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Jacques Roche
邱崇轩 译
Passage au crible n°76
Pixabay
2012年10月1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由马利政府提出并获得法国支持的第2071号决议文。针对发生在马利共和国北部的暴力冲突，法国敦促西非国家协调出共同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更宣称将透过「物资和後勤」支持这项行动。决议文通过的三日之前，法国总统在达卡表示拒绝任何和武装组织谈判的可能，因为他们「强制施行伊斯兰教法，砍断百姓四肢，甚至摧毁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和古迹」。
「非洲是最後一个法国仍有能力碰触丶干预的大陆，也是唯一个法国可以利用三百名士兵就改变其历史的大陆」。这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来自法国前总统季斯卡·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时代的外交部长德·圭汉勾(Louis de Guiringaud)，但我们可以拿来对照现任总统欧兰德日前的发言：「上个时代的法国─非洲的合作关系已经结束了」(2012年10月12日，欧兰德的达卡宣言)。如同历任法国总统，欧兰德必须在任期开端证明自己不延续後殖民时代法国政府的作为。密特朗执政初期任命的合作部长(Jean-Pierre Cot) 原本也被赋予改变对非洲关系的这项任务，但在1982年底时这个职位被废除。欧兰德仿效历任总统，在任期初期，定出非洲政策的新原则，但根本上并没有更动法国对非洲的终极目的，仍企图维持法国在非洲的势力。「革新法国和非洲的夥伴关系的决心」(2012年10月12日的达卡宣言)，呼应了「如果法国放弃在非洲的势力，法国将不再是世人眼中的法国」(密特朗，第十八届法国和非洲领导人会议，1994年11月8日)。当然，法国已经改变在非洲布局的模式，政府间签署秘密协议的年代也已经过去。然而，法国仍自视为在其势力范围内非洲国家安全的守护者，若不在前法国联盟境内发动两丶三次军事行动，法国第五共和的总统权威将无法建立。但仍须注意到，比起前几任总统，欧兰德更急切宣布在非洲发动军事干预。实际上，，季斯卡·德斯坦於1977年发动在毛利塔尼亚的军事干预 (Opération Lamentin)，距离他就任已有三年的时间。至於密特朗在进入爱丽舍宫两年後，才首次发动针对查德共和国的武装行动 (Opération Manta，1983年8月)。而席哈克则在当选的九个月之後，於1996年2月批准了在喀麦隆的军事行动(Opération Aramis)。最後，萨科齐在2008年2月决定介入在查德首府恩将纳(Ndjamena)的冲突，一方面支持伊德里斯·德比(Idriss Déby) 政权，一方面安排欧洲侨民撤出。
今日，即便派遣法国军队投入行动这个选项已被排除─我们试问法国的援助和後勤支援该如何安排？─，问题仍在於法国是否有能力限制战争的规模，因为冲突敌方将无可避免地展开一场总体战(guerre totale)。换句话说，克劳塞维兹的总体战的概念是否已经不足以解释现今的冲突？克劳塞维兹式战争概念在冷战时代还未受到质疑。1950至1960年代关於核武威胁的争论可作为见证，当时马林科夫(Malenkov)主张拥有核武的国家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但在这个年代，已有论述指出发生极端暴力的风险危机难道不会使克劳塞维兹的理论框架显得过时，且当时唯一可能的战争被推挤到发生在国际战略体系的「边缘地区」。
1991年，范克雷维德 (Martin Van Creveld)发表「战争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一书。对这位以色列历史学家而言，克劳塞维兹的战争三位一体论(人民丶军队与政府)已不再适用，但西方国家的军队仍然使用对敌人的印象(mirror image)来看待对方，因此把他们视同为野蛮份子。季根(John Keegan) 的立论则和克劳塞维兹差异更大，1993年发表的「战争史」(History of Warfare)一书认为人绝对不是理性的政治动物，因为战争显露出的是人类的直觉。柯道尔(Mary Kaldor)在其1999年发表的着作中探讨新型态的战争(新旧战争─New and Old War)，她从社会经济层面，归结出与旧战争三项截然不同之处。首先，新型态战争的目的在於利用身分认同问题来确保政治动员。其次，制造恐惧和侵犯人权取代了传统的战争策略。最後，新型态战争的行为者可以同时是全球性与在地性的，是公共或私人的，并且在全球互动。法国的军事理论家格鲁拉(Galula) 的着作不断再版 (2005年於美国，2008年於法国)，其着名的反叛乱战争研究，连同上述着作，同样对克劳塞维兹的分析提出质疑，反叛乱战争获得胜利的关键在於「赢得人心和精神支持」并且能节制使用武力。
当前针对反叛乱战争的质问─意即将无可避免地舍弃「不对等冲突」这一概念─，可用「有限战争」(guerre limitée )引申出的三个战略难题来解释。
首先，战争是一项决心的试验。陷入冲突的双方其实并没有相同的求胜欲望。矛盾的是，军备实力的差距对弱的一方比较有利，因其拥有更强的决心。由於面临失败的威胁，实力弱的一方必须发动「总体战」，而实力强的一方则理性地以「有限战争」应对。然而，克劳塞维兹提到「是对手决定另一方应该遵守的规则」。由於担心冲突将上升到极限，军备实力较强的一方反而无法主动应对决定胜败的战争规则。
失去主导权导致较强的一方陷入第二个战略难题，依据毛泽东的理论：「由於强国必须取得胜利，为了达成目的，强国被迫促使战争冲突升高，但风险却是失去人民支持或是暴露其无能」。由於是弱方决定战争法则，较强一方被引入一场没有能力取胜的致命战争。对国家正规军来说， 使用武力必须在「战争法」(jus in bello) 的规范内。相反地，反叛军不节制使用武力，甚至利用人民当作防卫，如逮获人质以逼使对手犯错。由於可以接受巨大风险和损失，反叛军逼迫对手仅能进行防御，而因此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较强的一方不会落败，但也几乎无法取得胜利。最後，为了确保势力而进行干涉，这类军事行动的目的和其他战争不同。如同阿宏(Raymond Aron) 观察到，较强的一方虽有求胜的企图心，「但反叛阵营不会让自己被歼灭 […] 只要反叛军在军事上不输，即可获得政治上的胜利」。因此，战争延长成一场持久战，且少有正规军能取得优势。此外，正规军被派到遥远的战地，花费高昂，在舆论迫使下，结局以既没荣耀也没胜利的撤兵收场。
如同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兹所述「我们没有办法在战争哲学中订出一项规则，若没有荒谬反例的存在」。「犯下这些恐怖恶行的作者」(引自2012年10月12日的达卡宣言)，以及其他抗争者丶恐怖份子丶反叛份子丶强盗与反社会份子(这些称号皆取自殖民字汇)将企图证明他们的对手是不人道或是没有能力做出决定的一方。对於这两个批评，我们仅能够选择後者(克劳塞维兹式的荒谬)来看待法国未来涉入马利的军事行动，但由此看来，此一任务的前景并不乐观。
Keegan John, Histoire de la Guerre : du Néolithique à la Guerre du Golfe, Paris, Dagorno, 1996, 497 p.
Kaldor Mary, New and Old Wars – 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éd., 231 p.
Van Creveld Martin, La Transformation de la Guerre, Editions du Rocher, 1998, 318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