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pha Laroche
翻译 陳宗胤
Passage au crible n°4
Source : Wikipedia
德国、欧洲及其会员国们在 2009 年 11 月 9 日共同庆祝柏林围墙倒塌的二十周年,这个事 件象征着冷战的终结。
在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决定之下,柏林围墙于 1961 年 8 月 12 至 13 日间的建造,是为了 阻挡其国内向西德的迁移。大批的民众迁移使得东德的国家威信低落,甚至直接降低其生产力。在 十五年间,三百万的东德人民迁移至西德。对于西方社会来说,这是一堵「耻辱之墙」,但对于共 产党人来说,则是一堵「和平之墙」。1963 年 6 月 25 日,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访问西德时,为 了展现美国对德国人民的友好,毫不夸张的说出:「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
1989 年夏天,东德人民的大量出走,越过匈牙利来到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则是一桩决定 性的事件。1989 年 11 月 9 日,这座分隔两德边境的围墙在东德政府的决定下倒塌了。在第一时 间,无论是东德总理莫德罗 (Hans Modrow)的契约共同体计划,或是西德总理柯尔(Helmut Kohl)的邦 联结构,都将两德统一归为一个长期的工程。然而,1990 年 3 月 18 日在东德,快速统一派在选举 中的胜利改变了政策走向。这次选举可以视同一次公民投票,也明白表示两德统一将是把东德合并 进入西德,而非东西双方的融合。这个过程最后由两项东西德签订的条约所认可,1990 年 5 月 18 日的条约着重于货币、经济与社会的结盟,同年 8 月 31 日的则处理德国统一的议题。
1949 年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中的第 23 条成为两德重新统一的法律依据。这项做法提供了一个政 治上的方便,便是在统一后,直接将原有的西德宪法扩张其影响力到东德。不过,这个做法并不承 认东德原有的国际责任,也不会削弱东德在联邦之中的地位。
柏林围墙的倒塌突显了两个问题:
1. 两极的终结。在数十年间,世界呈现由美苏两强对抗的两极型态,在两个外交战略的集团中,
美苏分别控制其集团内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之后,如此的国际组态引起了国际关系学者大量 的讨论。现实主义的奠基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其名著「政府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中,分析了集团政治。另一位现实主义学者阿弘(Raymond Aron),在其讨论修昔底德 (Thucydide)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的著作「国家间的战争与和 平」(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中,更深入的分析了这个「美苏共同管理」的态势,也对 此两极体系下了一个著名的脚注:「战争不可能,和平不可得」(guerre impossible, paix impropable)。到了 1979 年,华兹(Kenneth Waltz)也花了不少心力研究这个两极体系,在其著 作「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中,他强调两极体系有着很多的优点,首 先是国际体系的稳定、可见性及可预测性,次之则是经济与外交战略上互赖的减少,最后是 国际和平的维持。他用了一个玩笑话来总结他的论述:「小很好,但两个更好。」(Small is better, two is best of all.) 在二次大战后,一个国际调整的原则,也就是两大集团间的恐怖平衡,随着围墙倒塌而消失 了。在此之后,国际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呢?在 1989 年这个重大的转变后,学者与政治家都在 思考这个问题。国际体系将会走向多极,权力分配给多个强权,亦或是走向单极,一个无可 匹敌的美国霸权呢?国际舞台将会由跨国主义的例外主导,或者是由多极主义者控制呢?对他们来说,跨国主义学者主要着重在非国家行为者的影响力上,以及民族国家框架的逐渐消退。
2. 德国的重新统一。两德的统一对于欧洲统合来说有着一定的影响。透过调整内部的整体平衡,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欧洲联盟在因应国际情势下,共同制定出一套具欧洲特色的对外政策的能 力。
柏林围墙的倒塌,是国际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的一个实际展现,而这个重分配同时在高低两个层次进行。
在高层次(总体)上,苏联及东德共产政权放任其在柏林的人民涌向西德,并未流任何一滴 血,这样的举动,代表着他们承认在过去数十年间,这场与西方集团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完全的失 败了。因此,在这样任由其人民迁移的情况下,他们默认了将其权力完全移转到西德,即使这样只 对西德有利。在国家层级的胜利之上,同时也是承认的西方集团的共同胜利。
在低层次(个体)上,数以千计的迁移至西德的东德人,代表着一股由美国政治学者罗斯诺 (James Rosenau) 所提出的「基层劳动」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个现实代表着一个社会运 动,将国际的权力重分配吸收并从中获利。这个1989年的国际巨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事件 – 苏联瓦 解、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的解散、华沙公约的终结,都强调了非主权行为者的能力,并使得 主权国家必须在国际层级上与之妥协。
在柏林围墙倒塌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国际权力版图。的确,这个事件代表着国际秩序与阶 级的重建,但同时也彰显了一个新的互动关系,建立于国家与人民之间。在这之后,我们必须思考 高低层次间的调和,以及其所带来的新的合法性标准。
Aron Raymond, Paix et Geurre entre les nations, [1962], 8ème éd., Paris, Calmann-Lévy, 1984.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1948], 6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Rosenau James,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New York, Harvester, 1990.
Taylor Frederick, Le Mur de Berlin, trad., Paris, Jean-Claude Lattès, 2009.
Waltz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