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ément Paule
翻譯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39
Source : Flickr
根據5月3日朝日新聞的報導,日本政府評估東京電力公司(TEPCO)必須支付近500億美 元的補償金。2011年3月11日的地震發生三個月之後,亞洲第一大的電力公司似乎仍無法掌控 在福島第一核電廠的事故。然而,對受害者的補償問題,無論針對個人和當地社區,已經引起 廣泛爭議,同時政府當局和電力公司的危機管理也飽受批評。因此,強大的企業主組織日本經 濟團體聯合會(Nippon Keidanren)的主席,米倉宏昌(Yonekura Hiromasa),質疑國家應該承 擔全部的賠償責任。迄今為止,摩根大通集團指出,東京電力公司在災難後必須承擔的財務成 本將達到240億美元,而美國美林銀行提出的數字更要高出五倍。
作為全球第三大核能生產國 – 僅次於美國和法國 – 日本現在大約有五十個仍在運作的核電 廠,生產該國近 30%的電力。為了減少對石化燃料的嚴重依賴,自七十年代以來,日本政府做 出一項戰略性的決策,優先發展核能工業。在巨額投資和與美國合作的鼓舞下,這個部門在東 芝,日立和三菱重工等企業的協助下,發展出可觀的規模。2006 年,日本的經濟、貿易和工 業部,重申了生產目標,至 2030 年將從核能科技中取得 50%的電力需求。在這個指示下,未 來數十年預計規劃和興建十餘個新的電廠。
此外還需了解到,日本市場的領導者和全球排名第四的公司,東京電力公司 ─排在德國 的 RWE 公司,法國電力公司 (EDF) 和英國的 E. ON 公司之後─ 成立於 1951 年,目的在於終 止國家壟斷能源。在六十年代,該公司經歷了強勁的成長並投入核能工業:福島第一核電廠於 1970 年 3 月開始運作。在很短的時間內,東京電力公司已成為亞洲第一個跨國電力生產業者。 然而,這個企業的發展神話也遭到眾多醜聞的批評:2002 年 8 月,政府當局發現了經營者十 幾個偽造文件,以隱瞞自七十年代以來發生在電廠的意外事故。一般說來,對於核電產業的爭 議不斷增加,如發生於 1999 年的東海村事故或是 2004 年的美浜発電廠事故。至於關於東京電 力公司的意外,2007 年的新瀉縣中越地震迫使東京電力關閉它最大的核電廠 ─柏崎刈羽核電 廠,位於東京以北 250 公裡─ 長達 21 個月。該公司當時陷入了 28 個年來的首次虧損,估計為 44 億美元。
一、 核電領域的忠誠網絡。環保團體常以「寡頭政治」來批評,核電領域嚴重的官商勾結在 這次危機處理中表露無遺。為了逃避政治和司法責任,決策者試圖保持表面的團結氣氛, 以面對大眾的批評聲浪。
二、 逃避指控(blame avoidance)。然而,一旦談論到責任的歸屬問題,災難管理也可以 成為官商互相角力的舞台。這一次的危機中,日本政府甚至在地震發生之前就已顯得軟弱 無能,而試著把事故的責任推拖給東京電力公司。
首先,我們應該把重點放在這次核能事故與跨國石油公司 BP 於2010年墨西哥灣的石油泄 漏事件的相似之處。事實上,公開責難一個「不守規則」的跨國公司、追究外包公司的責任或 是公司股票市值大幅滑落,種種共通的情況都在「後危機的背景」之下發生。此外,東京電力 公司似乎並沒有能力控制局面,因為遲至2011年4月18日,才提出第一個抗災計劃。至於東京 電力的領導人,他們所做的僅是躲藏在公開道歉的儀式裡。然而,該公司的公開聲明不是不完 整就是不正確。一再重復的錯誤,以及日本政府的責難,造成東電公司的信譽破產,也激起了 「社會科技爭議 (socio-technical controversies)」 與替代的專業評估方法。然而,與2010年英國 石油公司漏油事情不同,我們必須注意到國家的監管機構失去作用,特別是隸屬於經濟貿易和 工業部主管督察事務的核能與工業安全局 (NISA) ,以及核安全委員會 (NSC) 。儘管有專家學者 提出警告,如地震學家石橋克彥 (Katsuhiko Ishibashi) 和茂木清夫 (Kiyoo Mogi) 更進一步譴責其 中的利益衝突,但事安全標准仍未重新修訂。仔細說來,原子能總署的建議也被忽視,如前總 干事穆罕默德•埃爾巴拉推動的五年內停止鈾濃縮活動和核燃料再處理計畫。
此外,日本政府面對東京電力公司,一方面威脅要國有化,一方面又以行動支持,模寧 兩可的態度也值得注意。在這一方面,與非政府組織綠色和平 (Greenpeace) 保持距離 ─以進行 輻射量的測量,或管理賠償基金會以防止銀行和東京電力破產─ ,即可證明這種做法。還記得 日本政府過去曾經「掩護」該業者的意外,因而2002年的醜聞對該集團的衝擊非常有限。接下 來還需注意到日本核能業者的國際化發展,伴隨了九十年代日漸放松的管制。例如,於2010年 由政府和工業界簽訂的日本國際核能源開發有限公司 (JINED) 協定,以向國外出口技術。再 來,還需提到東京電力公司在京都協議書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幫助日本實現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所訂下的目標。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忠誠」的讓政府高層和電力巨頭結盟成一個網絡, 更鞏固了政府機關和戰略產業的關系,並在經濟、貿易與工業部凝聚,不僅主管核能源的推 廣,也負責安全檢控。
目前,此種政府和業者的關系縮減了災難管理的空間,尤其是放射性物質外泄量的評 估。四月底,日本首相的科學顧問,小佐古敏荘 (Toshiso Kosako) 教授辭職,以表達不認同內 閣所采取的措施。再者,某些重要的評論家抨擊由核能產業「忠誠的」主管所發佈的「資訊的 循環回路 (la circulation circulaire de l’information)」─依照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詞句。與美 國對英國石油公司的反應不同,日本當局試圖在兩種態度之中取得平衡,其一為在一定程度上 支持東京電力公司,其一為指責東京電力早已有過違規事例以「逃避指控」。在任何情況下, 公、私領域的官商勾結都不會被全然質疑。風險來自於政府的一意孤行 (cavalier seul) ,以戰略 性考量的名義,控制甚至隱瞞資訊。這類秘密的組織過程 ─不能歸咎於日本特殊的民族性─ , 不僅對日本人民有害,在這起事件,也對「世界公共財產」有害。然而,這次意外也凸顯了國 際監管機構 ─包括國際原子能總署─ 本身的問題,僅重視核能在軍事領域的議題,但卻疏忽了 風險也非常高的核能民間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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