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rian Hévelin
趙偉婷 譯
Passage au crible n°109
Pixabay
2014 年1月30日，法國Intermarché超市集團旗下捕魚船隊la Scapêche承諾不在超過800尺海洋深度撒網捕魚。同時，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協會能取得其九艘大型拖網船隻深海捕魚數據。Intermarché擴大了之前由Casino超市、Auchan超市、甚至家樂福(Carrefour)等大型零售業所發起的私有倡議浪潮。令人不解的是， la Scapêche在2013年12月23日支持歐洲議會否決2012年7月提出一項有關禁止深海拖網捕魚的法案，如今卻做出此保護海洋生物的承諾。然而，雖然在歐盟層面的挫敗，環境非政府組織（NGO）成功的迫使相關責任者調整行動以防止海底破壞。對它們而言，提升消費者的環境意識與遊說歐盟機構同等重要。
漁業資源養護在歐盟共同漁業政策(Politique commune de la Pêche, PCP)架構之下運作更突顯其意義。在1960年代，對於此議題所制定的首批歐盟法規中並未涵括生態保育的功能。事實上，此些規範比照歐盟共同農業政策(Politique Agricole Commune)，本質上在創造同業組織、建立融資促進現代化生產以及加強國家海域互助發展化。儘管漁業資源枯竭是 1960 年代後人們所關注的議題，共同漁業政策一直未能回應此問題，直至1983年才做出些微修正。此些修正訂定各別國家捕魚配額，並強制規定漁網孔隙大小、捕撈魚尺寸以及船舶引擎等技術性規範。
針對禁止深海捕魚以及相關技術的討論已不是新鮮事。在充斥開放市民社會團體的政治背景下，相關辯論已迫使1998年禁用流刺網(Filets Maillants Dérivants, FMD)。另外，歐盟也配合聯合實施國際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推行保護海豚的決議。與此同時，搶先於歐盟立法的私人倡議也開始產生。例如，1997年，在禁用流刺網的前一年Unilever集團向國際自然基金會(Found mondial pour la nature, WWF)提議創造一個良好漁業資源管理的委員會。但是，由於會影響到「生態標籤」(écolabels)的發放，此提議可能直接與同時也分發標簽的歐盟委員會產生競爭關係。海洋船隻管理委員會(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MSC)的生態標簽，如今造成漁業生態認證的市場的壟斷，並且癱瘓了歐盟在此領域的倡議。歐盟內部的權力關係狀態， 迫使反對深海拖網捕魚的環境NGO改變策略，優先關注海洋私治理。
一、 知識社群(communauté épistémique)的存在。被歐洲議會所認可的綠色NGO專家，增強了其遊說的活動，並使其政治倡議進入議程。
二、 公共政策私有化。深海拖網捕魚規則的建立，採用一種NGO與大型漁業生產者/分售者之間非官方合約的形式，以掩飾歐盟政府在此領域的不足。
歐盟委員會中有關環境利益的再次出現與環境專門一般指令(1973年)的建立和歐盟法在此領域發展同時進行(1986年歐盟單一行動)。對於布魯塞爾當局遊說成本的提高導致兩種不同類型網絡的組織化。一方面，同盟式的團體匯聚了各類致力于相同主題的國家級環境組織。在對抗深海拖網捕魚的案例，超過70個環境組織也同時參與深海保育聯盟(Deep Sea Conservation Coalition)。另一方面，從1991年開始Green 10組織協調了包含WWF、Greenpeace、地球之友(Friends of Earth)、 國際鳥盟協會(Birdlife International)…等前十大重要環境NGO對於歐盟以及國際的遊說。從那時起，這些環境NGO被視為單純的「非政府組織」(Nielson)，某種程度地掩飾了它們在歐洲議會中所扮演地，俱有知識社群的功能(Haas)。知識社群，此可以有助於理解目前一般公共行動的轉變(包含國際的與跨國性的)，特別是環境團體對於公共政策影響的概念，高度適用於分析綠色NGO參與有關海洋事務以及捕魚的管道。在這些組織之中，法國Bloom協會的行動說明，借由私部門的科學產出，得到歐盟委員會認可並建立合法性將政治倡議進入議程。事實上，其研究貢獻度在於，其從永續發展的角度，提供深海捕魚的多元化思維。 Bloom研究顯示了：1)此捕魚行動是不具收益，並且依賴政府補貼(特別在法國的案例下)。 2) 漁業部門所使用的方法只關注於極小部分，因為只有2%在東北大西洋船隊仍維持收益。3) 此被視為史上破壞力最強的捕魚技術，將造成生態系統的浩劫，再也無法捕捉三種以上的商業魚類(圓吻突吻鱈、黑尾劍魚、藍魣鱈)，並造成其他上百種魚類的死亡。
然而，歐盟遊說領域被證明是極度不均衡的。這些NGO介入一個由經濟利益團體所支配的領域，包括了生產與專業知識。然而，大部份面對深海底捕魚問題的歐洲議會以及成員國(法國、西班牙、英國、葡萄牙等)，是支持捕漁工業化。在體制僵局下，海洋保育NGO因此紛紛擴大投資以限制供應量來滿足消費倫理。透過本身知識的傳遞過程散布優良做法。在此邏輯下，Bloom組織了推廣漫畫設計Pénélope Bagieu的商業會議，並建立法國超級市場分級的原則，Intermarché就一直被視為劣等生。迫於於強制公開性宣傳揭露策略(揭穿和毀譽：show and shame)的成功，大型的連鎖店必須和NGO談判以挽救它們的聲譽。這些企業象徵性補救做出有利於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的自願性承諾。舉例來說WWF在官方網頁上刊登了一篇名為「NGO歡迎Intermarché船隊的承諾」的文章。此可確認企業社會責任(顯示和獎勵：show and fame)並再次提高品牌形象的策略，成為非國家行為者行動組成的一部份。但是，這個目前被認為是暫時性歐洲海洋治理私有化現象，將可能永遠存在於缺乏規範混亂的國際背景下。換句話說，海洋前所未有的被視為受威脅的公共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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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quesne Christian, L’Europe bleue. A quoi sert une politique communautaire de la pêche ?, Paris, Sciences Po,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