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ément Paule
翻譯 張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73
Source : Wikipedia
2012年7月22日至27日，來自一百八十三個國家將近二萬四千人參與了第十九屆由國際愛滋病協會 (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 在華盛頓舉辦的國際愛滋會議。這個會議從1994年起每兩年舉行一次，已經舉辦過許多的活動，無論是科學研討會、決策者的演說或藝術活動，這些活動旨在喚起大眾輿論對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愛滋病議題的重視。儘管此疾病三十年內造成三千萬人死亡，這個會議被視為一項成功的創舉，在會議中各方認真地討論此疾病在不久的未來被杜絕的可能性。這些看來相對樂觀的看法—其明確的口號為「讓我們一起扭轉這趨勢」，這些展望是建立在那些決定性的技術突破之上，而金融危機卻讓捐款人的意願大為降低。從那時起，相關行為者開始呼籲各方動員起來，為了能夠讓那些97%生活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國家的病患能夠獲得治療，這必須透過加強醫療研究上的努力來達成。
在1980年代初期對於病毒進行鑑定與分離後，許多國家開始實行相關公共政策來控制疫情的擴散。這些政策常常遭到批評，太過排擠病患或甚至譴責病患—例如對病患進行隔離的措施，這些當地政策對於抑制愛滋病是沒有幫助的，愛滋病在往後的幾十年轉變為全球性的傳染病。最終，對抗這個公共衛生災難的戰鬥擴大到全球各地，於是在1995年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應運而生。同時，我們要注意到各個協會組織活動的增加—像是法國的Sidaction或AIDES組織，其中某些組織甚至能發揮國際性的影響力，像是愛滋平權聯盟 (ACT UP)。各國政府也努力建立各種合作機制，以便降低疫情嚴重地區的死亡率，尤其是在撒哈阿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因此，布希總統在2003年成立具有數十億美元資金的總統防治愛滋病緊急救援計畫(PEPFAR)被視為在全球公共衛生領域最大的國家參與行動。在此邏輯下，在 2006年聯合國的聯合援助計畫(UNITAID) 也因此展開，目的在協助發展中國家對於疾病醫療藥品的採購，在三十多個國家對機票抽取團結稅來做為此計畫的資金。我們要注意到在此出現了公共與私人並行的結構，像是2002年成立的對抗愛滋病、結核病與瘧疾的全球基金，這個財政援助計畫負責集中與分配所有用於反愛滋活動的資金。
在這個複雜的結構中，成立於1988年的國際愛滋病協會(IAS)今日集合了一萬六千名成員，這些成員包括了許多研究人員和與病毒相關的專業人員。這個非營利性質的協會宗旨在成為領先的專業平台: 獲得2008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近來被提名為協會主席就是一項證明。因此，國際愛滋會議(IAC) 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透過對全球的動員與對出資者的鼓勵捐贈，它向大眾宣傳科學上對此疾病的最新發現。此外，各方專家選擇在此會議上宣布未來根絕此疾病的可能性，這具有相當重大的象徵意義，特別是因為這項觀點是建立在顯著的技術突破之上。我們必須提及全球第一位痊癒的柏林愛滋病患，他在2007 年進行骨髓移植後痊癒。最後我們應該注意到今日還有三千四百萬人帶有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一千五百萬名病患中僅有54%即八百萬人享有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此外，聯合國預估在2010年可能有二百七十萬個新的感染病例產生—從2001年以來降低了20%，然而在相同期間裡與病毒相關的死亡人數卻提高到一百八十萬。
一丶公共衛生的全球治理。本次會議讓我們瞥見在全球公共問題上所有的合作夥伴，在這個場合中的議題是全球流行的愛滋病。但重要的是要探索在這個議題中各方的角力，這個議題聚集了各個相關利益者與不同的資金來源，這對全球災害治理並非沒有影響。
二丶科學的進步 vs社會經濟邏輯。儘管病毒方面的研究進展如今讓我們能預期疾病的消失，大多數的與會者一致認為全然技術性的方法是不夠的。實際上，這個疾病被深深地嵌入不同層面的社會關係中，從全球南北方的差異到道德教化的譴責。
首先，要強調此一活動貢獻者的多樣性:政治人物有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前美國總統柯林頓以及南非副總統莫特蘭蒂(Kgalema Motlanthe) ;另外還有藝人如艾爾頓強，國際官員如世界銀行行長金鏞(Jim Yong Kim)以及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執行董事米歇爾·西迪貝先生(Michel Sidibé)，商界人士如比爾蓋茲，或有名的科技界人士。這個多部門的動員闡明了國家、國家間行為者與影響力日與俱增的非政府行為者之間漸進的共存現象，特別是那些跨國公司與私人基金會。在這方面我們必須要提到牽涉到個人的多重關係結構，像是前美國總統柯林頓就與製藥公司談判降低某些治療藥物的價格。然而，慈善資本家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像是蓋茲基金會已經投資了二十五億美元來對抗愛滋病，許多南方世界國家無法填補捐助國因實行緊縮政策而停止捐助的資金缺口: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估計七十億美元的資金缺口到2015年將會增加到三倍之多。特別是美國總統歐巴馬，除了缺席此會議之外，他還宣布2013年起要裁減總統防治愛滋病緊急救援計畫的預算。
即便困難重重，根據國際愛滋病協會發起的「尋找HIV治療方法」，研究的成果看來是相當有希望的，同時全球公共衛生指標看起來似乎有所改善。儘管疫苗尚未成功地被開發，新的觀點已被提出來，預期能夠使現有的治療方式更完美，而醫療的花費也已經大幅降低。我們注意到特魯瓦達(Truvada) 這個例子，它是一種預防性的治療藥物，能降低非安全性行為中的傳染風險—根據臨床研究，每日服用者能降低90%的風險，此藥物在本屆國際愛滋會議舉行前已經被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批准。然而，這項新事物卻引起了許多協會組織的憂慮，像是愛滋平權聯盟(ACT UP)就提出預防性藥物本身可能帶有潛在的反效果。更普遍而言，這些技術的實行仍飽受爭議，這個疾病所牽涉到的社會邏輯仍然是相當地複雜。
因此，儘管各方一再地呼籲勿對受愛滋病毒感染的患者進行譴責，許多南方國家的行動活躍分子卻未能取得簽證到華盛頓參加會議。美國政府事實上拒絕了那些性工作者的簽證申請，因而他們選擇在印度的加爾各答同時舉行一場反高峰會活動。此活動聚集了一千多名示威者，它被取名為性工作者自由節，這個活動是為了要求讓性工作者能融入並參與國際愛滋活動，尤其是對抗愛滋的相關決策對這個族群影響極大。這一個行動受到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執行董事的支持，他指出國際捐助僅有少於1%分配給性工作者族群，然而這個疾病對此族群的影響卻最嚴重。此外，那些示威者也譴責總統防治愛滋病緊急救援計畫資金分配的附加條件，這項計畫要求受資助的協會組織要簽署一項反賣淫條款。這個例子顯示 了在技術層面之外，當問題仍牽涉到政治的因素，要解決一個全球傳染病的問題仍有相當的困難。
Dixneuf Marc, « La santé publique comme observatoire de la mondialisation », in : Josepha Laroche (Éd.), Mondialisation et gouvernance mondiale, Paris, PUF, 2003, pp. 213-225.
Site de la 19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sur le sida : http://www.aids2012.org [20 août 2012].
UNAIDS, UNAIDS Guidance Note on HIV and Sex Work, avril 2012, consultable à l’adresse : http://www.unaids.org [21 août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