerny观察到在某些经济丶金融领域,国家反而会加强干预。
2. 统治关系的金融化。「货币哲学」一书中,德国社会学家Simmel阐述了货币经济在促进各类型交易的关键性角色。很实际地,透过金钱,人与人或团体之间的抽象行为变成可测量的具体事物。金钱化的交易因此可以加深依赖关系,并且造成可量化的统治关系。握有资金那一方保有权利制定条件,更可以享受特权。也就是说,钱转换成权,钱的数量等同於它的质量。
案例分析
尽管拥有丰富的矿产和天然资源,中国却仍是全球最大的自然资源进口国。为了确保石油天然气的进口管道,中国积极介入非洲(安哥拉丶奈及利亚丶苏丹与南苏丹)与中亚(哈萨克丶土库曼与乌兹别克)各国的基础建设工程,最近更以一个高达460亿美元的投资计画与巴基斯坦建立了战略夥伴关系。亚洲基础建设银行的成立,其目标为了发展能源产业以及交通网络,将有助於中国政府持续深化在这方面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将会是亚投行资金最首要的受益者。实际上,中国的石油集团(中国海洋石油丶中国石化等)丶建设企业(如中国建设工程总公司),以及电信设备业者(华为与中兴)已经在这类结合能源与交通的复杂建设中共同累积一定的经验。此外,有中国的国家银行提供融资贷款,这些企业集团不追求短期利益,而往往能提出极具竞争性的价格进而取得订单。尤其,中国拥有亚投行股权的30%并且具有26%的投票权,对亚投行的各项决定将可掌握主导权。也就是说,藉由资本的出口,北京加速推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尽管美国对其西方盟友施加压力,日本更表达了轻视的态度,中国仍然成功地展现了外交实力。其实,在英国於2015年三月提出加入亚投行的申请後,德国丶法国丶义大利丶西班牙以及其他十二个欧洲国家陆续提出申请。其他的区域领导者,如巴西丶埃及与南非,也同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就算非亚洲国家投入的资本总额被限制在25%,对这些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被亚投行排除在外。何况,预期的经济报酬将相当可观。再者,为了决定亚投行的治理机制以及日後评量投资计画的可靠性,北京将需要其他国家金融专业的协助。
由於预期亚洲未来的经济发展而设立的亚投行将产生加乘的效应。由日本领导的亚洲投资银行即已宣称将提高其净资本,由目前的180亿美金於2017年增加至530亿美金。届时,各项工程的规模将可用资金的流动来衡量。藉由亚投行这个多边银行的创立,中国政府不仅可以开拓新市场并同时巩固在亚洲的霸主地位。
参考資料
Cabestan Jean-Pierre, L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hine, Presses de Science Po, 2010.
Cerny Philip G., Rethinking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Plu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Meyer Claude, La Chine, banquier du monde, Paris, Fayard, 2014.
Meyer Claude, « Le succès éclatant, mais ambigu, de la Banque asiatique d’investissement pour les infrastructures », Le Monde, 1 juillet 2015, disponible à l’adresse : http://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15/07/01/le-succes-eclatant-mais-ambigu-de-la-banque-asiatique-d-investissement-pour-les-infrastructures_4665869_3232.html
Simmel Georg, Philosophie de l’argent, [1900], trad., Paris, PUF, 2009.
Site officiel de la BAII : http://www.aiibank.org/
Sep 15, 2015 | Théorie En Marche (chinois simpl), 全球公共财, 全球化, 多边主义, 对外政策, 环境
在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COP21)举行的前几个月,S. Aykut 和A. Dahan的着作为理解气候谈判中的利害关系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见解。
使用清楚且言简意赅的词汇,此书追溯气候典则从最初的警觉一直到哥本哈根会议的所有建置过程。在本书中读者可以发觉美国不管是在科学应变对策或是政策形塑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导性角色 。书中更详细说明了制度框架形成中的各方角力,让人更能理解为何长期存在着各种分歧 。
有鉴於温室气体排放减量明显的失败,作者探讨此效能不彰的原因。事实上,此低效率起源於联合国治理的流程以及现实中对资源和石化能源的激烈斗争,两者之间的落差逐渐加大。
Aykut Stefan A. Dahan Amy, Gouverner le climat ? Vingt ans de négocia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14. 全书共749页,含83页书单与图表索引。
Sep 15, 2015 | Théorie En Marche (chinois simpl), 外交, 对外政策
在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COP21)举行的前几个月,S. Aykut 和A. Dahan的着作为理解气候谈判中的利害关系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见解。
使用清楚且言简意赅的词汇,此书追溯气候典则从最初的警觉一直到哥本哈根会议的所有建置过程。在本书中读者可以发觉美国不管是在科学应变对策或是政策形塑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导性角色 。书中更详细说明了制度框架形成中的各方角力,让人更能理解为何长期存在着各种分歧 。
有鉴於温室气体排放减量明显的失败,作者探讨此效能不彰的原因。事实上,此低效率起源於联合国治理的流程以及现实中对资源和石化能源的激烈斗争,两者之间的落差逐渐加大。
Aykut Stefan A. Dahan Amy, Gouverner le climat ? Vingt ans de négocia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14. 全书共749页,含83页书单与图表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