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lérie Le Brenne
翻譯 張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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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5日，廣西金河礦業有限公司因為傾倒了鎘 (為鋅及有毒物質開發後的產物) ，對龍河河川造成了污染 (位於中國南方的廣西自治區)。由於養殖漁業是當地相當重要的產業活動，數以百計的魚類的死亡給有關當局發出了警訊，當局立即努力試圖降低污染帶來的危害。位於污染下游地區60公里處，該地區第二大城市柳州，也因此直接受到危害。儘管當局的官方說法頗為樂觀，該地的居民則是急忙到超市囤積瓶裝水，這也增加了瓶裝水短缺的風險。
這起事件為中國近年來工業發展造成的水污染清單再添一筆。這些污染損害尤其在該國面臨極大的水力發展差異與日益嚴重的缺水情況下而顯得更加棘手，尚且不論該國對多種能源的需求正快速地增長中。
1979年以來，中國在鄧小平的推動下已經逐漸步入市場經濟，並且達到相當程度的國家成長與競爭力，這使得該國成為當今世界上的第二經濟大國。在該國經濟轉型期間的眾多發展目標之中，減少進口與促進出口的目標表現在該國高度的工業發展上，這點在實際上也突顯了因應強大的工業活動所需的能源供給問題。底土層豐富的能源資源(石油、煤炭、鈾)、金屬礦石(銅、鋅、鋁土礦)以及非金屬礦石(石墨、硫、磷…)等資源使得廣大鄉村地區的探勘活動快速地發展起來，並且許多採礦場也相繼地建立，恰好有許多採礦公司也相應成立。
從1990年代開始，能源問題之外也同樣存在著領土上水資源不均的問題。實際上中國的南方擁有充裕的水力資源來發展水稻栽培；相反地，北方卻水資源短缺且氣候乾旱。當局想要透過南北資源輸送來平衡差異，在1992年建立了三峽大壩，而中國也因為此計畫被加拿大針對水資源爭議向海牙國際法庭提出控告。
與此同時，中國已進入都市轉型的過程之中。農村移民也導致了新市鎮的出現，在1940年代末期新市鎮的數目為69個，到2000年代則增加到670個。在消費需求增加的情況下，再加上將沿海城市對外國企業的經濟開放，這些情況使得工業生產活動大大地增加。此後，因工業活動而造成的污染越來越嚴重，像是煤礦開採造成的空氣污染與水資源探勘所排放的有毒廢水，這些污染對公眾的健康造成了極大的危險。
我們必須注意兩個重點：
一丶 對於能源的迫切需求：為了回應國家與全球的需求，經濟發展讓中國產業承載著迫切的生產力需求。因此，對於能源需求的增長也加速了中國國營企業的私有化。然而，這個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帶有「權力分散」的特色，根據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的理論，「權力的分散」讓國家的政策變得更加複雜。
二丶 中國公民社會的出現：中國工業事故的層出不窮促使公民社會的浮現。公民社會在公共衛生與環境方面的影響尤其顯著。這些問題因為這些結構兩極的社會行為者－某些行為者有跨國的關係與影響力－因而在當前能受到當局的重視。
廣西金河礦業有限公司在龍江造成的鎘污染即為追求生產力與競爭力迫切壓力下的症狀，這項來自經濟成長需求的的壓力重重地落在工業發展上。事實上，工業生產的重擔產生了對能源供給的持續性的壓力，對於能源供給的掌握因而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礦業公司必須透過實現更高的生產量與能源供給的多樣化，以便加強公司的生產效率。目前許多中國公司在非洲設立，這些公司與西方集團在能源市場上相互競爭。然而，持續增長的私有化讓這些公司有可能轉型為跨國企業，這也同時削減了國家的控管能力。
事實上，這起事件顯示有關當局對於各大企業的環境保護責任方面並沒有制訂強制性的法令，而這些公司已經造成了相當大的工業污染。今日這些有毒液體的排放，如鎘，已經成為公共衛生領域的問題來源。對非飲用水的消耗讓普羅大眾承受了極大的罹患癌症的風險。此外，農業活動也同樣因為工業活動對環境造成的衝擊而受到影響。在2011年，由新世紀週刊所公布的一項研究顯示，10%在中國生產並外銷出口的稻米，被檢測出受到鎘污染。
在面對大規模的環境損害與來自國際組織與非政府組織壓力的情況下，中國當局今後的目標在於減少能源的消耗與減低工業的污染。除了在當地設立相關機構來對污染進行監控，中國政府也在非常嚴格的條件下允許非政府環保組織的成立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介入。由於國家治理的不足，中國公民社會的行為者因此能夠藉由環保行動而組織起來。透過向民眾告知可能的風險，公民社會的行為者也同樣具有一定的能力來影響政府的政策，這也要特別仰賴許多跨國的組織網絡。關於公民社會與日俱增的重要性，其另一項證明就是，中國政府也開始鼓勵非政府環保組織來參與揪出企業污染黑名單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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