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ck Petiteville
翻译 Jenna Rimasson
Passage au crible n°41
随着2011年春季的利比亚危机，欧洲联盟（欧盟）逐渐支持班加西叛军的理念，要求卡扎菲上校退出政权，并於2011年3月11日通过制裁他的政权，甚至於4月1日以人道诉求提议欧盟进行军事行动。
欧盟管理国际危机的历史要从七十年代第一项共同外交政策欧洲政治合作 (Coopération politique européenne) 说起。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扩大了欧盟管理危机的企图心，并建立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PESC），然而，却对前南斯拉夫的冲突仍旧无能为力（250 000人死亡）。於1999年推出的欧洲防务政策，逐步赋予欧盟处理危机的军事手段，并自2000年以来，特别用来对付非洲的危机（2003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2008年乍得，2008-9年在索马里海岸等）。
此外，欧盟涉入地中海地区的事务也同样由来已久。过去十五年来经历了不同的框架：在巴塞罗那进程 (processus de Barcelone, 1995)的基础上，签订了一系列的经济合作和发展援助协议；欧盟睦邻政策（politique de voisinage, 2004），以及於2008年成立的地中海联盟 (Union pour la Méditerranée)。
然而，「阿拉伯春天」还是让欧盟措手不及。尽管在第一时间并未做出一致的反应，欧盟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力图在2011年3月11日的欧洲理事会表现出共同的立场。他们重申支持阿拉伯民主革命的立场，特别是埃及和突尼斯的民主改革声浪。关于利比亚，欧盟的国家领导人反过来谴责镇压，宣布卡扎菲上校的政权是“非法的”，并承认在班加西武装分子成立的「全国过渡委员会」为「政治对话者」。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文的基础之上，欧盟还通过了对卡扎菲政权的各种制裁（武器禁运，签证禁令，冻结资产等）。欧盟还特别表示希望能防止卡扎菲政权获得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红利。4月1日，欧盟突破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建立了 「Eufor Libye」 军事行动，以确保受冲突流离失所者能获得人道主义援助，并可因此回应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的要求。
记住两个关键点：
一丶 利比亚危机测试二十七国的凝聚力。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欧盟外交政策的概念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只有国家才拥有外交政策的实质要素：主权丶国家利益与军事武力。在此背景下，欧盟会员国仍不愿放弃在高层政治事务方面( High Politics )的主权，跟他们在经济领域的作法相同。因此，对现实主义者来说，欧盟会员国在面对重大国际危机时的混乱应对并且先表达各自的国家利益，并不值得惊讶，如2003年欧洲对伊拉克战争的歧意。对照这一次的利比亚危机，这个假设更加确立，因为欧洲各国并没有表现出明显丶强烈的共同立场。相反地，各国的外交政策再一次分裂。法国的萨科齐 (Nicolas Sarkozy) 和英国的卡梅伦 (David Cameron) 因此在时机还未成熟时，即强迫通过外部武装干涉的想法。至于德国总理默克尔 (Angela Merkel) ，则是反对任何引发战争升级的危险，於是在2011年3月17日安理会禁飞区第1973决议案投弃权票。而义大利的贝卢斯科尼 (Berlusconi) 则继续拖延，从危机开始时重申意大利和利比亚之间的友谊，到2011年四月下旬被迫转换联军的行动。
二丶 后里斯本条约，欧洲外交政策信誉的考验。近几年来，众多期待被投射在欧洲共同防务政策的未来发展以及由里斯本条约赋予欧盟外交政策的新功能：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与欧盟对外行动署。不过，目前还无法确认，欧盟处理利比亚危机的模式，是否足以回应这些期待。事实上，在军事方面，是北约组织而不是欧盟负责卡扎菲上校部队的轰炸行动，欧盟防务政策则仅使用在冲突的边缘位置，以在最终实施人道主义行动。在外交方面，范龙佩 (Herman Van Rompuy) 和阿什顿 (Catherine Ashton) 尽了最大努力以传达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但二十七个欧洲国家之间的极简协议限制了他们的知名度。因此，利比亚危机可能再一次暴露出能力和期望之间的落差 (capabilities expectations gap) ，反映在欧盟的各个条约和欧盟的官方宣言的差异。换句话说，公众意见对欧盟的期望相较於欧盟在国际上的实际作为，两者间的差距仍然存在。
阿拉伯革命，尤其是利比亚危机，再次证实了欧洲外交政策的局限。欧洲花了好一段时间才善意回应阿拉伯人民的民主诉求以及明确表明独裁者必须下台的立场，但对於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去留，欧巴马却能明快地作出决定。问题的根本在於，连串的革命清空了欧盟长期以来为促进地中海利益而鼓吹的各项合作政策。该地区的民主化从来都不是这个政策的的中心问题（各个欧盟─地中海协议的民主条款，也从来没有被施行）。然而，欧盟对马格里布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移民问题的恐惧，已经被证明是一直以来欧盟政策的结构性问题。这个情况，在阿拉伯革命和利比亚危机过後，当然再明显不过了。
欧洲各国决定用武力干预利比亚，以实际行动负起着名的「保护责任」，但面对这个前景，各国却又无法达成一个实质的协议。当然，欧盟支持了安理会历次的决议，包括对卡扎菲的制裁，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甚至是设立禁飞区。欧盟还与阿拉伯联盟和非洲联盟一起参加了有关利比亚未来的小组会谈。尽管如此，欧盟的能见度仍落在安全理事会之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成员国（法国和英国）倡导的措施所消灭。在军事上，欧盟提供的人道军事干预不容忽略 ─如果有实行的那一天─ 但和北约组织强大的军事干预相比，它永远只是一个有限的补充操作。由於各会员国又一次对使用武力合法性的意见分歧，欧盟处置利比亚危机将因此仅会遗留下最小程度而各国能一致同意的事项（制裁，人道主义行动）。
Delcourt Barbara, Martinelli Marta, Klimis Emmanuel (Éds.), L’Union européenne et la gestion de crise, Bruxelles, édi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Bruxelles, 2008, 270 p.
Petiteville Franck, « Les mirages de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européenne après Lisbonne »,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avril-juin 2011, pp. 94-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