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
趙偉婷 譯
Passage au crible n°95
2013年10月初蘭佩杜薩島(Lampedusa) 慘劇後，嘗試渡過馬爾它與該島間海域的情形仍不斷上演，此促使了歐盟間與國際間新的國際移民政策談判。2013年10月 3日至4日晚間，在蘭佩杜薩島附近船難造成366人罹難，同一時間在美國紐約正召開第二屆移民及發展政策高層會議。 此會議2006年由Kofi Annan發起，目的在評估移民治理的多邊主義發展，此高層會議在聯合國主持下召開，匯集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移民出境國以及入境國、學者專家與市民社會中與移民問題有關的成員。為了回應此悲劇，歐盟政府已授與歐洲對境外管理協助機構(Frontex) 更多資源以強化其權力。與此同時， 10月24 日與25日歐盟移民管制政策高層會議上，點出了歐盟國家之間相互分擔非法移民與尋求僻護負擔的必要性。
這已不是蘭佩杜薩島第一次被提及。在電影《氣蓋山河》(Le Guépard)中，導演 Lucchino Visconti 從描述貴族世家對該島的末代統治，帶出義大利復興運動時期政權從西班牙波旁王朝過渡到義大利王國下西西里島歷經的滄桑轉變。但今日此島則因其他慘劇而被關注。事實上根據統計，在二十年間約有20萬人喪生於地中海沿岸，蘭佩杜薩更是位居榜首的斷魂地，主因於其位處歐洲最南端，介於卡本半島與西西里島間，地理位置易達。島上居民基於海洋法對受難船支提供救援，但此舉卻違反了義大利對援助非法拘留者之相關法律，島上居民同時面臨發展觀光業的難題，因為北方來的觀光客帶來的經濟收益遠比捕魚來得豐厚。在Emmanuele Crialese所拍攝的電影TerraFerma中點出了此困境。目前記錄到最極端的案例為，一艘載滿塞內加爾偷渡者船隻在地中海中部發生船難，落海者緊緊抓住養殖漁場的魚網柵欄，其後被突尼斯漁民救起，但這些漁民在2008 年被以協助非法拘留義大利之罪名起訴。蘭佩杜薩島一直以來為尋求僻護和無證件移民的中繼站，2000年中期後人數漸漸減少，偷渡者直達義大利本土。2011年阿拉伯革命後，蘭佩杜薩島又再次成為偷渡者和船隻停泊的中途停靠站。在阿拉伯春季時有數以萬計的突尼斯人和利比亞人偷渡過海。該通道在夏季時期的興盛情況解釋了在蘭佩杜薩島船難悲劇後，在該島和馬爾他之間仍湧入大量抵岸的偷渡客。有時這些非法移民已拔山涉水多月，經歷被監禁，並支付走私者高額費用前往夢想中黃金歐洲大陸，希望能尋求僻護並且進入勞動市場。有些人孩子陪伴著一起來。此慘劇並不是單一案例，如果歐洲對於地中海移民遷移仍只加強邊境管制，蘭佩杜薩島悲劇翻版將一再上演，並衍生出新問題。另外，負責在該地區巡邏的Frontex機構，被布魯塞爾政府認為設施不足(每年87億美元)。庇護法無法適用於此種混合情況，就如同經過了四年訴訟Leonarda的案子一般，處理過程往往顯得緩慢。從人道細膩的背景來看，聯合國紐約高峰會設置了有利於流動性以及人類發展泉源的討論。此會議也建議在國際人權法保障下確保移民路線的安全。同時，會議也主張促使合格勞動力與非合格勞動力適應有需求的勞動市場。最後，會議點出，南北間存在著人口結構不平衡的狀態。但令人驚訝的是，會議最終結論竟也只是加強安全和促進短期成效。
歐盟自2004年以來進行擴大整合，歐盟移民政策常受制於歐洲各國民調中對於不斷上升安全感的需求。像是針對都柏林公約(Accords de Dublin II) 中提及有關避難所問題，歐洲國家之間在面對大量不規律抵達歐洲南部的移民者時，北方與南方國家之間卻缺乏團結來處理接待難民的責任分擔問題。附帶一提，大多數的非法移民不是藉由此管道進入歐洲，他們合法的來到歐洲，之後想辦法延長拘留。最後，歐洲政策督促委託歐洲境外的國家，特別是地中海南岸的國家，加強邊境看管和不規律的抽檢。但是，此措施似乎在Ben Ali 和 Kadhafi統治時期的突尼斯和利比亞等國家無法得到持續性的擔保。因此，要如何協調專家報告、國際組織、法律背景下和歐洲回應等相關國際移民政策間的對話？對於滿意單一安全途徑以及軍事化控制的盟國而言，此種差異反應了無法達成一個中期或是長期的協議的狀態。
一、 移民多邊治理。在G8或是G20會議中都不會談論到移民，因為這個議題容易引起爭執對立。事實上，對於國際移民問題並沒有世界性的會議，1994年在開羅針對人口的會議，北京針對婦女議題，和德班針對反歧視議題。盡管如此，主題只不過在巴塞隆納針對歐洲地中海區協定以及地中海聯盟協定中被隱藏了。然而，國際針對移民的討論確確實實的存在，其尋求協調三個目標：1)穩固邊界2)尊重人權法3)暢通勞動力市場所需勞工。但卻缺少分析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的綜合因素，因為如移民等外部因素(地區性危機管理，一級原料價格穩定，或是對於發展政策的定義)都可能影響人口流動進出。最後，針對蘭佩杜薩島悲劇，歐盟政府不情願的點出地區性移民治理危機。唯一的解決方式仍是更嚴格的加強控管，而不是促進流通率以對抗經濟轉型。很明顯的，歐盟化的移民政策在新主權主義的背景下以及強制性的安全措施原則下盡力的被重申。但顯示出的治理模式卻與紐約會議所定義的全球目標有所衝突。
二、主權原則的重申。在全球層面，由於地理上邊界不再與政治上邊界吻合，移民問題使得國家主權受到挑戰。當人權法強調民族國家在流動管理中的首要地位時，卻缺乏全球性移民治理及缺少對於流動性定義的法律。事實上，政府是拒絕流動性全球化的重要行為者，主因於其認為在國際秩序中許多重大的失敗，經常來自於脫離國家掌控範圍。必須注意的是，在這三十年間並沒有任何威嚇政策、返還政策或是同樣視角下更好的發展，可以顯示出在邊界管制上的成效。
在世界上有二十五個人員可以自由流動的區域，但由於國家間立場不同的政治衝突，使得當中少有令人滿意的運作方式。然而，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國際移民卻是全球化下最少流動的要素。此為一種與南北間發展矛盾有關的結構性現象，人類透過遷移渴望得到更都市化生活、更豐富的教育資源及更良好的健康。移出國鼓勵這種流動性，以輸出對社會現狀不滿的抗議者(有一半以上的流動人口為25歲以下)，並期盼回流的資金(2012年移民約匯回約4000億美元的資金回原籍國)。所有研究皆表示，移民率增加伴隨著移出國的經濟水平上升，因為人民抱持高度的期望，更因為移民者的平均教育程度較高。一言以蔽之，移民顯示了國家越是開放，人員的流動性將會越高，較少人會定居，最後流動性將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從東歐的鐵幕打開後就可以觀察到此現象。地中海以南國家合法移民人數提昇(包含低教育工作合約、觀光客、學生、跨國企業家)將可促進南北兩側區域的發展，因為許多移民都是受到簽證困難的阻礙。很明顯的，今後密封的屏障無法阻擋移民潮反而使得偷渡更加興盛。
Wihtol de Wenden Catherine, Le Droit d’émigrer, Paris, CNRS Editions 2013.
Wihtol de Wenden Catherine, Pour accompagner les migrations en méditerranée, Paris, L’Harmattan,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