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é Cartapanis
翻譯 邱崇軒
Passage au crible n°25
自從希臘的公共債務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連串爭議在歐洲愈演愈烈。是否應該採行一項金 融支援政策以照顧歐盟的「壞學生」,以救助計畫的形式編列 7 千 500 億歐元;此項措施將同時搭 配大幅度的調整政策,不只在希臘境內,亦延伸到全部歐元區國家?是否從此刻起應當採取極端嚴 厲的預算規範以避免類似悲劇再度發生,或者,相反來說,是否應該開始思考解散貨幣聯盟?
於 1999 年創立的單一貨幣,其首要目的即是終結再三重複的危機,不僅打擊歐洲的經濟 並阻礙其成長率。此後,資金流動自由化在歐盟內部完成,固定的匯率應能帶領單一市場,過去多 重的貨幣政策變得不可行,除非是為了重新挑起匯率危機。因此,憑藉獨立的歐洲中央銀行的信 用,歐元的創立,原本應能確保一個更有效率的貨幣政策,如對抗通貨膨脹。歐洲央行負責歐元區 的物價穩定並依照「成長暨穩定協定 ( Pacte de Stabilité et de croissance)」監督各會員國的預算赤字 和公共債務。此外,在歐元區內消除國際收支平衡 (balances de paiements) 和匯差所帶來的疑慮, 歐元理應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間。這個新的貨幣也應該能夠降低和其他貨幣交易時匯率的不穩定性, 尤其是美元。然而,歐洲內部空間表現出極端不平衡性,我們在相當程度上輕視了欲以單一貨幣領 導總體經濟發展可能遭遇的困難,自此,經濟貨幣聯盟 (Union Économique et Monétaire) 不再是一 個最適貨幣區 (zone économique optimale) 。
一、 最適貨幣區
理論上,為了維持正常運作,貨幣聯盟必須能夠回應一系列總體經濟的準則─人員、特別 是工作的自由流通、聯邦預算、一致的用詞─,也就是說,對歐洲貨幣聯盟內的任一會員國來說, 面對單一貨幣政策以及當求助於調整匯率變得不可行時,必須試圖承擔各項不對等的衝擊。關於加 入最適貨幣區的程序,認為必須嚴格遵守入會相關規範的支持者提出他們的疑慮,另一方面,部分 說法則是強調加入歐元區的後續效應將會施加在各會員國的經濟特性之上,因此經評量之後,有助 於改善區域內總體經濟的運作。
藉助強化的歐盟內部金援,歐盟內的貿易發展、金融整合和與其相應的貨幣整合應當引領 生產週期加速同步以及消費層級的平衡。但是,這個劇本如今看來過於樂觀。相反地,2000 年以來 的十年間,可以歸結出歐元區內各國的經濟成長幅度差距加大,甚至在歐元剛開始設立時,差異即 已相當顯著。
二、 歐元區經濟體間的不平衡性
整個歐元區內各經濟體不平衡的情形持續存在─家庭和國家負債多少影響了經濟成長、財 稅制度扭曲、社會制度歧異、國際專業化模式─,但這並不等代表阻礙經濟貨幣組織的運作效率的 原因。事實上,薪水的差距和專業化模式的差異持續存在,相反地,自然而然導致參與份子間更大 規模的利益分配。然而,這意味著這些區別化並不會伴隨著持續性的總體經濟不平衡,如經濟成 長、失業和負債等方面,而使得這個形式無法支持下去。但是,十年來,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以及 成長暨穩定協定強制規範的「下層」預算政策的合作並無法有效預測歐元區各經濟體各自的成長 率。此外,各經濟體反倒受害於會員國間反覆出現的總體經濟不平衡問題。最後,各經濟體變得更 脆弱,整體表現並不出色,尤其是經濟成長和失業問題方面。當然,全球經濟危機更加惡化這個過 程。
從 2000 年代中期以來,歐元區內的差異性顯示在各國差距甚大的出口表現上,其中亦包含 歐盟內部市場。此差異性來自於各國薪水支出的演變以及家庭和各政府的負債率。而除了這些既存 的差異問題,供應和需求的衝擊已導致各國內部扭曲,且調整政策無法在歐盟層級施展。歐元區的 規範和經濟治理機構,毫無疑問地僅能適應低程度的循環性衝擊,但無法有效回應總體經濟和結構 性的強烈變動,尤其還得面對德國的薪水限制政策。
走過馬斯垂克和阿姆斯特丹條約,歐洲各國政府目前停留在貨幣政策的十字路口上。事實 上,他們不是走過了頭,在一個經濟空間內創立了單一貨幣,卻又準備不及,未能達成貨幣穩定這 項唯一的目標;不然,他們就是在往歐盟經濟政策整合的半途中停了下來。
我們需了解到不能把貨幣聯盟限制在一個簡單的技術層次,而又期許它能推動經濟政策的 相關措施並降低伴隨匯率不穩定性而導致的運作不良。對許多人來說 (我們可以提到 Jacques Delors) ,經濟貨幣聯盟代表的是一個政治計畫,引導歐洲邁向更深層的經濟和政治整合。然而,歐元區危 機,正如同全球化和後危機的「新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種種挑戰,自此成為迫切需要面對的問題。 因此,建立一個新型態的歐洲貨幣組織顯得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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