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vé Pierre
翻譯 張瀞雲
Passage au crible n°13
2010 年 1 月 28 日,七十多個國家代表聚集於倫敦參加此會議,阿富汗總統哈米德·卡爾 扎伊 (Hamid Karzaï) 宣告:「我們應該向所有的同胞伸出援手,特別是對於已經醒悟的弟兄 們,他們並非蓋達組織的成員,也未參與其它恐怖組織活動。」關於和解會議的推動,早在 2003 年即由阿富汗總統發起,此會談旨在區分「好的」和「壞的」塔利班人,和解會談在 2009 年成為阿富汗政府的首要任務。政府在 2010 年春季舉行的國家例行性全體集會 (Loya Jirga)中,發布了這項策略性的新政令。此外,政府也必須創立一個三億五千八百萬歐元的基 金以避免生活極端窮困的人民加入叛亂份子的陣營。
在 1979 年,蘇聯的入侵使當時的達烏德(Daoud)總統政權遭到共產黨叛亂份子推翻。這 也使得許多反共產的反抗團體在冷戰的背景下得以成立,他們接受來自美國的大力支持。這些 解放運動人士之間有限的團結性於 1989 年紅軍撤退後並不復存在。情勢很快地演變為混亂的 無政府狀態,各團體間的首領相互對立鬥爭,造成許多平民的死傷。從 1992 年起,有一群學 生(talebs)主張要重建司法秩序,他們跟隨在前塔利班領導人毛拉·奧馬爾(mullah Omar)以巴基 斯坦部落為據點展開軍事活動並取得極大的成功,在 1996 年攻占了首都喀布爾。這個新的政 府一開始並非必然屬於反西方的政權,但是在其與賓拉登有所聯系後變得越來約激進。這個政 府發展出一套只以伊斯蘭聖法為基礎的政策綱領,並且明顯地有利於普什圖族。
以塔吉克人為主導的「北方聯盟」—受到美國的支持—在 2001 年推翻了塔利班政府,塔 利班政府於 2002 年在坎大哈(Kandahar)的潰敗後劃上休止符。從 2003 年起,叛亂份子漸漸地 取而代之。這些叛亂份子由無數個相互競爭的團體所組成,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決心抵抗任何 形式的外力介入內政。這些叛亂團體的目標和定位存在著很大的分歧,而某些很晚才開始信奉 塔利班主義的領導人,他們務實的行事作風也受到相當大的關注。在 2003 年,經濟學人雜誌 更是首先提出新塔利班主義的出現,以描述某些專家學者如阿明·塔爾茲(Amin Tarzi)所定義的 新現象。
在一個絕對對立的情況下,被利用來把敵方妖魔化的言論十分矛盾地對兩方陣營皆有 利。因此這使得第三方難以從中分辨孰善孰惡。
一、目的性言論。英國哲學家約翰・奧斯汀(J. L. Austin)指出,目的性言論其目的不在於發揮說 明性和告知消息的功用,而是這些言論就構成了行為本身。今日我們給阿富汗反叛份子冠上了 塔利班的標簽,就代表我們假定了事實上這些反叛團體之間相互勾結串聯。此外,也假定了在 這些反叛團體的活動和 1996 到 2001 年間的阿富汗叛亂運動之間存在一個歷史因果的關系。再 者,帶有高度情緒性的語言就相當於一種政治武器,那些打著反抗運動名號的人或頑強的抗戰 人士皆能利用這個武器得到好處。
二、將對手妖魔化。不同類型的一方會將其對手視為同性質的集團,並給予負面的定義和評 價。羅伯・傑維斯(Robert Jervis)為這種對現實極其簡化而走樣的觀點提供了經典的分析, 要探討這個觀點的本源,必須注意到行為者常常傾向於高估自己的對手,這種出自於缺乏同理 心的傾向,往往導致行為者去否認不同理性思考觀點存在的正當性和可能性。行為者對他方往 往抱持著簡化的既定看法,他方僅僅扮演一個頑強的敵人角色,並且是一切恐懼痛苦和幻想的 催化劑。
這個塔利班派系透過重回國家政治遊戲框架的和解過程標志了一個重大的發展,其證實 了反叛團體之間缺乏團結性。更明確地說,這個和解政策將可能敲響塔利班組織的喪鐘——狹 義而言,瓦解作戰部隊的人員編制;廣義而言,使其活動喪失團結性,然而這個發展也面臨了 兩個重大的困難。
一、反恐怖主義戰爭的信條。
對於其它阿富汗政界人士而言,這項和解政策的推動可能被解讀為政府示弱的舉動,而 未能展現總統的魄力。卡爾扎伊總統的支持度和可信度已經在2009年8月的大選中明顯下降許 多,他試圖與歐巴馬政府保持密切的關系,冀望在2011年以前迅速削弱塔利班派系的勢力,也 因此他不得不努力加強政府軍隊的人員編制。除了將派系份子解除武裝之外,阿富汗官方期望 自身能握有足夠的力量來改變目前的權力關系。因此,整個和解政策看起來像是個圈套,總統 的政治如意算盤用意是在動蕩的內戰背景下鞏固其自身的地位。
把對手妖魔化能夠達到把戰爭、資金籌募和軍隊增援正當合理化的效果。這個策略假定 民意會無條件地給予支持,因為政府在當地所面對的敵方與跨國游擊團體有所勾結,而毛拉·奧 馬爾或甚至是賓拉登很有可能是背後的始作俑者。美國國務卿希拉裡選擇支持卡爾扎伊總統的 提議,主張對宗教的盲從狂熱現像應該有所響應。她傾向把塔利班的本質以此作為定義,拒絕 承認塔利班份子行動背後的理性考慮。為了支持這項政策,她還公開表明誓言將不會和塔利班 份子講和。基於自身對恐怖主義采取打總體戰的立場,美國因此把世界以非黑即白的方式一分 為二,兩方互不兼容,也沒有給可能出現的第三方立場預留生存的餘地。
二、把採取不合作的立場當作有效的對策。
微觀而言,這些輕易地讓自己被貼上塔利班卷標的社會邊緣份子,他們憑靠在地方上實 際握有的權力而有不同的能見度。因此,塔格布(Tagab)山谷的非法份子投機地把地方鬥爭的層 次提升至範圍更深更廣的集團派系活動。而這樣的舉動為其帶來後勤的補給和更多的共鳴。宏 觀而言,全球的聖戰首領,他們藏匿於巴基斯坦地方的部落地區,催化助長了各式的社會動 亂,並以此作為躍上世界舞台的有效對策。也就是說,這些反叛份子以全盤否定倫敦會議的提 案來與西方世界對抗,並將此視為團體或組織的一項有效策略。在這方面,塔利班組織的指揮 司令部在1月28日已經清楚地表明,西方國家以提供金錢和就業機會的方式來收買聖戰份子這 個嘗試是徒勞無益的。
透過國內和解的方式來解決阿富汗問題潛藏了許多的不確定性。事實上,這項政策的推 動是經過了仔細的盤算,但是它缺乏各方的支持,甚至遭到主要相關人士的全盤否定,在這樣 的情況下,盡管各方已經針對此問題進行討論,倫敦會議最終發布的公報明顯地呼應了上列的 陳述——在公報中,僅只一次提及和解的字眼。
Tarzi Amin, Crews Robert D., The Taliban and The Crisis of Afghanist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ustin John, Quand dire, c’est faire, trad., Paris, Seuil, 1970.
Ledgard Jonathan, « Taking on The Warlords…», The Economist, 22 mai 2003.
Jervis Robert,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