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Jacques Roche
邱崇軒 譯
Passage au crible n°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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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5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由馬利政府提出並獲得法國支持的第2071號決議文。針對發生在馬利共和國北部的暴力衝突，法國敦促西非國家協調出共同的軍事行動，法國總統更宣稱將透過「物資和後勤」支持這項行動。決議文通過的三日之前，法國總統在達卡表示拒絕任何和武裝組織談判的可能，因為他們「強制施行伊斯蘭教法，砍斷百姓四肢，甚至摧毀珍貴的人類文化遺產和古蹟」。
「非洲是最後一個法國仍有能力碰觸、干預的大陸，也是唯一個法國可以利用三百名士兵就改變其歷史的大陸」。這句經常被引用的名言來自法國前總統季斯卡‧德斯坦 (Valery Giscard d’Estaing) 時代的外交部長德‧圭漢勾(Louis de Guiringaud)，但我們可以拿來對照現任總統歐蘭德日前的發言：「上個時代的法國─非洲的合作關係已經結束了」(2012年10月12日，歐蘭德的達卡宣言)。如同歷任法國總統，歐蘭德必須在任期開端證明自己不延續後殖民時代法國政府的作為。密特朗執政初期任命的合作部長(Jean-Pierre Cot) 原本也被賦予改變對非洲關係的這項任務，但在1982年底時這個職位被廢除。歐蘭德仿效歷任總統，在任期初期，定出非洲政策的新原則，但根本上並沒有更動法國對非洲的終極目的，仍企圖維持法國在非洲的勢力。「革新法國和非洲的夥伴關係的決心」(2012年10月12日的達卡宣言)，呼應了「如果法國放棄在非洲的勢力，法國將不再是世人眼中的法國」(密特朗，第十八屆法國和非洲領導人會議，1994年11月8日)。當然，法國已經改變在非洲布局的模式，政府間簽署秘密協議的年代也已經過去。然而，法國仍自視為在其勢力範圍內非洲國家安全的守護者，若不在前法國聯盟境內發動兩、三次軍事行動，法國第五共和的總統權威將無法建立。但仍須注意到，比起前幾任總統，歐蘭德更急切宣布在非洲發動軍事干預。實際上，，季斯卡‧德斯坦於1977年發動在毛利塔尼亞的軍事干預(Opération Lamentin)，距離他就任已有三年的時間。至於密特朗在進入愛麗舍宮兩年後，才首次發動針對查德共和國的武裝行動 (Opération Manta，1983年8月)。而席哈克則在當選的九個月之後，於1996年2月批准了在喀麥隆的軍事行動(Opération Aramis)。最後，薩科齊在2008年2月決定介入在查德首府恩將納(Ndjamena)的衝突，一方面支持伊德里斯‧德比(Idriss Déby)政權，一方面安排歐洲僑民撤出。<
今日，即便派遣法國軍隊投入行動這個選項已被排除─我們試問法國的援助和後勤支援該如何安排？─，問題仍在於法國是否有能力限制戰爭的規模，因為衝突敵方將無可避免地展開一場總體戰(guerre totale)。換句話說，克勞塞維茲的總體戰的概念是否已經不足以解釋現今的衝突？克勞塞維茲式戰爭概念在冷戰時代還未受到質疑。1950至1960年代關於核武威脅的爭論可作為見證，當時馬林科夫(Malenkov)主張擁有核武的國家之間不可能發生戰爭。但在這個年代，已有論述指出發生極端暴力的風險危機難道不會使克勞塞維茲的理論框架顯得過時，且當時唯一可能的戰爭被推擠到發生在國際戰略體系的「邊緣地區」。
1991年，范克雷維德 (Martin Van Creveld)發表「戰爭的變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一書。對這位以色列歷史學家而言，克勞塞維茲的戰爭三位一體論(人民、軍隊與政府)已不再適用，但西方國家的軍隊仍然使用對敵人的印象(mirror image)來看待對方，因此把他們視同為野蠻份子。季根(John Keegan) 的立論則和克勞塞維茲差異更大，1993年發表的「戰爭史」(History of Warfare)一書認為人絕對不是理性的政治動物，因為戰爭顯露出的是人類的直覺。柯道爾(Mary Kaldor)在其1999年發表的著作中探討新型態的戰爭(新舊戰爭─New and Old War)，她從社會經濟層面，歸結出與舊戰爭三項截然不同之處。首先，新型態戰爭的目的在於利用身分認同問題來確保政治動員。其次，製造恐懼和侵犯人權取代了傳統的戰爭策略。最後，新型態戰爭的行為者可以同時是全球性與在地性的，是公共或私人的，並且在全球互動。法國的軍事理論家格魯拉(Galula) 的著作不斷再版(2005年於美國，2008年於法國)，其著名的反叛亂戰爭研究，連同上述著作，同樣對克勞塞維茲的分析提出質疑，反叛亂戰爭獲得勝利的關鍵在於「贏得人心和精神支持」並且能節制使用武力。
當前針對反叛亂戰爭的質問─意即將無可避免地捨棄「不對等衝突」這一概念─，可用「有限戰爭」(guerre limitée )引申出的三個戰略難題來解釋。
首先，戰爭是一項決心的試驗。陷入衝突的雙方其實並沒有相同的求勝慾望。矛盾的是，軍備實力的差距對弱的一方比較有利，因其擁有更強的決心。由於面臨失敗的威脅，實力弱的一方必須發動「總體戰」，而實力強的一方則理性地以「有限戰爭」應對。然而，克勞塞維茲提到「是對手決定另一方應該遵守的規則」。由於擔心衝突將上升到極限，軍備實力較強的一方反而無法主動應對決定勝敗的戰爭規則。
失去主導權導致較強的一方陷入第二個戰略難題，依據毛澤東的理論：「由於強國必須取得勝利，為了達成目的，強國被迫促使戰爭衝突升高，但風險卻是失去人民支持或是暴露其無能」。由於是弱方決定戰爭法則，較強一方被引入一場沒有能力取勝的致命戰爭。對國家正規軍來說， 使用武力必須在「戰爭法」(jus in bello)的規範內。相反地，反叛軍不節制使用武力，甚至利用人民當作防衛，如逮獲人質以逼使對手犯錯。由於可以接受巨大風險和損失，反叛軍逼迫對手僅能進行防禦，而因此在最理想的情況下，較強的一方不會落敗，但也幾乎無法取得勝利。最後，為了確保勢力而進行干涉，這類軍事行動的目的和其他戰爭不同。如同阿宏(Raymond Aron)觀察到，較強的一方雖有求勝的企圖心，「但反叛陣營不會讓自己被殲滅 […] 只要反叛軍在軍事上不輸，即可獲得政治上的勝利」。因此，戰爭延長成一場持久戰，且少有正規軍能取得優勢。此外，正規軍被派到遙遠的戰地，花費高昂，在輿論迫使下，結局以既沒榮耀也沒勝利的撤兵收場。
如同戰爭論的作者克勞塞維茲所述「我們沒有辦法在戰爭哲學中訂出一項規則，若沒有荒謬反例的存在」。「犯下這些恐怖惡行的作者」(引自2012年10月12日的達卡宣言)，以及其他抗爭者、恐怖份子、反叛份子、強盜與反社會份子(這些稱號皆取自殖民字彙)將企圖證明他們的對手是不人道或是沒有能力做出決定的一方。對於這兩個批評，我們僅能夠選擇後者(克勞塞維茲式的荒謬)來看待法國未來涉入馬利的軍事行動，但由此看來，此一任務的前景並不樂觀。
Keegan John, Histoire de la Guerre : du Néolithique à la Guerre du Golfe, Paris, Dagorno, 1996, 497 p.
Kaldor Mary, New and Old Wars – 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éd., 231 p.
Van Creveld Martin, La Transformation de la Guerre, Editions du Rocher, 1998, 318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