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ïs Henry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42
2011年3月10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決定把政權移交給西藏流亡政府的總理。因此，自4月27日起，洛桑森格擔起「領導」西藏社會的角色。這一決定令人詫異，因為近四個世紀以來，達賴喇嘛代表的是政治和精神權利的雙重象徵，特別是在15萬流亡世界各地的藏人眼裡。
自第八世紀起，西藏經歷了各個時期的佛教傳播。但是，直到十六世紀，索南嘉措，格魯派哲蚌寺的第三任住持，才首次被確認為達賴喇嘛。他的兩位先任者，也因此溯及既往地被追認為第一世和第二世達賴喇嘛；自此，他們全部詮釋了輪迴轉化的系統。最初，他們僅掌握了宗教權力，而因此維護了四支藏傳佛教的發展，即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及格魯派。但在1642年，「由於蒙古的支持，第五世達賴喇嘛統一了 […] 幅員遼闊的領土，並由宗教貴族領導的政府所統治，這位於拉薩的政權又名甘丹頗章政權」。從那一刻起，歷代達賴喇嘛在西藏行使宗教以及政治權力。
1949年，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久後，毛澤東下令入侵西藏。 1950年，丹增嘉措 – 當時年僅 15歲 – 登基為達賴喇嘛。儘管他努力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他仍然被迫於1959年3月10日流亡到印度。從那以後，許多藏人也流亡國外。其中大部分定居在鄰國 (印度，尼泊爾，錫金，拉達克) ，而也有人前往歐洲和英語系國家。早在流亡的初期，達賴喇嘛就已奠定了政府的基礎，以維護其人民和文化。多虧了由他建立的憲法，流亡政府，在民主和尊重人權的氣氛下，在達蘭薩拉成立。
達賴喇嘛曾獲得多個重要獎項，以表彰他對非暴力、人權與和平所做出的貢獻。尤其，他曾於1989年12月10日，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而最近一次，美國國會於2007年10月授予他金質獎章，以表揚他對於非暴力所做出的努力。
一丶民主化進程的完成。達賴喇嘛的決定呼應了懷特海德 (Laurence Whiteheard) 的假設。他指出，在兩極世界結束後，在國際社會上，我們將見證民主化進程的正常化，也就是透過自由選舉來決定政治領導人。
二丶 承認與否的資格競爭。我們特別提出，中國針對諾貝爾和平獎西藏得主，所祭出的國際空間的封殺策略。
自從他即位以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就呼籲民主變革。甚至早在流亡之前，他就更改了司法系統，解除了農民積欠貴族的繼承債務。在他離開西藏後，他建立了許多機構以保障西藏的認同，並也因此促進了民主制度。在1980-1990年間，他推動在聚集眾多西藏僑民的國家設立辦事處。正因如此，在國外的藏人社群現在可以投票選出他們的代表。因此，把行政權利交給總理之後，達賴喇嘛完成了先前即已展開的民主化進程。最近，阿拉伯世界的人民為了民主起身反對他們的領導人。但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另一種環境背景，因為西藏人並沒有要求他們的領導人離開權力，甚至完全相反。也不是因為外來壓力造成達賴喇嘛移交政權。根本原因在於他的父愛主義政策和政治魅力，六十五歲的達賴喇嘛認為人民自治的時機到了。
除了這個推論，我們也了解到，中國當局一向以不承認政策對付達賴喇嘛。事實上，只要他執行一項任務，或是進行參訪，中國當局都與以譴責。對中國來說，達賴喇嘛是個穿麻布長袍的和尚、分裂主義者、暴君，企圖以嚴厲手段維持自己的權力。毛澤東甚至在入侵西藏之後，合法化這項行動，理由是必須解放政教合一的政權。其實，資訊的操縱才是西藏入侵行動的核心，目的在於取得國際合法性。然而，當今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領導者是一個世俗人士，由多數的流亡藏人普選產生 (55％) 。因此，中國政府不能再使用政教合一這個理由來指控新的領導人。最後，中國和其他國家，曾經譴責達賴喇嘛把宗教帶入政治。然而，這一次行政權力下放所完成的改變，將可全盤否定這類批評。
這一決定將寫入這場持續超過六十年的政治鬥爭。以非暴力的模式，西藏人民表明他們是多麼渴望改善中國的人權並尊重人民的自決權。
Heath John, Tibet and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res, Saqi,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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