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 Uzenat
翻译 张瀞云
Passage au crible n°7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公开发表了一项讯息，H1N1流感(又称新流感)在全球造成了近八千人的死亡，其中欧洲占了六百五十人。就法国而言，光是在2009年11月16日到22日这段期间，就有七十三万人的登记看诊纪录，人数比前一周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二。新流感属于急性呼吸道疾病，因此不同于一般的季节性流行性感冒。而两者相同之处在于症状较严重的患者必须以抗病毒药物加以治疗，例如：克流感(tamiflu)。这种新型的病毒带有来自于猪、鸟类或人类的基因，透过咳嗽、打喷嚏以及唾沫加以传播。尽管这个疾病的病症通常是温和的，但由于它的高度传染性，这项疾病正加速地传播至全球各地。
2009年的春天，当新型流感首次出现于墨西哥，立即引起了恐慌。由于人们对于从前流感肆虐的情况还记忆犹新，因此对于新流感的忧虑和不安越发严重。首先回顾在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它造成好几千万人的死亡，而在当时人口的流动远较今日来得低。接着回顾2003年SARS引发的全球警报以及2004年爆发的禽流感。此外，当某些国家疫苗短缺仍待解决，病毒已经发展出变体，这个情况只加深了政局紧张、社会压力，以及科技界的纷争。最终，在2009年6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全球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提升至几乎等同于「大流行病」门坎的最高等级第六级，这项决定更进一步证实了弥漫于全球的焦虑气氛，或甚至可说是全球性恐慌。
对抗这个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全球大流行病的国际策略符合两个相互依存的逻辑，它们突显了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所称的「主权国家在预知危险、组织反应，以及风险控管方面的重大困难」。
一、 公共卫生是全球公共财。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引发了对于公共卫生政策现况的重新检视。此外，就国际层次而言，随着越来越多元且重要的行为者参与其中，这个关键议题需要一个全球性宏观的分析，研究角度不能只局限于国家层次。
二、 人类安全。这个概念援引于人权的观念，尤其是享受良善公共卫生环境的生存权。这个概念有助于上和下两个超越国家层次的行为者推翻传统的主权领土概念：(1)基于保护全球平衡的需求，仍处在发展中的全球治理应运而生，这属于上层次；(2)基于对个人而非国家行为者的日渐重视，今日的国际法规范加强了人类安全的合法化，使之得以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并加以遵守，这属于下层次。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必须探讨世界卫生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要注意到各个学术社群和制度化的医疗网络的影响。
这个传染病透过加强的全球流动性、加速的全球交流，以及通讯工具的现代化，见证了全球化的过程。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研究员马克·巴特勒米 (Marc Barthélemy) 表示，航空运输决定了这个疾病的传播速度。而都市化现象以更普遍的方式加快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当然，传染性疾病也可能发生在乡村地区，但都市地区仍是疾病扩散并转变为流行性疾病的主要地点。像墨西哥城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事实上，在这个人口稠密的都市，我们观察到好几个累加因素，例如：产品的大量进口、人口的大量流动、贫民窟的存在，加上社会弱势族群对于卫生讯息和知识的缺乏，以及日渐增长的过境人数。
而提到金融危机，它已经或多或少削弱了疾病的预防机制，也促使我们对于「国家理性」重新思索。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主席贝纳德·瓦拉特(Bernard Vallat)表示，公共预算在动物卫生方面的支出受到削减，对于有效监督机制的支出更是微不足道，而当前效率低落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正是急需这笔预算。
这次的新流感也暴露出国际发展的不均衡。这个情况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旧有文化的某些迷信再度流行。例如，大蒜在中国被认为可以预防新流感，其价格自三月以来上涨了十五倍，并立即成为投机商人的目标商品。而关于疫苗接种的讨论，则特别关系到已开发国家。在已开发国家，有关当局已经对人民的公共卫生保护机制实行制度化的管理，并有稳定的资金来源，这使得人民对于新流感的危险感受程度较低。认知到这种不均衡的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启动了一连串具有象征性的行动，2005年通过的国际卫生规约修正案详细列出了此计划的具体内容，而此规约为一项具有规范性的法令，清楚地规定了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关于制药公司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将新流感升级到最高警戒级别也是为了约束强制某些公司，像是赛诺菲巴斯德 (Sanofi Pasteur) 和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两间公司，它们各别地被要求必须捐赠一亿和五千万剂疫苗给穷困国家。同样地，总共九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皆必须捐献出国家百分之十的库存疫苗供世界卫生组织处置。
总而言之，新流感促使了国际间策略上的结构调整，以及公部门对私部门的部份权力让渡。就此而言，快速地将禽流感(H5N1)疫苗原型改良为新流感 (H1N1) 疫苗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我们必须注意到，法国本身以将近十亿欧元的金额预定了一亿剂新流感疫苗。在这方面，为了在最短期限内取得足够的有效疫苗来保障本国的安全，美国和欧盟国家皆加速了法令作业程序。制药公司考虑到各国的需求，估计约好几亿剂的疫苗，因而破例地在未得相关单位通知之前就开始大量制造疫苗。再者，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医疗领域，已开发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举例来说，印度在短时间内已成为全球第一的疫苗生产国。中国的制药工厂也已经在最短时间内研发出第一批新流感疫苗。由卫生当局所提出的宽松限制，在此恰好符合国家目的：中国政府能迅速地保障超过十亿人口的安全；更何况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经预告，疫苗的数量将不足以分配给全球所有的人口。
Beck Ulrich, La Société du risque. Sur la voie d’une autre modernité, trad., Paris, Aubi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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