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Jacques Roche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23
2010年4月12日及13日，在美国总统欧巴马的推动下，在华盛顿召开了关于核武恐怖主义的高峰会，此会议聚集了四十七个国家的元首与政府代表，此会议举行在5月3日至28日于纽约召开的核不扩散条约 （TNP） 审查会议之前。
恐怖主义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穷途末路的反抗份子所使用的武器。也就是这个原因，在冷战时期，只有西方阵营国家须对抗这种形式的威胁，这种威胁主要是在国家的通讯工具上发生影响。在此方面，必须提及1979年所通过的反劫持人质公约与1988年的反海盗行为公约，以及最终的1988年罗马议定书，此议定书目的在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的非法行为。而两极化冷战局势的结束让国际公约对这个属于国际关系关键问题的处理方式得以进一步更新，特别在九Ｏ年代初期，冷战的结束使发展中国家不再对公约的规定强烈地反抗。随后在1994年12月9日，一项「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决议文得以在联合国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这项条文预告了在1998年1月12日通过的制止炸弹恐怖袭击公约。
核子武器于1945年起存在至今。但是至今全世界只有九个国家持有核子武器，不管是官方核可的合法核武国家或是非法持有核武国家（中国、北韩、美国、法国、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英国与俄国）。按照惯例，裁减核武的外交方针是由以下两个机制来管理支配：八个核不扩散审查会议（核不扩散条约在1968年签订，于1995年起时效无限期延长）和四项战略武器裁减条约，针对此条约美俄两国总统已在2010 年4月8日于布拉格签订了新的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最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TICEN） 在1996年批准通过。迟至今日，在伊朗使整个全球非核化过程受到威胁的同时，由于缺乏足额的成员国批准，此项条约目前尚未全面生效。
在这样的背景下，华盛顿会议主要在强调核武相关议题对世界安全可能造成的危险与影响。事实上，今后关注的焦点不再只是核子弹头与其运载工具，而是可用以制造「肮脏炸弹」（放射性炸弹）的所有可裂变物质。可能在民间发电厂或核子动力船等场所，或者在疏于管理的核弹头仓库，超过1600吨的铀元素与500吨的钚元素就这样被散布到世界各地将近60个国家境内。
1. 全球安全。1983年理查德德・奥曼 （Richard Ullman） 的「重新界定安全」 （Redefining Security） 一文为全球安全概念建立了基础，随后在同年巴瑞・布赞 （Barry Buzan） 在其著作「人民、国家与恐惧」中将此概念扩大地分析说明。传统外交策略的安全研究途径必须由四个面向来加以补充：1) 经济；2) 人权；3) 价值观；4) 环境。全球安全概念原本是由哥本哈根学派以建构主义理论来诠释，随后各国与各国际组织普遍接受这个观念，并视之为可操作的执行框架。
2. 危机的模型化。透过罗杰斯・布鲁贝克 （Rogers Brubacker） 与戴维・莱顿 （David Laitin） 的研究，我们可将危机与暴力区分开来，即所有紧张的情势并非必然走向暴力的局面。从肯尼斯・华尔兹 （Kenneth Waltz） 的理论提出以来，相关研究将下列三个方面作严格的区别：1) 个人；2) 政治权力机构；3) 国际权力结构（于1959年发表的「人、国家与战争」中有所提及）。因此我们必须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结合三个面向的因素，试图从国内与国际层面来探讨个人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与导致的后果。
华盛顿高峰会引领各国重新思考安全领域的官僚运作模式面对核子恐怖主义的应变能力。事实上，核武威胁具有毁天灭地的灾难性，因此其应变过程涉及不同部门人士的投入，国际合作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主要的危险是来自于放射性炸弹的设置，相对地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些炸弹其实留下许多易于辨认的轨迹。只要警示信号及时地被传送出去，反间谍部门与警察部分的运作效能就可大大地降低恐怖攻击成功的机率。因此，在中央集权的权力结构内部来结合运用各专业部门的机能，例如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与法国的国内情报局，这个策略让各国能有效地处理信息，并减少国内与国际上情资搜集的竞争。华盛顿高峰会除了再次提醒全世界有关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它还让各个国家代表意识到培养共同安全概念的必要性。
相反地，放射性炸弹的设置 － 犯行者本身亦受到死亡的威胁 － 使公共部门应对个人决策行为的反应效率受到挑战。而国家行政部门迟迟不愿顺应全球安全的概念，在此概念中国家已不再是主要的课题，全体人类才是最终的目标主体。这个主张之所以成立是因为事实上主要的威胁不再属于国家间事务的范畴，而是属于跨国性的事务。举法国的国防白皮书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因应全球新局势在调整上遇到的困难。八Ｏ年代初期以来，全球安全概念就不断地在文献著作中受到讨论，然而1994年问世的法国国防白皮书却完全没有参考此一概念。事实上，直到2008年新版国防白皮书公布后，这个概念才成为公共权力部门的核心，而1994年白皮书的拟稿人也成为2008年白皮书编写委员会的主席。此外，全球安全这个概念也有助于对「犯行者在决策过程中的焦虑性行为思考」进行研究 － 根据让・杜福科 （Jean Dufourcq） 的说法 －这些放射性炸弹的设置加深了社会大众与国家权力当局的恐慌与不安。法国国防白皮书也制定编写人员的心理素质图表，以排除任何决策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并且可供未来参考利用。换句话说，以往政治行政机构在决策过程中的思考看来似乎都能顺应局势以避免重蹈覆辙。然而，未来的恐怖主义行动将以个人决策为决定性因素，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家权力机构显得毫无招架之力。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ght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3.
Rogers Brubaker, « David Laitin, Ethnic and Nationalist Violence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998, pp. 423-452.
Jean-Jacques Roche, « Épistémologie de la Prospective Sécuritaire », Défense Nationale, juillet-août 2009, pp. 166-185.
Richard Ullman, « Redefining Security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8 (1), Summer 1983, pp. 129-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