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rian Hévelin
赵伟婷 译
Passage au crible n°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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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1月30日，法国Intermarché超市集团旗下捕鱼船队la Scapêche承诺不在超过800尺海洋深度撒网捕鱼。同时，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能取得其九艘大型拖网船只深海捕鱼数据。Intermarché扩大了之前由Casino超市丶Auchan超市丶甚至家乐福(Carrefour)等大型零售业所发起的私有倡议浪潮。令人不解的是， la Scapêche在2013年12月23日支持欧洲议会否决2012年7月提出一项有关禁止深海拖网捕鱼的法案，如今却做出此保护海洋生物的承诺。然而，虽然在欧盟层面的挫败，环境非政府组织（NGO）成功的迫使相关责任者调整行动以防止海底破坏。对它们而言，提升消费者的环境意识与游说欧盟机构同等重要。
渔业资源养护在欧盟共同渔业政策(Politique commune de la Pêche, PCP)架构之下运作更突显其意义。在1960年代，对於此议题所制定的首批欧盟法规中并未涵括生态保育的功能。事实上，此些规范比照欧盟共同农业政策(Politique Agricole Commune)，本质上在创造同业组织丶建立融资促进现代化生产以及加强国家海域互助发展化。尽管渔业资源枯竭是 1960 年代後人们所关注的议题，共同渔业政策一直未能回应此问题，直至1983年才做出些微修正。此些修正订定各别国家捕鱼配额，并强制规定渔网孔隙大小丶捕捞鱼尺寸以及船舶引擎等技术性规范。
针对禁止深海捕鱼以及相关技术的讨论已不是新鲜事。在充斥开放市民社会团体的政治背景下，相关辩论已迫使1998年禁用流刺网(Filets Maillants Dérivants, FMD)。另外，欧盟也配合联合实施国际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推行保护海豚的决议。与此同时，抢先於欧盟立法的私人倡议也开始产生。例如，1997年，在禁用流刺网的前一年Unilever集团向国际自然基金会(Found mondial pour la nature, WWF)提议创造一个良好渔业资源管理的委员会。但是，由於会影响到「生态标签」(écolabels)的发放，此提议可能直接与同时也分发标签的欧盟委员会产生竞争关系。海洋船只管理委员会(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MSC) 的生态标签，如今造成渔业生态认证的市场的垄断，并且瘫痪了欧盟在此领域的倡议。欧盟内部的权力关系状态， 迫使反对深海拖网捕鱼的环境NGO改变策略，优先关注海洋私治理。
一丶 知识社群(communauté épistémique)的存在。被欧洲议会所认可的绿色NGO专家，增强了其游说的活动，并使其政治倡议进入议程。
二丶 公共政策私有化。深海拖网捕鱼规则的建立，采用一种NGO与大型渔业生产者/分售者之间非官方合约的形式，以掩饰欧盟政府在此领域的不足。
欧盟委员会中有关环境利益的再次出现与环境专门一般指令(1973年)的建立和欧盟法在此领域发展同时进行(1986年欧盟单一行动)。对於布鲁塞尔当局游说成本的提高导致两种不同类型网络的组织化。一方面，同盟式的团体汇聚了各类致力于相同主题的国家级环境组织。在对抗深海拖网捕鱼的案例，超过70个环境组织也同时参与深海保育联盟(Deep Sea Conservation Coalition)。另一方面，从1991年开始Green 10组织协调了包含WWF丶Greenpeace丶地球之友(Friends of Earth)丶 国际鸟盟协会(Birdlife International)…等前十大重要环境NGO对於欧盟以及国际的游说。从那时起，这些环境NGO被视为单纯的「非政府组织」(Nielson)，某种程度地掩饰了它们在欧洲议会中所扮演地，俱有知识社群的功能(Haas)。知识社群，此可以有助於理解目前一般公共行动的转变(包含国际的与跨国性的)，特别是环境团体对於公共政策影响的概念，高度适用於分析绿色NGO参与有关海洋事务以及捕鱼的管道。在这些组织之中，法国Bloom协会的行动说明，借由私部门的科学产出，得到欧盟委员会认可并建立合法性将政治倡议进入议程。事实上，其研究贡献度在於，其从永续发展的角度，提供深海捕鱼的多元化思维。 Bloom研究显示了：1) 此捕鱼行动是不具收益，并且依赖政府补 (特别在法国的案例下)。 2) 渔业部门所使用的方法只关注於极小部分，因为只有2%在东北大西洋船队仍维持收益。3) 此被视为史上破坏力最强的捕鱼技术，将造成生态系统的浩劫，再也无法捕捉三种以上的商业鱼类 (圆吻突吻鳕丶黑尾剑鱼丶蓝魣鳕) ，并造成其他上百种鱼类的死亡。
然而，欧盟游说领域被证明是极度不均衡的。这些NGO介入一个由经济利益团体所支配的领域，包括了生产与专业知识。然而，大部份面对深海底捕鱼问题的欧洲议会以及成员国(法国丶西班牙丶英国丶葡萄牙等)，是支持捕渔工业化。在体制僵局下，海洋保育NGO因此纷纷扩大投资以限制供应量来满足消费伦理。透过本身知识的传递过程散布优良做法。在此逻辑下，Bloom组织了推广漫画设计Pénélope Bagieu的商业会议，并建立法国超级市场分级的原则，Intermarché就一直被视为劣等生。迫於於强制公开性宣传揭露策略(揭穿和毁誉：show and shame) 的成功，大型的连锁店必须和NGO谈判以挽救它们的声誉。这些企业象徵性补救做出有利於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自愿性承诺。举例来说WWF在官方网页上刊登了一篇名为「NGO欢迎Intermarché船队的承诺」的文章。此可确认企业社会责任(显示和奖励：show and fame)并再次提高品牌形象的策略，成为非国家行为者行动组成的一部份。但是，这个目前被认为是暂时性欧洲海洋治理私有化现象，将可能永远存在於缺乏规范混乱的国际背景下。换句话说，海洋前所未有的被视为受威胁的公共财。
Berny Nathalie, « Le lobbying des ONG internationales d’environnement à Bruxelles », RFSP, 58 (1), 2008, pp. 97-121.
Haas Peter M., «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1), 1992, pp. 1-35.
Le Monde, « Pêche en eau profonde : Intermarché ne pêchera plus au-delà de 800 mètres », 31 janv. 2014.
Lequesne Christian, L’Europe bleue. A quoi sert une politique communautaire de la pêche ?, Paris, Sciences Po,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