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in Chiu
翻译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60
2012年2月4日,中国与俄罗斯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对谴责叙利亚武力镇压的决议文祭出否决权。自2011年3月於德拉(Derra)爆发以来,叙利亚的民主抗争已夺走超过8000位平民的性命。血腥镇压的画面─尤其发生在侯姆斯(Homs),经由网路散布到世界各地,而在中国也同样引起注意。许多专家学者甚至质疑中国政府这次作出的决定。如观察网路社群上转发的评论,官方的回应─国家利益或是不干预他国内政原则─似乎不再具备全然的合法性。面对民意兴起的压力,中国政府当局必须转换态度。因此,於2月14日,总理温家宝提到他已经准备好重新讨论有关叙利亚的问题。
阿拉伯的春天运动唤起中国人压抑尘封的情绪。还记得於1989年,争取民主和自由的中国学生遭到政权的血腥镇压。自70年代末期,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政策打开了公共讨论的空间,进而造成整个80年代的中国充满民主和政治的辩论。然而,天安门事件之後,政治主张几乎消失於社会运动的诉求之中。由於国家的严格管制丶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国际支持的削弱,仍留在中国的民运份子只好转而推动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以保障基本的公民权利。
根据中国政府的资料,「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8700件增加至2004年的74000件。我们应该注意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因为共产社会主义体制的崩解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都冲击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自此,无论是工人丶农夫,还是都市居民,公务员或失业者都有各自抗争的理由─这些社会运动因此是非常异质的。同时,逐渐富裕的中国社会开始重视公民权,使得司法人员(尤其是律师)成为公民社会重要的组成份子更是其捍卫者。在跨入20世纪的那些年,建立「法治国家」更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宣工作的核心。此外,在国际压力下,中国於2004年第12届中国共产党全代会上宣布认同「人权」的概念。
中国政府认为外国的新社群媒体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中国在境内严格审查甚至全然禁止。然而,与ㄧ般认知相反,社群网站在中国的市场正蓬勃发展,企业间的竞争甚至非常激烈。但是,少数几家私人业者仍宰治了这个拥有5亿1300万名用户的虚拟世界。其中包括了腾讯(创立於1999年,类似MSN Messenger)丶人人网(创立於2005年丶类似Facebook)以及微博(介於Facebook与Twitter之间,创立於2009年)。
一、人权概念的兴起。三十年来的经济和体制改革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大幅改善了绝大部分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但是,GDP的成长掩盖不了中国境内社会的不平等丶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尤其是现今网路上转载的影像画面凸显出这些问题。受过良好教育并拥有更好物质生活的中国人民愈来愈无法忍受看到社会上悲惨无助的受难者,而主张这些人应该享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二、社群网站促进公民社会的崛起。如果我们考量到网路的效率丶作为媒介的低成本,及其强大的宣传功能,则不难想像,对各个阶层人民来说,网路为何会成为自主性发展的宝贵工具。网路的存在,彻底改变了公民社会和国家政府间的时间和距离之关系。也因此,面对来自公民社会的批评,国家行为者必须不停地寻找新的回应观点并说明政策,以证明施政的合法性。
中国自视为新兴国家的领导者,而不再迟疑发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观点,如同我们於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变迁大会上所观察到的。其次,还必须考量到国内的因素,因为中国必须在今年完成政权交接,并把习近平成功送上党政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位子。在这个敏感关建时刻,无怪乎中国政府不支持一项得以推翻专制政权的国际计画。
尽管中国的社群网站上出现支持叙利亚反对运动的声音,但这不代表中国一般人民都认同或支持他们要推翻阿萨德父子四十年极权统治的民主诉求。事实上,中国的公民社会尤其不赞同中国政府剥夺了叙利亚人民获得外国援助的任何机会,甚而支持一个镇压人民的政权。但是,网路的公共空间有其局限,针对叙利亚问题的辩论很快地就退烧,因为在中国政府祭出否决权的几天之後,网民的注意力已集中在其他新窜起的国内外大事之上。
中国的媒体和专家学者对否决权的批评并非完全不存在。然而,当中少有失去自我控制而跨越了禁忌红线的例子。实际上,他们有可能因此犯下颠覆国家政权罪,如因指控2009年汶川大地震治理问题而下狱的郭泉教授。
对人民来说,网路的普及是社会发展的关键,但对中国政府来说,却要担忧因而产生的相关效应。因此,在工业与讯息部之下编制了三万名人员专门负责网路的审查。但由於网路使用人口增加的幅度太快,官方审查因而愈来愈不严密。为了预防任何脱序事件,各个社群网站被要求负起检控他们用户的责任。因此,微博上,所有以藏文发表的讯息都会被审查。再者,去年12月,中国政府强制要求社群网站的新用户必须使用真名注册。此乃针对微博2亿的用户而来。然而,面对这一侵犯个人隐私的措施,微博的用户持续表达出反对的意见,这些言论本身也同时见证了中国人权意识的兴起。
Chen Yingfang, « Les mouvements de protestation des classes moyennes », in : Jean-Louis Rocca (Éd.), La société chinoise vue par ses sociologues,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08, pp. 187-219.
Elias Nobert, La société des individus, trad., Paris, Fayard, 1991.
Laroche Josepha, La brutalisation du monde, du retrait des États à la décivilisation, Montréal, Liber, 2012.
Merklé Pierre, La sociologie des réseaux sociaux,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0. Coll. Repère 398.
Nangfang Zhoumo (南方周末 ou Southern Weekly) : http://www.infzm.com/
Pedroletti Brice, Bougon François, « Le veto de Pékin sur la Syrie critique en Chine », Le Monde, 8 Fév. 2012.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Simmel Georg, Les pauvres, trad., Paris, PUF, 1998.
Zheng Youngnian, « China and Democracy : Not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 in: John Wong, Bo Zhiyue (Éds.), China’s Reform in Global Perspectiv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0, pp. 1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