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pha Laroche
翻譯 陳宗胤
Passage au crible n°4
Source : Wikipedia
德國、歐洲及其會員國們在 2009 年 11 月 9 日共同慶祝柏林圍牆倒塌的二十週年,此一事 件象徵著冷戰的終結。
在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決定之下,柏林圍牆於 1961 年 8 月 12 至 13 日間的建造,是 為了阻擋其國內向西德的遷移。大批的民眾遷移使得東德的國家威信低落,甚至直接降低其生產 力。在十五年間,三百萬的東德人民遷移至西德。對於西方社會來說,這是一堵「恥辱之牆」,但 對於共產黨人來說,則是一堵「和平之牆」。1963 年 6 月 25 日,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訪問西德 時,為了展現美國對德國人民的友好,毫不誇張的說出:「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
1989 年夏天,東德人民的大量出走,越過匈牙利來到西德(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則是一樁決 定性的事件。1989 年 11 月 9 日,這座分隔兩德邊境的圍牆在東德政府的決定下倒塌了。在第一時 間,無論是東德總理莫德羅(Hans Modrow)的契約共同體計劃,或是西德總理柯爾(Helmut Kohl)的邦 聯結構,都將兩德統一歸為一個長期的工程。然而,1990 年 3 月 18 日在東德,快速統一派在選舉 中的勝利改變了政策走向。這次選舉可以視同一次公民投票,也明白表示兩德統一將是把東德合並 進入西德,而非東西雙方的融合。這個過程最後由兩項東西德簽訂的條約所認可,1990 年 5 月 18 日的條約著重於貨幣、經濟與社會的結盟,同年 8 月 31 日的則處理德國統一的議題。
1949 年聯邦共和國基本法中的第 23 條成為兩德重新統一的法律依據。這項做法提供了一個 政治上的方便,便是在統一後,直接將原有的西德憲法擴張其影響力到東德。不過,這個做法並不 承認東德原有的國際責任,也不會削弱東德在聯邦之中的地位。
柏林圍牆的倒榻突顯了兩個問題:
一、兩極的終結。在數十年間,世界呈現由美蘇兩強對抗的兩極型態,在兩個外交戰略的 集團中,美蘇分別控制其集團內的國家。在二次大戰之後,如此的國際組態引起了國際關系學者大 量的討論。現實主義的奠基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其名著「政府間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中,分析了集團政治。另一位現實主義學者阿弘(Raymond Aron),在其討論修昔底德 (Thucydide)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的著作「國家間的戰爭與和平」 (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中,更深入的分析了這個「美蘇共同管理」的態勢,也對此兩極體 系下了一個著名的腳注:「戰爭不可能,和平不可得」(guerre impossible, paix impropable)。到了 1979 年,華茲(Kenneth Waltz)也花了不少心力研究這個兩極體系,在其著作「國際政治理論」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他強調兩極體系有著很多的優點,首先是國際體系的穩定、可 見性及可預測性,次之則是經濟與外交戰略上互賴的減少,最後是國際和平的維持。他用了一個玩 笑話來總結他的論述:「小很好,但兩個更好。」(Small is better, two is best of all.)
在二次大戰後,一個國際調整的原則,也就是兩大集團間的恐怖平衡,隨著圍牆倒塌而消失了。在 此之後,國際關系是如何建立的呢?在 1989 年這個重大的轉變後,學者與政治家都在思考這個問 題。國際體系將會走向多極,權力分配給多個強權,亦或是走向單極,一個無可匹敵的美國霸權 呢?國際舞台將會由跨國主義的例外主導,或者是由多極主義者控制呢?對他們來說,跨國主義學 者主要著重在非國家行為者的影響力上,以及民族國家框架的逐漸消退。
二、德國的统一。兩德的統一對於歐洲統合來說有著一定的影響。透過調整內部的整體平 衡,我們可以重新思考歐洲聯盟在因應國際情勢下,共同制定出一套具歐洲特色的對外政策的能 力。
柏林圍牆的倒塌,是國際政治權力重新分配的一個實際展現,而這個重分配同時在高低兩 個層次進行。
在高層次(總體)上,蘇聯及東德共產政權放任其在柏林的人民湧向西德,並未流任何一滴 血,這樣的舉動,代表著他們承認在過去數十年間,這場與西方集團的意識形態鬥爭,是完全的失 敗了。因此,在這樣任由其人民遷移的情況下,他們默認了將其權力完全移轉到西德,即使這樣只 對西德有利。在國家層級的勝利之上,同時也是承認的西方集團的共同勝利。
在低層次(個體)上,數以千計的遷移至西德的東德人,代表著一股由美國政治學者羅斯諾 (James Rosenau)所提出的「基層勞動」的衝擊。在這種情況下,這樣的一個現實代表著一個社會運 動,將國際的權力重分配吸收並從中獲利。這個1989年的國際巨變,以及隨之而來的事件 – 蘇聯 瓦解、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的解散、華沙公約的終結,都強調了非主權行為者的能力,並使 得主權國家必須在國際層級上與之妥協。
在柏林圍牆倒塌後,出現了一個新的國際權力版圖。的確,這個事件代表著國際秩序與階 級的重建,但同時也彰顯了一個新的互動關系,建立於國家與人民之間。在這之後,我們必須思考 高低層次間的調和,以及其所帶來的新的合法性標准。
Aron Raymond, Paix et Geurre entre les nations, [1962], 8ème éd., Paris, Calmann-Lévy, 1984.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1948], 6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Rosenau James,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New York, Harvester, 1990.
Taylor Frederick, Le Mur de Berlin, trad., Paris,
Jean-Claude Lattès, 2009. Waltz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