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andre Bohas
陳宗胤 譯
Passage au crible n°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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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2年12月舉行的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大會，在會員國之間對於網路管制型態的不協調中結束。然而，如此缺乏共識反而決定了此領域的未來，也就是強權間世界觀的對抗。
自從19世紀末起，國際電信聯盟針對電報、電話、廣播等系統進行管制，特別是透過廣播頻譜的分配。二次大戰後開始屬於聯合國管轄，國際電信聯盟經常被認為是特殊且具技術性的。然而，這個看法在70年代受到「新資通訊世界秩序」支持者以強調其政治層面所質疑。
雖然網路獨立於國際電信聯盟以外發展，它仍然屬於資通訊科技的範疇，由位於加州的非營利機構「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指配組織(ICANN)」所管理。此機構一方面負責網路名稱與號碼系統，一方面協調與此虛擬空間的安全、穩定與團結相關之各項措施。由於網路這個媒體機制深入了社會、經濟與政治圈，所以該組織之功能使其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也是為什麼中國、俄羅斯與沙烏地阿拉伯不顧西方國家的反對，堅持希望將該組織整合進入國際電信聯盟。為了證明這個意願的合法性，他們援引「每個政府管理網路原始碼、網址、網名與認證的權利」 。在此項提案獲得大多數國家的投票贊成後，以美國為首的55個國家認為如此將危害網路治理與協調，拒絕簽署所有與這項權力擴張相關的條約。
一、「歷史陣營」的國際體系。根據葛蘭西(Gramsci) 的整體主義觀點，國際社會的特點在於霸權集團的主導，包括經濟、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的決定(Robert Cox與Stephen Gill)。這造成國家只能形成霸權結構，跨國間的利益、組織與團體彼此對抗形塑了國際結構。這個理論典範有助於理解系統轉變的原因，這部份是國家中心的理論所缺乏的。
二、有利於美國優勢的世界治理。全球化有助於「在集體目標的追求中，產生決定規則之正式與非正式的程序與制度，以及對其之尊重與財產分配」 。非國家行為者在這個過程中，被認為不利於國家政府維持其特權地位。此種混合式的政治管制型態認可了新的權力關係，同時強化了一套有利於美國的國際關係。
對於網路的爭論凸顯了這個媒體工具在發展中國家中所帶來的重大影響。做為西方的科技發現，網路使用意味著言論自由、使用者平等與國際互賴等價值展現。此外，網路上涵蓋全世界的內容反映出各種意識形態、特殊觀點與生活方式。由此看來，其社會文化層面透過網路鋪設，在全世界展開。政府菁英的管理會受到網路上所散布訊息的挑戰，所以他們對於網路存有懷疑，甚至反對。這個現象透過打擊其合法性與技術人員的參與，侵蝕了政治菁英的權力。James Rosenau便是透過這個概念，強調個人在國際社會中日益增加的影響能力。
另一方面，對於建立數位空間的反對，來自於會員國對於將會引進非國家行為者與程序之跨國治理制度的反對。相對於一個國際組織，這種制度蘊含著對於公民社會的利益。舉例來說，ICANN的管理是由一個16位資訊代表、區域代表與電子商務企業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執行，特別是透過共通名稱支援組織(Generic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與At-Large顧問委員會(At-Large Advisory Committee)；國家的建議則是透過政府顧問委員會(Government Advisory Committee)。目前，國家並沒有獲得特權，也就是說國家目前仍受到這個組織的限制，透過定期聚會與參與決策過程，與公民社會有所聯繫，包括技術人員、公會人士、網路使用者與經濟人士。
再加上威權國家的結構中對於社會團體的限制，使其在這方面仍相當脆弱。因此，世界治理有利於以活力與社會多元為特點的美國優勢。這個管制型態確保了美國在面對由強人、市場力量與主權基金所帶來的國家權力上升時，一項實質的優勢。這在制度上可解釋為美國的「歷史陣營」。透過反對杜拜協議，美國化身為西方經濟利益的代言人，以資通訊科技為矛。再者，自由使用網路可強化其已發展成熟之大企業的競爭優勢。最後，透過捍衛網路，確保了西方世界、公會人士，甚至是開發中國家網路使用者的支持。美國也可藉此獲得暗示性的霸權認可，有利於其國際體系擴張。
這項研究將國際組織演變與全球體系結構相連結。唯有系統性的觀點可以辨識這層關係，讓政府功能轉型的政治化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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